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運動員應該放棄工會化，聲明自己為實習生 - 彭博社

當西北大學的足球運動員上個月向國家勞動關係委員會提交請願書以成立工會時，他們首先要求被承認為員工。這個請求是對國家大學體育協會的公開挑戰，該協會自1953年以來將大學運動員指定為“學生運動員”，這個術語的創造正是為了避免與員工身份相關的責任和義務。

NCAA實際上是美國長期以來的一種傳統，企業和機構試圖將某些類別的工人排除在法律保護之外。而西北大學的運動員們，自稱為大學運動員協會（CAPA），是越來越多的承包商、醫學住院醫生、研究生助理，以及最近的無薪實習生中的一部分，他們參與了一場關於員工定義的漫長法律鬥爭。

去年五月，一位聯邦法官拒絕將一組3000名在赫斯特出版公司工作的前無薪實習生認證為一個集體，他們曾因工資問題起訴。六月，另一位聯邦法官裁定支持一組在電影黑天鵝中工作的製作實習生，他們以類似理由起訴了福克斯搜索光影業。現在這兩個案件的上訴正在同時審理。

這些實習生團體根據《公平勞動標準法》提出了他們的投訴，他們要求法院將他們視為員工，並迫使他們的老闆追溯支付他們的工資。運動員團體則採取不同的策略，尋求作為工會的地位，以便在未來爭取更好的待遇。目前，西北大學的足球運動員表示，他們並不追求薪酬，只希望獲得與體育相關的醫療費用的全額覆蓋。然而，他們尚未獲得報酬的事實可能會破壞這一努力。

“如果有一天運動員獲得報酬，那麼我認為[工會地位]的案例會更強，”福特漢姆大學加貝利商學院的體育商業項目負責人馬克·康拉德在西北大學球員宣佈時對彭博新聞説。NCAA通過一個強有力的法律三段論維持了大學運動員的業餘身份已有60年：作為員工意味着獲得報酬，而大學運動員並未獲得報酬。因此，大學運動員不是員工。

紐約律師莫里斯·皮安科經營着網站實習生正義，並代表實習生在製片和動畫領域提出工資投訴，他表示，大學運動員通過遵循實習生的方式更有可能打破這一體系。“他們這樣做真是太好了，”皮安科談到西北大學的球員時説，“[但]我認為[這]更容易在《公平勞動標準法》下提出，讓它成為一個明確的、直接的最低工資案件，讓法官來裁決。”他説，工資勝利將使工會運動更容易。

Pianko希望自己能提起這樣的案件，但沒有原告。他説，球員們害怕攪動局勢，失去在NFL或NBA獲得報酬的機會。“我不怪他們，”他説。“如果我處在他們的境地，我可能也不想站出來。”他還在等待上訴法院對實習生上訴的裁決，並希望能重申黑天鵝的裁決，他認為這將有助於支持以大學體育為導向的案件。

法院用來定義員工的標準各不相同，取決於具體情況。一個六項標準測試（PDF）用於區分員工和實習生。它在很大程度上圍繞誰受益展開。區分員工和獨立承包商的測試則圍繞誰控制工作展開。大學運動員在這兩個方面都有強有力的員工身份論據。他們的工作為他們獲得可續簽的一年獎學金，每年創造數十億的收入，並且他們的工作是根據教練的嚴格要求進行的。

關於運動員作為員工的論點，可能最好的闡述來自於羅伯特和艾米·麥考密克，密歇根州立大學的一對法律學者夫婦。他們在2006年的論文<a href=“https://digital.law.washington.edu/dspace-law/bitstream/handle/1773.1/262/81washlrev71.pdf” target="_blank>“學生運動員的神話：大學運動員作為員工”（PDF）稱“學生運動員”這一標籤“僅僅是對實質上是員工的個人的表面裝飾。”對於任何對西北大學球員的事業感興趣的人來説，整篇論文都值得一讀。它回顧了《國家勞動關係法》下的案件歷史，這是一項於1935年建立的法律，設立了將考慮CAPA請願的委員會，並根據少數匿名訪談提供了關於一級足球和男子籃球運動員工作生活的描述。

這些運動員在重要方面聽起來像是無薪實習生。他們在要求苛刻的老闆面前長時間工作，幾乎沒有立即的回報，並懷抱着實現夢想的渺小希望。麥考密剋夫婦寫道，在主場比賽周，足球運動員在團隊職責上花費53個小時。全年，他們的工作時間超過了普通美國員工的250個工作日。他們無法在下午上課，幾乎“每個方面”的校園生活都受到教練的控制。“他們的日常負擔和義務，”麥考密剋夫婦寫道，“不僅符合員工的法律標準，而且遠遠超過大多數大學員工的負擔和義務。”

運動員和光鮮雜誌的實習生面臨着一個共同的同情問題。他們身處光鮮的行業，周圍都是那些至少在名義上希望取代他們的人。如果你不喜歡為編輯端咖啡或進行風速衝刺，你總是可以選擇辭職。從這個邏輯來看，薪水就是能夠在那裏的機會。

但正如皮安科指出的，這並不是法律的運作方式。“我們不允許人們僅僅決定他們不想拿最低工資，”他説。對於精英大學運動員來説，與大多數實習生不同，最低工資只是個開始，因為他們的才能和專業技能被證明是價值數百萬的。他們工作的價值使他們的案例強有力，同時也使抵抗變得激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