參議院共和黨和史密斯學院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批評是誤導性的 - 彭博社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總裁克里斯蒂娜·拉加德於2014年5月13日在德國柏林的德國聯邦總理府前，出現在漢斯·彼得·齊默爾的畫作《1989年11月9日》前。攝影：亞當·貝瑞-普爾/蓋蒂圖片社人們不得不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及其總裁克里斯蒂娜·拉加德感到有些遺憾。拉加德受邀在馬薩諸塞州的史密斯學院——一所精英女子學院——發表畢業典禮演講，但在學生抗議稱該基金是帝國主義者的情況下，上週取消了她的出席。同時，參議院的共和黨人因擔心在提議的變更下，該基金不會足夠帝國主義，並會在犧牲美國利益的情況下增強中國和俄羅斯等國的影響力，阻礙了IMF投票改革的立法。

這兩種批評都是錯誤和不公正的，無論是對該機構還是對拉加德個人。然而，儘管史密斯學院學生提出的帝國主義指控往往受到最多關注，但參議院共和黨人對IMF生存的威脅要大得多。

史密斯學院學生對IMF政策的批評值得審視。“IMF是一些世界上最貧困國家失敗發展政策的主要罪魁禍首，”閲讀史密斯學院的請願書。“這直接導致了壓迫和虐待全球女性的帝國主義和父權制系統的加強。”

經過10年的強勁經濟增長、低通脹和發展中國家的債務下降，這一論點的説服力遠不如以前。但即使在相對嚴峻的1980年代和1990年代，也幾乎沒有證據表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項目對貧困人羣產生了特別不利的影響。發展經濟學家比爾·伊斯特利在2000年的分析發現，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的調整貸款對經濟增長沒有整體影響，儘管他確實指出了一些暗示性證據，表明這些貸款平滑了貧困人羣的消費——在產出收縮的年份略微增加，在產出擴張時略微減少。伊斯特利後來的一篇論文發現調整貸款對受援國政策變化沒有因果影響。關於通過多邊機構施加新自由主義議程的帝國主義強加，真是如此。

最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發表了一些可能在佔領華爾街集會上引起歡呼的言論。拉加德表示：“在太多社會中，富人和窮人之間的差距正在擴大，壓力也越來越大。”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強烈指出不平等造成的危害：“較低的淨不平等與更快和更持久的增長有着穩健的相關性，”而“再分配在其對增長的影響方面通常顯得良性。”這是一份關於刺激計劃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最新工作論文：“研究表明，許多發達經濟體的財政乘數目前較高。一個重要的含義是，財政緊縮可能在短期內提高債務比率，因為財政收益部分被產出下降所抵消。”拉加德一再表示，歐洲需要增加刺激支出，而美國的預算削減則過大、過快。

這裏是關於總裁對氣候變化的看法：“顯然，這是我們時代的重大挑戰之一，是我們這一代人的重大考驗。”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氣候政策上的立場是“[財政工具（排放税、帶有配額拍賣的交易系統、燃料税、稀缺道路空間和水資源的收費等）可以並且應該在促進更綠色的增長中發揮核心作用。”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改革是拉加德所倡導的，這將使基金的董事會更具全球權力的代表性。這不僅將使組織能夠向面臨金融危機的國家提供更大數額的資金，從而有助於平滑貧困人口的消費，而且還將增加發展中國家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董事會上的投票權。如果“減少帝國主義”意味着更好地代表世界經濟權力的分佈，並更好地代表世界99%的人口，那麼這項改革正是如此。

儘管校園左派的叫嚷，右派政治家似乎更有理由擔心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發展方向。包括肯塔基州的蘭德·保羅和德克薩斯州的泰德·克魯茲在內的共和黨參議員們已經發起了阻止拉加德提議改革的行動。保羅在2010年的參議院競選文獻中暗示他認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正在削弱美國的權力：“今天，美國常常屈從於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外國機構。”而保守派智庫傳統基金會長期以來一直擔心該組織過於熱衷於救助、赤字支出和氣候變化緩解。

但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改革方面，右派充其量是目光短淺。確實，根據提案，美國在該組織中的投票權份額將從16.7%降至16.5%。但這些變化也將增強該基金應對金融和經濟危機的能力。尤其是，這些改革可能允許烏克蘭在未來三年內從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借款 $60億，此外還有 $170億 的資金包，這是該組織在過去幾周內籌集的。這遠遠超過了美國參議院在過去幾周內能夠達成的10億美元貸款擔保——並表明該基金在支持美國海外經濟和政治利益方面可以是多麼強大的工具。（也就是説，如果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過去幾年對從希臘到愛爾蘭的歐洲盟友的支持還不足以證明這一點的話。）

抗議的史密斯學院學生展示了學術界與現實世界之間的距離。但至少他們只是學生，而不是立法者。與此同時，參議院共和黨人推遲適度且合理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改革的運動，顯示出完全不是開明的自我利益。因此，也許雙方的信息是一樣的：要成熟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