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親華:毛澤東關於解決台灣問題的五大貢獻
今年是毛澤東誕辰120週年。解決台灣問題是毛澤東畢生未竟事業。為完成這一歷史使命,實現祖國完全統一,毛澤東殫精竭慮,做了大量工作,作出五大歷史性貢獻。
貢獻一:提出解決台灣問題將成為中國長期戰略任務
1949年初,經過遼瀋、平津、淮海三大戰役決戰,國民黨失敗已成定局。人民解放戰爭的勝利,處於危局的蔣介石統治集團,開始考慮在全國失敗後的退路。1949年1月蔣介石下野前後,最後確定將國民黨的落腳點放在台灣,並開始了“放棄大陸,經營台灣”的計劃。
毛澤東是中共高層最早察覺蔣介石這一動向並進行深入思考的領導人。1949年2月1日毛澤東在會見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米高揚時,首次談及台灣問題。他説,目前,還有一半的領土尚未解放。大陸的事情比較好辦,把軍隊開去就行了。海島上的事情就比較複雜,須要採取另一種較靈活的方式去解決。台灣是中國的領土這是無可爭辯的。現在估計國民黨的殘餘全要撤到那裏去,以後同我們隔海相望,不相往來。那裏還有一個美國問題。台灣實際上就在美帝國主義的保護下。台灣問題更復雜,解決它更需要時間。毛此番談話,明確提出台灣問題的複雜性,指出了台灣問題中的美國因素,並開始思考要把解決台灣問題同大陸上採取的軍事行動分開來處理的方式。
1949年3月15日新華社發表《中國人民一定要解放台灣》的時評,首次明確提出武力解決台灣問題的方針。指出,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反動派夢想託庇於美帝國主義的軍事保護下,把台灣作為最後掙扎的根據地。“中國人民(包括台灣人民)將絕對不能容忍美帝國主義對台灣或任何其他中國領土上的非法侵犯,同樣亦絕對不能容忍國民黨反動派把台灣作為最後掙扎的根據地。中國人民解放鬥爭的任務就是解放全中國,直到解放台灣、海南島和最後一寸土地為止”。同年12月31日,中共中央發表《告前線戰士和全國同胞書》明確提出:解放台灣,完成統一中國的事業是“中國人民解放軍和中國人民在1950年的光榮戰鬥任務”。為此,毛澤東和中共中央作了精心準備。1950年成立前線指揮部,由粟裕任總指揮。為了培養台灣幹部,把參加過“2.28”事件後退到大陸的幹部和解放軍中的台籍士兵集中在台灣幹部訓練團學習,對台工作關係集中在指揮部,並制定了具體攻打台灣的計劃。後來由於朝鮮戰爭爆發,中央軍委和毛澤東決定出兵朝鮮,作戰任務也由解放台灣,統一祖國轉變為抗美援朝,保家衞國,解放台灣的戰役因此被擱置。
貢獻二:確立一箇中國原則及其基本內涵
一箇中國原則是中國對台政策的基石,關乎台灣的法律地位歸屬。毛澤東在領導中國人民捍衞中國主權和領土完整的正義鬥爭中,首先是同美國所謂“台灣地位未定”、“劃峽而治”等泡製“兩個中國”圖謀的正義鬥爭中形成了一箇中國原則,並確立一個個中國基本內涵。
1949年10月1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向世界各國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取代國民政府反動統治,成為代表全國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明確宣佈“中華民國”已經喪失代表中國的合法性.新中國建立之初,美國在台灣主權歸屬中國問題上的立場是明確的。1949年12月23日,美國務院“關於台灣的宣傳指示”表示,“台灣在政治上、地理上和戰略上都是中國的一部分,從歷史上看,它是中國的”。1950年1月5日,美國國務卿艾奇遜在一項聲明中再次表示“當台灣被作為中國的一個省的時候,沒有任何人曾對此提出過法律上的疑難”。
然而,1950年6月朝鮮戰爭爆發後,美國出於冷戰需要,立即調整其對台政策。6月27日美國總統杜魯門聲明正式提出“台灣未來地位的決定必須等待太平洋安全的恢復,對日和約的簽訂或經由聯合國的考慮”。隨後,美國政府把侵佔台灣作為一項長期政策確定下來,企圖將台灣問題國際化,使台灣脱離中國。
針對美國侵佔台灣,炮製“台灣地位未定論”,毛澤東進行了堅決鬥爭。6月28日,毛澤東在中央人民政府第八次會議上指出,“杜魯門在今年一月五日還聲明説美國不干涉台灣,現在看他那是假的,撕毀了美國關於不干涉中國內政的一切國際協議”。同日,周恩來發表聲明,代表中國政府宣佈,“杜魯門二十七日的聲明和美國海軍的行動,乃是對於中國領土的武裝侵略,對於聯合國憲章的徹底破壞”,“不管美國帝國主義者採取任何行動,台灣屬於中國的事實,永遠不能改變”。10月23日,中國政府任命伍修權為大使銜特別代表出席聯合國安理會,伍在安理會上嚴正指出:台灣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灣的地位早就決定了,台灣只有一個問題,就是美國政府武裝侵略我國領土台灣的問題。這是新中國首次在國際舞台上全面充分表達中國政府關於台灣問題的一箇中國原則。
朝鮮停戰後,美國進一步加強同台灣的軍事關係,並企圖與台締結防禦條約。這引起毛澤東高度警惕。在1954年7月7日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毛指出:“現在美國同我們關係中的一個重要問題就是台灣問題,這個問題是個長時間問題。我們要破壞美國跟台灣訂條約的可能”。
1958年5月後,台灣當局以中東地區局勢緊張為由,對大陸沿海地區進行武裝挑釁,美國也命令第七艦隊進入戰備狀態。台灣海峽局勢頓時緊張起來。毛澤東決定抓住時機,以炮擊金門的方式把台灣問題提出來。10月6日,毛澤東以國防部長彭德懷名義發表《告台灣同胞書》,接着又起草了《再告台灣同胞書》。、《三告台灣同胞書》等重要文告,系統地闡述了一箇中國原則。強調“台灣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世界上只有一箇中國,沒有兩個中國”,“我們都是中國人,中國人的事由中國人自己解決,不容許外國勢力干涉”,“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唯一合法政府”。這些主張構成了一箇中國原則的基本涵義,核心是維護中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
貢獻三:探索和平解決台灣問題的方式
鄧小平提出“一國兩制”的科學構想不是偶然的。毛澤東關於和平解決台灣問題的主張,為“一國兩制”形成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礎。
進入上世紀五十年代中期,國際緊張對峙形勢出現新的緩和:1953年7月朝鮮停戰,次年春夏越戰停火。美國對我國侵略、遏制的政策屢遭失敗,台海兩岸的緊張形勢也有所緩和。為適應新的形勢,毛澤東開始探索和平解決台灣問題的構想。1955年4月,周恩來參加亞非會議前,毛澤東確定:“可相機提出在美國撤退台灣和台灣海峽的武裝力量的前提下和平解放台灣的可能”。1956年,毛澤東關於和平解決台灣問題的思想進一步發展。1月25日,毛澤東在第六次最高國務會議上提出:“台灣那裏還有一堆人,他們如果是站在愛國主義立場,如果願意來,不管個別的也好,部分的也好,集體的也好,我們都要歡迎他們,為我們的共同目標奮鬥”。1月30日,周恩來代表毛澤東在政協二屆二次會議上正式宣佈:凡是願意走和平道路的人,不管他們過去犯過什麼罪過,中國人民都將寬大對待,不咎既住,凡是在和平解放台灣這個行動中立了功的,中國人民都將按照立功大小給以應得的獎勵。並號召:“為爭取和平解放台灣,實現祖國的完全統一奮鬥”。4月,毛澤東又提出“和為貴”,“愛國一家、愛國不分先後”的政策。同年6月28日,周恩來在人大一屆三次會議上進一步提出,我們願意同台灣當局協商和平解放台灣的具體步驟和條件,並且希望台灣當局在他們認為適當的時機,派遣代表到北京或者其他適當地點,同我們開始這種商談。10月間,毛澤東會見有關朋友表示,如果台灣迴歸祖國,一切可以照舊,台灣可以實行三民主義,可以同大陸通商,但是不要派特務來破壞,我們也不派紅色特務去破壞他們,談好了可以簽訂個協定公佈。
60年代,毛澤東進一步深化和平解決台灣問題構想。1960年5月22日,毛澤東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研究並確定了關於台灣問題和對台工作總方針。毛澤東提出:對蔣介石我們可以等待,解放台灣的任務不一定要我們這一代完成,可以留交下一代去做,問題是要有個想法,逐步製造些條件,一旦時機成熟就好辦了。毛還提出:台灣只要和大陸統一,除外交必須統一於中央上,所有軍政大權、人事安排大權等均由蔣介石掌握,所有軍政及建設費用不足之數悉由中央撥付,雙方互約不派人員去做破壞對方的事情。並一再表示,台灣當局只要一天守住台灣,不使台灣從中國分裂出去,大陸就不改變目前的對台灣關係。1963年1月,周恩來將毛澤東提出的上述原則概括為"一綱四目"轉達給台灣當局。其主要內容,一綱是:只要台灣迴歸祖國,其他一切問題悉尊重蔣介石意見妥善處理。四目是:(一)台灣迴歸祖國後,除外交必須統一於中央外,所有軍政大權人事安排等悉由蔣介石全權處理。(二)所有軍政及建設費用,不足之數,悉由中央撥付。(三)台灣之社會改革,可以從緩,必俟條件成熟,並尊重蔣介石意見協商決定,然後進行。(四)雙方互約不派人進行破壞對方團結之事。這實際上成為鄧小平關於“一國兩制”構想的思想源頭。
貢獻四:闡述了國際事務中涉及台灣的原則問題
毛澤東在國際事務中,特別是處理與中國建交國同台灣的關係問題及有關國際組織與台灣關係問題等,始終堅持一箇中國原則立場。
1949年4月渡江戰役勝利之後,籌備新中國的任務已經現實地提到中央的工作日程。新中國政府面臨着和各國建立外交關係、參加聯合國及其他國際組織等一系列新的重大問題.為此,毛澤東進行了前瞻性的思索和系統闡述。
1949年4月28日,毛澤東在一份中央軍委電報中首次提出西方國家與中國建交的原則,表示“現美國方面託人請求和我方建立外交關係,英國亦極力想和我們做生意。我們認為,如果美國及英國能斷絕和國民黨的關係,我們可以考慮和它們建立外交關係的問題“。同年4月30日,毛澤東在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部發言人聲明中進一步豐富了新中國的建交原則,指出中國同各外國的外交關係,“必須建立在平等、互利、相互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的基礎上,首先是不能幫助國民黨反對派”,“外國政府如果願意考慮同我們建立外交關係,它就必須斷絕同國民黨殘餘力量的關係,它在中國的武裝力量撤回去”。6月15日,在新政協籌備會上毛澤東正式對外公佈了新中國的建交原則:“任何外國政府,只要它願意斷絕對於中國反動派的關係,不再勾結或援助中國反動派,我們就願意同它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領土主權的原則的基礎上,談判建立外交關係的問題”。
聯合國是由主權國家組成的政府間國際組織,只有主權國家才有資格參加。毛澤東圍繞着恢復中國在聯合國合法席位問題,與美國等西方國家在聯合國搞“雙重承認”、製造“兩個中國”等圖謀,進行了堅決鬥爭。1950年1月7日,毛澤東指示周以中國外交部長的名義向聯合國安理會發表聲明,“否認前國民黨政府代表在安理會的合法地位”。根據毛的指示,1月8日,周恩來致電聯合國大會主席和秘書長並轉安理會成員國,指出“只有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才是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全體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國民黨反動政府已喪失了代表中國人民的任何法律的與事實的根據”,“國民黨代表留在安理會是非法的,應當將其從安理會開除”。隨着新中國國際影響力日益增長,越來越多的國家,特別是發展中國家希望中國早日進入聯合國。1956年9月30日,毛澤東同來訪的印尼總統蘇加諾專門談及關於恢復中國在聯合國合法席位問題。毛澤東表示,聯合國裏只能是一箇中國,不能有“兩個中國”。只要在聯合國裏還有一個小小的台灣,我們就不進去。1957年3月,毛澤東又進一步就關於中國參加奧運會、聯合國附屬機構等國際組織問題發表看法,表示如果這些組織內有國民黨代表,我們就不參加;如果參加了那就是承認“兩個中國”。美、英這些國家要搞“兩個中國”的陰謀,一方面承認我們,一方面又承認台灣。我們的方針是:承認我們就不能承認台灣。
針對美國等西方國家有意將台灣問題與兩德、兩越、兩韓問題混淆,為其在國際上搞“兩個中國”製造輿論的圖謀,毛澤東明確指出,中國大陸與台灣的關係不同於兩國、兩朝和兩越。台灣問題是中國內政.兩德、兩朝和兩越是由國際協定規定分開的,台灣與中國大陸的分裂,並無任何國際協定規定。
貢獻五:排除解決台灣問題的外部障礙
美國插手與阻撓,是台灣問題至今未能解決的最大外部障礙。為遏制中國,美國始終將台灣視為部署在西太平洋上的“一艐不沉的航空母艦”。
建國之初,美國以新中國政府沒有“接受國際義務”為由拒不承認中國,剝奪中華人民共和國進入聯合國的合法權利。朝鮮戰爭爆發,美國以武力介入台灣,干涉中國內部事務,鼓吹“台灣地位未定論”,使台灣問題更加複雜化。在事關國家主權、領土完整的大事大非面前,毛澤東歷來亳不含糊。1955年2月,中國頂住美國反華的戰爭叫囂,解放大陳島等,拔除蔣介石集團在浙江沿海據點。1958年8月,台灣海峽烽煙再起。美國試圖用撤退金馬蔣軍的圖謀,把台灣和大陸完全隔離開來,以便製造“兩個中國”、“一中一台”。毛澤東識破美國的陰謀,把解放金馬同解放台灣作為一個整體加以考慮,決定暫時維持金馬現狀,不讓美國從金馬脱身。
同時,毛澤東根據國內外形勢變化,適時調整對美策略,加大做美工作的力度,降低美國因素對解決台灣問題的掣肘。1954年,中國提出著名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1955年4月,周恩來在亞非會議上公開表示,中國人民同美國人民是友好的。中國人民不要同美國人民打仗。中國政府願意同美國政府坐下來談判,討論緩和遠東緊張局勢問題,特別是緩和台灣地區緊張局勢問題。1955年8月1日起中美正式開啓大使級談判,台灣問題始終是中美大使級會談的主題。與此同時,中國還開展大量外交活動,特別是積極尋求與發達國家發展外交關係。1964年,實現中法建交,打開了中國同西方大國建交的突破口。同年中國成功爆炸原子彈,進一步增強中國與美國打交道的籌碼。1969年2月,毛澤東授意陳毅、徐向前、聶榮臻、葉劍英四位老帥研究國際問題。老帥們建議,可以主動重新舉行中美部長級或更高層級會談,協商中美間的根本性問題。1969年尼克松入主白宮,中美關係開始進入正常化進程。1972年2月尼克松訪華,中美發表“上海公報”。中方重申自己的原則立場,美國則表示:“美國認識到在台灣海峽兩邊的所有中國人都認為只有一箇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美國政府對這一立場不提出異議”。1971年10月,第26屆聯合國大會通過2758號決議,驅逐台灣當局代表,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席位和一切合法權利。1972年9月中日建交,日本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國政府關於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立場,並且堅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第八條規定的立場。一箇中國的國際格局初步形成。(楊親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