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平：真正能反映民間呼聲社會組織不獨立不完善
在資源配置方面，應該是市場起決定性作用。從這個角度來看，應該説，市場代表着私權，而政府代表的是公權。私權和公權的問題，實際上就是一個權利和權力之間的關係。
協商精神應該是契約精神很重要的一個方面，合同也好、契約也好，實際上是雙方當事人協商取得的結果，這實際上就是民主協商的機制。
過去，政府過多關心市場自由的法制，也就是剛才講的資源分配、價格定製，都是由各級政府來管，因為這裏有利益關係；而對於市場秩序的法律卻恰恰不太關心，這就有些本末倒置了。
著名法學家、中國政法大學名譽校長、中國經濟論壇專家 江平
正確處理好市場、社會和政府之間的關係，是處理好我們現在的升級也好、創新也好的一個很關鍵的問題。
市場、社會和政府之間的關係，嚴格説來是兩個關係，一個是政府和市場的關係，一個是政府和社會的關係。
處理好政府與市場關係，要大力弘揚契約精神
首先來談一下解決好政府和市場的關係。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指出，在資源配置方面，應該是市場起決定性作用。也就是説，國家、政府應該居於次要的地位。從這個角度來看，應該説，市場代表着私權，而政府代表的是公權。私權和公權的問題，實際上就是一個權利和權力之間的關係。政府代表的是公權力，而市場代表的是私權利。
在我們國家，如何解決好市場和政府之間的關係？應該大力發揚契約精神。
我覺得契約精神應該表現在以下四個方面。
第一個方面就是平等精神，實際上就是我們所講的權利平等、機會平等和規則平等這三個平等機制。西方國家曾經在法學方面有一句名言：從古代到現代法律發展的過程可以用一句話來概括，就是從身份到契約。這句話在法學界被認為是一個至理名言。身份就是代表不平等，而契約精神代表的是平等精神。平等精神應該説是市場經濟的基礎，權利平等、機會平等、規則平等應該是市場的最基本的條件，如果連三個平等都沒有，如果連起跑線都不平等，怎麼能夠體現契約精神呢？
我們現在要能夠體現真正的市場平等的精神，還差得很遠。首先看一看民營企業和國有企業，就有巨大的不平等。民營經濟和國有經濟在資源分配方面很不平等，比如國有企業的土地是無償劃撥的，民營企業的土地是要出錢的，且不説在礦產資源或者其他方面的一些情況。從這點來看，民營企業和國有企業實際上不是站在同一條起跑線的。國務院幾次通過了有關民營企業的一些規定，現在看起來執行得並不好。
另外，農村集體土地和國有土地也不是站在同等的起跑線上，集體土地許多方面都有限制，進入市場流通也有限制，而且集體土地和國有土地也不是同地、同權、同價。這怎麼能夠體現平等精神？
十八屆三中全會指出，要統一內外資法律和法規。這也説明我們的內資企業和外資企業，實際上也不平等。過去我們對於外資企業有更多的優惠，現在對於外資企業進行了某些限制，或者説有些限制了之後，引起了外資的一些不滿。如果不能夠把內資和外資放在一個平等起跑線上，這也不能夠貫徹平等的精神。
市場裏管制太多、協商太少
第二個就是自由精神。我想所謂自由精神，實際上就是利益關係，因為市場離不開利益關係，而利益關係主要是兩個方面，一個是資源分配，一個是價格規定。這是企業作為市場參與者的最關鍵的權利，這些權利如果它們自己不掌握，完全由政府來安排，那就失去了自由的含義。十八屆三中全會指出，資源配置應該由市場來決定，我想，價格也應該由市場來決定。那些扭曲的市場價格機制，應該把它改變過來，我想利益的機制就是一個自由的機制。
第三個就是協商的精神。協商精神應該是契約精神很重要的一個方面，合同也好、契約也好，實際上是雙方當事人協商取得的結果，這實際上就是民主協商的機制。
市場中的協商精神還有一個重要的含義，在法律中我們稱之為強制性條款和任意性條款。所謂強制性條款，就是法律這樣的規定，當事人必須來遵守，不遵守這個合同可能就是違法、就是無效。但在民事關係裏，尤其在市場經濟方面，還有很多是屬於任意性條款。所謂任意性條款，就是當事人之間可以自由協商，當事人協商決定的東西就是當事人之間的“法律”，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説當事人之間、市場經濟的主體之間，也有一種立法的作用，但是這個立法只對於雙方有效。這個精神我們過去也是比較弱，我們的法律強制性規範過多，而任意性規範完全尊重當事人意志，可以由當事人自主決定的，這樣一種意識還是很缺乏。
我覺得，第四個就是誠實信用的精神，或者叫誠信。這是市場精神里面一個很核心的價值觀念，就是説當事人之間既然定了合同，就有義務去嚴格遵守，而且應當把違反契約的誠實信用的精神看作是市場的最大的一個恥辱，或者是一個對市場最大的破壞。
現在在市場經濟裏，誠信作用還是很差的，不守信用、不誠實的交易行為仍然比比皆是。應該提倡把誠信作為市場經濟的一個基礎。西方國家包括德國、法國的民法典裏，關於誠信的條款被認為是帝王條款，即它是統治一切法律條文的最高條款。如果一個交易裏、一個市場關係裏連基本的誠實信用都沒有了，那就是破壞了整個市場經濟所建立的基礎、所建立的法制基礎。
政府應主要管市場秩序，而不是市場自由
正確處理政府和市場的關係，可以用一個概念來概括。西方有句諺語：屬於上帝的，讓上帝去管，屬於愷撒的，應該讓愷撒來管。這是市場經濟中很高的一個原則，甚至可以説是至高無上的原則。如果把這句話套用在政府和市場的關係裏，我們可以説，屬於政府的由政府來管，屬於市場的由市場來管，這個是市場經濟的至高無上的原則。如果這個原則不遵守，政府伸手管得過多，資源分配、價格確定，這樣的一些東西都由政府來插手，那麼我們實際上就是一種管制經濟，並不是一個真正的市場經濟。
政府應該是個有限政府，這個“有限”，我覺得在政府的作用裏面體現為兩個方面。一是政府要起到宏觀的作用，通過宏觀調控來保證市場的秩序、安全進行。二是在市場的秩序、公平交易方面，政府應該起到它應有的作用。
市場經濟的法制應該包含兩個方面，一是市場自由的法制，二是市場秩序的法制，兩者結合起來可以構成我們所講的市場法制。或者説，要把市場經濟變成法制經濟，關鍵就在於自由的法制和秩序的法制。
過去，政府，包括各級地方政府有一個錯誤的做法，就是過多關心市場自由的法制，也就是剛才講的資源分配、價格定製，都是由各級政府來管，因為這裏面有利益關係；而對於市場秩序的法律卻恰恰不太關心。按道理來説，市場自由應該由市場來管，而市場的秩序應該是政府來管，應該完全發揮自己的作用，但實際上政府往往對於市場秩序放之不管，更多去管了市場自由的一些東西，這就有些本末倒置了。
社會公共利益誰來確定？
第二個問題是處理好政府和社會的關係。其中，很關鍵的一個問題就是政府想有的是公權力，那麼社會想的是什麼呢？什麼是社會的職能？我想社會就是自治的職能，社會自治就意味着社會不僅有權利，也有權力，也就是給予社會的具有某種意義上的公權力，也有一些自主的權力。
這是一個很關鍵的問題，到底社會應該享有哪些權力？我認為，一是明確政府和社會的分工，二是明確社會自治的界限。我想起當初海南建省時，海南提出來自己的方案是大社會、小政府，但是後來這個理念也沒有完全得到實現，由於中央政府機構龐大，到了省裏也得按相應的機構來設立，所以原來設下的小政府也就逐漸被大政府所同化了。
小政府、大社會的理念，應該怎麼樣體現出來？舉個例子。當年審議物權法的時候，其中有一條提到：涉及公共利益需要時，可以徵收土地、房屋。當時引起爭論的是，這個“公共利益”是指國家的利益還是社會的利益？後來大家的意見基本一致了：是指社會公共利益，而不是國家利益。
社會公共利益究竟用什麼原則來確定？我覺得可以從幾方面來看。
第一個當然就是各級人大。各級人大應該是代表了社會利益，我們的人大代表應該是從羣眾中產生的，能夠反映羣眾的利益。
第二個就是社會組織的作用。我們現在的社會組織還沒有跟政府脱鈎，所以，十八屆三中全會指出，要加快社會團體、社會組織和政府的脱鈎，真正能夠讓社會組織成為民間組織。*我們現在有一些社會組織也不健全，比如農民佔有很大的數量，但是全國也好、各省也好、各市也好，都沒有農民協會。真正能夠反映民間的代表、民間呼聲的社會組織一不獨立、二不完善，在這些方面也必須加以完善，*才能夠解決好代表羣眾利益、社會利益的問題。現在也有一些聽證會來徵求一些民意，但是也沒有真正發揮作用。
第三個方面，對我國來説，很重要的是有反映民意的機構，能夠確實反映老百姓的呼聲，做一些民間意見的調查。西方這樣的組織很多，經常可以看到各種不同的民意機構和它們所做的民意調查。而我們在這方面仍然很欠缺。
我們在處理政府和社會之間的關係方面，有大量的工作要做。我們最近在民事訴訟法修改的時候，增加了一條，即一些民意機構可以作為代表民意的機關來提起訴訟。比如説中華環保聯合會，可以代表環境生態方面受到損害的老百姓提起訴訟，這是一個很大的進步，當然，也僅僅是一個開始。
(根據江平在第十三屆中國經濟論壇的演講整理，有刪節。未經本人審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