外交部發言人將中國聲音傳向世界

現任3位發言人秦剛、華春瑩(左)和洪磊(右)在2012年11月16日外交部例行記者會上。

1982年外交部首場發佈會，中間宣讀聲明者是錢其琛。

【環球時報記者  劉暢】中國外交部南樓“藍廳”，1個發佈台、300個座位。工作日每天下午3時，發言人走到台前，面向中外記者答問。類似場景在中國已經延續30年。從某種意義上説，30年來中國外交部每場發佈會都是對中國對外開放探索與深入的忠實記錄。而今，外交部藍色背景的發佈台總上電視新聞，發言人一言一行皆為民間津津樂道。現任發言人、新聞司司長秦剛對《環球時報》表示，外交部將不斷提升新聞發佈水平，努力讓國內公眾“聽得懂”，讓國際社會“聽得進”。多名接受本報記者採訪的外國駐華記者也表示，發言人機制對外界聆聽中國、彼此加深瞭解“至關重要”。

不是明星，卻不乏名氣

30年來，外交部發布廳無數次被聚光燈點亮，先後走到台前的27名發言人包括5名女性在內，從未有專人化妝造型。“我希望別人更關注我講什麼，而不是穿什麼”，現任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對《環球時報》説。接受記者採訪時，秦剛強調，發言人不是明星，忘卻小我，才能底氣十足。

但外界不這麼看。李肇星任副外長期間，一次應某部委之邀做國際形勢報告，因臨時有要務，讓一名發言人代為前往。而該部委會議主持人的一番開場白竟是：“非常感謝外交部對我們的重視，本想請外交部副部長來講講國際形勢，他們竟然把發言人派來了!”

一直以來，外交部發言人由新聞司司長和副司長兼任。27名發言人中，錢其琛、齊懷遠、馬毓珍、李肇星、吳建民、陳健、沈國放、朱邦造、孔泉、劉建超、馬朝旭、秦剛等12人是司長兼發言人，其他為副司長兼任。發言人最短在任時間不足2年，最長超過9年，平均任期約為4年。已卸任的24名發言人中，多人曾在或正在中國駐外使館擔任大使職務，或是從大使任上卸職進入中央外辦、外交學會等機構部門;錢其琛、李肇星曾任外交部長。

27名發言人均有豐富的外交閲歷。《環球時報》記者梳理發現，27人中，上任時在40歲以下的有3人，迄今最年輕的發言人劉建超任職時37歲;50歲以上的有10人，不過1996年後任職的發言人，上任時年齡都在50歲以下。根據外交部公開的履歷，現任發言人秦剛1984年進入外交部，2005年在新聞司副司長任上兼發言人，2011年任司長兼發言人。洪磊、華春瑩分別於2010年、2012年開始在新聞司副司長任上兼發言人，此前兩人均已在外交部工作整20年。

“三十而立”，從歷史中走來

今年12月12日晚，外交部在北京大都美術館召開發言人制度30週年暨外國駐華記者新年招待會，現場陳列歷任發言人照片、履歷，外交部長王毅致辭：“三十而立”。一名在華報道多年的美國記者向《環球時報》記者指出他熟悉的老面孔：“1994年我來中國，前後結識了幾任發言人，會場上我們在發佈台兩端，但私下交流讓我們成為朋友”。當晚，外交部前發言人齊懷遠、李肇星、段津、王振宇、沈國放、李建英、孫玉璽等出席，他們都是在制度建立後的前20年任職，最年輕的現已61歲。席間，73歲的李肇星攙扶着83歲的齊懷遠。

回溯30年前的3月1日，時任外交部新聞司司長齊懷遠在北京建國門外國際俱樂部舉行記者會，宣佈“中國外交部即日起建立發言人制度”。由此，外交部成為國家部委中首個設立發言人、定期召開記者會的部門。

“事情要從(1982年)3月24日説起”，錢其琛在著作《外交十記》中寫道，那天，蘇聯領導人勃列日涅夫在烏茲別克斯坦首都塔什干發表長篇講話，雖然仍充滿對中國的攻擊，但明確承認中國是社會主義國家，強調中國對台灣主權，表示願意改善對華關係並建議雙方磋商。鄧小平注意到蘇聯傳遞的信息，“(他)打電話到外交部，指示立即做出反應”。26日，在老外交部主樓門廳處，七八十名記者圍站一圈，時任新聞司司長錢其琛發表著名的3句話聲明：“我們注意到了3月24日蘇聯勃列日涅夫主席在塔什干發表的關於中蘇關係的講話……”聲明引起國際社會極大關注，成為發言人制度正式建立的契機。

初期，外交部每週開一次記者會，只發布，不答問。1983年9月開始在每月第一週的記者會上接受提問，1986年追加到每月兩次，1988年開始記者可以在每次記者會上提問，1997年取消提問次數和時間限制，問完為止。“中國和世界相互瞭解的需求是制度發展的源動力”，外交部發言人團隊對《環球時報》表示。1995年發佈會改為一週兩次，2011年改為一週5次。

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首席駐京記者吉米回憶説，上世紀80年代初他剛到中國時，中國沒有新聞發佈機制，採訪沒有聯繫人，不知道號碼，大多時候外國記者只能看中國官方報紙，後來外交部率先設立發言人，但言辭謹慎。在12月12日晚的招待會上，多名外國記者向《環球時報》記者肯定了中國信息發佈機制的變化。瑞典電視台記者莫伯格説，他可以在外交部發佈會上問任何問題。日本朝日電視台駐華記者富坂範明認為，這一平台開放程度與西方國家近似。吉米認為，近年來，中國政府整體信息發佈頻率加快，“質量勝過以往”。

問答之間，“官話”寓意深

絞盡腦汁獲取信息的記者和秉持原則、代表官方發聲的發言人是一對有趣組合，場上鬥智鬥勇，場下交流坦誠。沈國放任發言人4年間，自認較為滿意的回答“大都來自那些刁鑽、尖鋭的問題”。秦剛説，發言人的最大挑戰是自己，因為“沒有不好的問題，只有不盡如人意的答案”。

也有外國記者評價説，發言人是嘴最嚴的一羣人，不管你如何變換角度他們總能迴避敏感問題。“有時你甚至佩服他們侃侃而談卻幾乎沒有透露任何信息的能力”，一名向《環球時報》記者要求匿名的英國資深記者説，全球的發言人都秉承同一原則，“區別在於他們中的出色者可以把故事講得更為動聽”。在美國記者吉米看來，好的發言人懂新聞運作，會幫媒體講故事，“就像做生意瞭解顧客需求一樣”。

美國公共廣播電台記者孔安駐華15年，他説，“中國信息發佈的特點在於，官員級別越高越敢説話，有些低級別官員寧肯不説以免説錯，影響了本來可以透露的信息量”，“但可以理解讓低級別官員詮釋敏感問題的難度”。

輿論期待發言人風趣、個性乃至激烈反應，而《環球時報》記者綜合外交部公開資料和報道發現，發言人的首要標準是紮實、穩妥，每句話背後都有政策考量。政治素養是核心要求，必須“愛國、站穩立場、替中國發聲”，進而要求專業素質，即把握政策、通曉內外、懂得引導，其次才求應變、善言、富於變化。李肇星12月發佈的新書《説不盡的外交》對此有精準描述：發佈會不是即興表演，不是抱有僥倖心理的學生答卷，發言人須掌握兩條：説我知道的，説我可以説和應該説的。

發言人反覆強調同一立場，這是因為大國外交政策具有穩定性、連貫性特點，“一個表態的變化可能意味着背後政策的變化”，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副教授周慶安説。他認為，中國發言人機制需要時間來培養公眾認同。

私下交流時，發言人往往善談，且極富思考力。洪磊説，“我前面有24位響噹噹的發言人，如何傳承好這一棒，不辱使命，是我天天要面對的”。發言人遍讀經典發佈案例，有各自推崇的榜樣。如面對記者提問：“美國官方關於柬埔寨問題的解釋顯然前後矛盾，是誰在對我們撒謊，然後通過我們向美國人民撒謊？”基辛格略頓1秒答道：“我喜歡這一問題的建設性精神。”尼克松訪華期間，有美國記者問周恩來：“總理閣下，為什麼美國人愛仰着頭走路，中國人總是低着頭走路呢？”周恩來聽罷笑答：“這有什麼奇怪，美國人走的是下坡路，中國人走的是上坡路。”

台前一人，台後團隊

聚光燈下的發佈台，是中國外交30年的縮影，也是發言人機制不間斷運轉的濃縮一瞬。發佈廳的鏡頭從未捕捉到，每當下午3時發言人走到台前時，幾名新聞司發佈處工作人員已坐在後排座椅中間。他們，是發言人的幕後團隊。

北京朝陽門外，清晨車流還未密集，外交部大樓6層燈光已經亮起。新聞司發佈處一名負責人向《環球時報》記者介紹説，發言人團隊十幾人，很年輕，每天一場發佈會，節奏始終緊張。一日籌備從輿情彙總開始，統觀熱點事件動態、中外媒體報道評論、網絡輿情、公眾看法。此後發言人和團隊進行“一大碰、無數小碰”，除議題討論，還設想各種可能的提問角度和應答策略，其中一些情況要與外交部內各地區業務司局和其他部委溝通。溝通持續到發佈會前最後一分鐘。一般情況下，團隊能夠預測現場大部分問題，但超出預測的，全靠發言人個人積累和發揮。

發佈處設24小時答問手機，幾名負責人輪流值班，運作了13年。遇上突發事件，值班者連接百餘個電話直至手臂抬不起來是常有的事。現在“藍廳”發佈會也接待公眾旁聽，“努力實現開放、透明、接地氣”。

周慶安帶領的調研團隊用一年時間跟蹤評估發現，外交部加大信息發佈密度後，在外媒的國際問題尤其是涉華問題報道中，中國聲音的引用率顯著上升。據周慶安團隊評估，外媒對通過發佈會瞭解中國權威信息的依賴程度越來越高，“發言人表態部分替代了外媒慣常採用的對華觀察家評論，填補曾經單方面信息真空，利於對華平衡報道”。周慶安認為，信息公開是一個緩慢的發展過程，首先要提高發布頻率，讓媒體形成引用習慣，中國聲音才會逐漸獲得理解和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