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與黨的羣眾路線

羣眾路線是我們黨的傳家寶，毛澤東無疑是這一路線的主要創立者。在長期的革命和建設中，毛澤東提出了一系列關於羣眾工作、密切聯繫羣眾、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等觀點，形成了系統的黨的羣眾路線思想。

建黨初期、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時期是毛澤東羣眾路線思想的孕育和形成時期。在這一時期，圍繞着黨和革命的依靠力量以及黨的工作方法等重大問題，毛澤東提出了一系列關於羣眾、羣眾工作的觀點。

關於黨和革命的依靠力量，毛澤東指出：“真正的銅牆鐵壁是什麼？是羣眾，使千百萬真心實意地擁護革命的羣眾。”針對黨內對農民和農民運動的一些模糊認識，他從中國社會各階級的經濟狀況入手，分析了敵我友的問題，回答了中國無產階級最廣大和最忠實的同盟軍就是占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民。關於黨和羣眾的關係，毛澤東指出：“革命黨是羣眾的嚮導，我們的革命要有不領錯路和一定成功的把握，不可不注意團結我們的真正的朋友，以攻擊我們的真正的敵人。”黨的正確的鬥爭策略也是在羣眾鬥爭中形成的，他説：“共產黨的正確的不動搖的鬥爭策略，決不是少數人坐在房子裏能夠產生的，這就是説要在實踐經驗中才能產生。因此，我們需要時時瞭解社會情況，時時進行實際調查。”同時，毛澤東一再強調，中國共產黨只有為人民謀利益，才能得到廣大羣眾的支持和擁護。

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時期，毛澤東羣眾路線思想不斷完善和成熟。這主要表現在：

一是，毛澤東關於羣眾的觀點進一步充實和完善。抗戰爆發後，毛澤東提出“兵民是勝利之本”，戰爭偉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在於民眾之中，“依靠民眾則一切困難能夠克服，任何強敵能夠戰勝，離開民眾則將一事無成”。在1945年的《論聯合政府》的政治報告中，毛澤東指出，密切聯繫羣眾、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是中國共產黨區別於其他政黨的一個顯著的標誌。他還從我們黨的根本性質和宗旨出發，提出把“和最廣大的人民羣眾取得最密切的聯繫”作為黨的三大優良作風之一，這就使我們黨對羣眾路線的認識提到了一個新的高度。

二是，毛澤東提出並系統地闡發了“從羣眾中來，到羣眾中去”的根本方法。在《關於領導方法的若干問題》中，毛澤東指出：“在我黨的一切實際工作中，凡屬正確的領導，必須是從羣眾中來，到羣眾中去。這就是説，將羣眾的意見（分散的無系統的意見）集中起來（經過研究，化為集中的系統的意見），又到羣眾中去作宣傳解釋，化為羣眾的意見，使羣眾堅持下去，見之於行動，並在羣眾行動中考驗這些意見是否正確。然後再從羣眾中集中起來，再到羣眾中堅持下去。如此無限循環，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確、更生動、更豐富。這就是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在這裏，他明確提出了“從羣眾中來，到羣眾中去”的根本方法，並深刻地揭示了這一工作方法的馬克思主義認識論基礎。

毛澤東羣眾路線思想在新中國成立後得到進一步發展。這主要表現在：

一是，毛澤東深刻闡述了黨的羣眾路線在政治、經濟和社會等領域的主要表現形式。在政治領域，他強調，“民主集中制的方法是一個羣眾路線的方法。先民主，後集中，從羣眾中來，到羣眾中去，領導同羣眾相結合”。這就創造性地將民主集中制與羣眾路線有機統一起來了。在經濟領域，毛澤東把黨的羣眾路線和生產實踐中的技術革新、技術革命緊密結合起來，形成了“兩參一改三結合”管理思想。在社會領域，毛澤東深刻揭示了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和踐行羣眾路線之間的一致性，他説：“所謂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就是我黨從來經常説的走羣眾路線的問題。共產黨員要善於同羣眾商量辦事，任何時候也不要離開羣眾。”

二是，毛澤東對執政後黨內滋生的脱離羣眾的現象進行了批判。對於主觀主義，毛澤東深刻指出，“各級黨委不作調查研究工作。絕對禁止黨委少數人不作調查，不同羣眾商量，關在房子裏，作出害死人的主觀主義的所謂政策”。對於官僚主義，毛澤東強調，“人們的工作有所不同，職務有所不同，但是任何人不論官有多大，在人民中間都要以一個普通勞動者的姿態出現”。針對黨內貪圖享樂不願再過艱苦生活的情緒，毛澤東教導黨員幹部“要保持過去革命戰爭時期的那麼一股勁，那麼一股革命熱情，那麼一種拼命精神，把革命工作做到底”。對於一些黨員幹部的奢靡之風，毛澤東更是給予痛批，他指出，我國是一個經濟落後的窮國，但“浪費的範圍極廣，項目極多，又是一個普遍嚴重現象，故須定出懲治辦法”。

毛澤東在領導中國革命和建設的過程中，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實際相結合，形成了豐富的羣眾路線思想。1981年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將這一思想確定為毛澤東思想活的靈魂之一。重温毛澤東關於羣眾路線的一系列論述，對於我們黨正在開展的羣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具有重要的意義。

（作者分別為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國家主權是人權的基本保障研究”首席專家、清華大學教授，課題組成員、北京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