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進城農民工：“異鄉人”沒社保沒進過大醫院
據中國之聲《央廣新聞》報道，中國之聲開播十週年特別紀念《十年，這裏》。
今年是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第一套節目以“中國之聲”的呼號向全國播出的第十年。站在時間的分水嶺上，我們憧憬下一個十年。未來的十年，可能是劇烈轉型的十年，可能是前所未見的十年，可能是深化改革最要緊的十年，可能是我們圓夢的十年。
從今年起，中國之聲用話筒對焦10箇中國地點，用十年時間記錄這些地方每年的變化，記錄這些地方的人們每年的喜怒哀樂，從細節處展開微觀中國的生動圖景。中國之聲和你相約，從今天開始，每年的12月31號，一起傾聽十個“中國樣本”。
>>聚焦城鎮化：
深圳市羅湖區黃貝嶺村緊鄰深南大道，是深圳市數量眾多的城中村的一個。在去深圳尋夢的年輕人裏，有不少人的起點就是從這樣的城中村開始的。截至去年，深圳市的流動人口超過1500萬，是户籍人口的5倍，在這座急劇膨脹，急速向前的大都市裏，這些異鄉人的生活有哪些苦與樂？他們對未來又有什麼期待和嚮往？
從家鄉來到深圳，第一次看到父母住的房子，20歲的李澤嚇了一跳。他沒想到，在不到十平米的房間裏，父母是和幾家人同住。
李澤：我估計再怎麼也是一個小房子吧，雖然説不是很大，但是一家人也該夠了吧。那麼小的空間裏生活了那麼多人，換個角度你也應該受不了是吧。
在這種李澤忍受不了的環境裏，他的母親程志碧已經居住了多年。從1993年到深圳打工開始，李澤的父母就住在黃貝嶺村。
程志碧：幾家人，一個牀挨一個牀就是一家人。就這樣子住啊，哪裏還有房間啊，有的有兒子的就住上牀鋪，就這樣子住的啊。
提起黃貝嶺村那片低矮的舊屋，在這裏住過的人都有些話要説：
“以前很髒很臭的，我都不喜歡來的，臭的頭都暈了，三拐八拐的拐過去拐過來。”
“迷宮。”
“那時候我剛到深圳，在黃貝嶺，我看到處的房子都是矮房子，我看那些門也一樣，我説轉來轉去，怎麼找不到哪裏出去。”
如今，這些都成了回憶。那些逼仄凌亂的出租屋在今年被推土機剷平。未來，將有幾十棟大廈從這裏拔地而起。曾在這裏居住過的人們，有不少盼望着樓盤趕緊建成。不是為了入住，而是為了生意。黃貝嶺村裏，住客多來自四川達州、南充、湖南攸縣，還有廣東其他地區。來自四川的打工者們大多從事建築或者是家庭裝修行業。其中就包括李澤一家，只是眼下，除了生意，他們更擔心從低矮的平房搬進周圍的樓房之後，跟着水漲船高的房租。
“現在我們兒子大了，那邊也搬遷了，所以現在壓力大，就這樣子咯，住不起房，也沒地方住，一個月剩不了多少錢，也要這樣生活。”
房租漲得太快，是住在類似黃貝嶺村的打工者們共同面臨的難題。
“在外面，你一旦交不起房租，你就該往老家走，比生活成本還高。”
“我們吃還可以節約一點，儘管吃差一點也不要緊，房租費你必須給他，三月份漲一百，你住還是不住？你不住他住，五月份，他又要漲一百，沒完沒了的。”
房租太高，便要從其他費用裏節省。見到申阿姨時她剛剛做完保潔收工回家，她一邊招呼我們一邊把一個瓶子塞進被褥。
申阿姨：節約的水，回來沖涼用。
記者：節約的水這是放在被子裏？
申阿姨：放在被子裏等一下不涼。
記者：那個是洗衣液的瓶子？
申阿姨：啊。
記者：那能保温嗎？
申阿姨：不保温，打回來就洗，節約一點水。
“這裏沖涼要煤氣的嘛，要交水費的嘛。”
申阿姨來深圳打工快十年，沒去過一次大醫院。遇到感冒發燒這樣的“小病痛”，就到旁邊的私人診所裏買點藥吃。
申阿姨：我們配藥就是隨便配一點咯，反正就是十多塊錢。進大醫院我們進不起。反正我們也沒進過大醫院。
省錢是一方面，沒有醫保是另外一個原因。不僅沒有醫保，申阿姨在深圳做了十年保潔，甚至沒簽過一份勞動合同。
申阿姨：什麼都沒有，我們跟私人搞衞生。什麼合同都沒簽，到了月底把錢發給我就行。
邱興堂則是這裏為數不多的願意花錢購買社保的個體打工者。他説，這樣做的目的，是要讓自己在深圳出生，在深圳長大的兒子也能夠在深圳順利入學。
邱興堂：我兒子在公立學校上學，我現在也是個人嘛，我想方設法找到一個朋友的公司裏面，我自己全額交社保，我就是想拿到證件嘛，其他的我沒有意思，我就是想讓兒子上學嘛。
邱興堂能夠感受到兒子和孩時的自己是有多麼不同，他也想讓兒子在將來能有一個跟自己不一樣的人生。但面對兒子的有些提問，至今，邱興堂都沒法回答。
邱興堂：他問過我，他説我生在深圳，為什麼我是達州人？他不理解我們現在的户籍制度，我説這個問題你大了就知道了，我現在解釋不了。
新的一年，邱興堂希望兒子能夠順利考上中學，當然，他更希望異地高考的政策能夠儘快落實。
邱興堂：一種願望了，因為我們也看到一些信息説，以後外地户籍的可以在深圳參加高考，只是一種願望，等吧。
程志碧則盼望着兒子李澤能趕緊找到個心儀的姑娘，成家立業。為了完成這樣的目標，他們一家準備來年更加努力的工作，以便存下積蓄，在老家縣城裏買一套房子。
李澤：這樣的規劃啊，先把房子買了再説吧。
記者：也是在縣城買？
李則：肯定的，現在的女孩子就是這樣現實，你不可能説你不買房子，那你結婚住哪？不可能回老家，對吧？
申阿姨已經在為和老伴幾年後回到故鄉重慶做盤算，她説，馬上就要六十歲了，年紀越大越覺得在深圳這樣的城市，舉步維艱。
申阿姨：大字不認識幾個，人又老了，什麼都難，處處都難。我們又沒有保險，什麼都沒有，那我們回家只有種地。
未來一年，他們夫妻倆還會留在深圳，申阿姨希望明年，這裏的房租別漲太快。
明年，記者將持續觀察這裏，來年的變化將在明年的今天為您呈現。
中國之聲觀察員趙九驍：報道中提到的農民工很具有代表性。比如程志碧，程阿姨她從1993年就開始到深圳來打工，她其實可以算做是第一代的農民工進城的代表，她那一代人實際上有更多的想法，他們不願意離鄉，雖然在城市裏面也追逐完夢想，實際上城市並不是她真正的歸宿，她甚至還想在退休的時候回到家鄉，她都不去醫院，因為她沒有醫保，另外一位邱叔叔希望孩子能夠在深圳上中學，他甚至希望在未來的十年當中，像他這樣的隨遷子女能夠在深圳完成異地高考的夢想，他們的這些夢想實際上折射出極其龐大的人類歷史上，最為龐大的城市化過程中必須面對的問題，我們有大約2.7億流動人口，俄羅斯和日本兩個國家的人口加起來不超過2.7億，未來我們充滿着轉型與陣痛的時代，如何讓這些追逐夢想的流動人羣告別候鳥式的半城市化狀態，讓他們能夠在城市裏安家、安心。
在未來我們展開的新一輪的城鎮化，他的核心就是以人為核心，那麼對於人來説，人的發展首先是它的一個在城市當中是否有一個穩定的就業，是否有一個穩定工作的預期，那麼比如像在深圳我們可能在經過這麼多年的奮鬥之後，這些農民工用他們的奮鬥幫助這個城市獲得新生，獲得發展，但是在未來他們如何能夠通過職業培訓，通過創業扶持能夠更好的融入到這個城市，這些都是需要我們來考量的，最關鍵的一點是基本公共服務的一個均等化，進城的農民在勞動報酬勞動保護、子女教育、醫療、養老、社會保障這些基本公共服務和公共產品，實現户籍人口向常住人口的全覆蓋。(記者 韋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