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世界大戰對今天多極世界的教訓 - 彭博社

在1914年6月28日，載着奧匈帝國大公弗朗茨·費迪南德及其妻子索菲的車隊在薩拉熱窩的街道上錯誤地轉了彎。他的車沒有倒檔，因此發動機被 disengaged，汽車被推回主路。這給了加夫裏洛·普林西普所需的所有時間。這位19歲的波斯尼亞塞爾維亞人走上前，近距離開了兩槍，致命地打傷了弗朗茨·費迪南德和他的妻子。“索菲，索菲，別死。為了我們的孩子活下去，”帝國的繼承人在他的頭盔上裝飾着綠色鴕鳥羽毛時説道，頭盔從他的頭上滑落。

隨之而來的災難性事件鏈至今仍困擾着政治和軍事思想家。奧匈帝國對塞爾維亞提出了嚴厲的要求，正確地懷疑其參與了暗殺事件。塞爾維亞拒絕了最後通牒。當奧匈帝國對塞爾維亞宣戰時，一張聯盟的網絡開始纏繞整個大陸。作為塞爾維亞的盟友，俄羅斯宣佈全面動員其武裝力量。德國，作為奧匈帝國的盟友，首先對俄羅斯宣戰，然後對法國，俄羅斯的盟友，進行了先發制人的宣戰。八月的槍聲開始響起。到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時，約有1700萬戰鬥人員和平民喪生，卻沒有任何值得他們損失的成果。

照片插圖由731提供；石版畫：Bridgeman Art；來自《凡爾登：歷史的視野》的片段；Hulton Archive/Getty Images

彭博社商業週刊特朗普的科技億萬富翁們在購買什麼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不會向公眾提供生育治療風險的完整圖景綠色投資者在特朗普的總統任期中發現了一線希望忘掉工廠吧，美國小鎮想要Buc-ee’s加油站將1914年改為2014年，將薩拉熱窩改為霍姆斯、摩蘇爾、頓涅茨克、克什米爾、板門店、釣魚島或南海，或者你自己命名一個衝突區。如今，像當年一樣，關於那些名字聽起來像是測驗節目中的小地方的爭鬥，威脅着捲入世界上最強大的軍隊。火藥桶已經就位，等待着加夫裏洛·普林西普點燃導火索。

為了避免薩拉熱窩綜合症的再次發生，可以採取什麼措施？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戰提供了不同的教訓。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教訓很明確：保持地方衝突侷限於地方；溝通；避免升級，即使這意味着讓一個假想的盟友失望。第二次世界大戰則有不同的道德教訓。導致那場大火的錯誤是未能對邪惡採取立場。1938年令人難忘的畫面是英國首相內維爾·張伯倫在從慕尼黑返回時宣稱“我們時代的和平”——在他温順地同意阿道夫·希特勒吞併捷克斯洛伐克的德語地區之後。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這是誤判，跌跌撞撞地進入一個本可以避免的衝突。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教訓是要理解你看到的侵略跡象……以免在戰爭中處於防守狀態，”華盛頓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國際安全項目主任、前美國國防部官員凱瑟琳·希克斯總結道。希克斯表示，借鑑歷史先例是“你在美國外交政策中每天都能看到的：你處於光譜的哪個位置，以及該應用哪個教訓。”

目前，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教訓顯得尤為重要，這不僅僅是因為百年紀念。我們現在比冷戰時期（從1950年代到1980年代）或美國作為唯一超級大國的十年時期更接近1914年的世界。世界再次變得多極化。核武器似乎失去了讓潛在交戰方保持靜止的能力。中國正在崛起，得益於其製造業的強大和對外國殖民歷史的怨恨。俄羅斯在經濟和人口上可能正在衰退，但總統弗拉基米爾·普京卻在超出其實力範圍的情況下發力。即使是美國的盟友也在施展獨立：日本在釣魚島問題上與中國正面交鋒，這在一代人之前是不可想象的。

1914年的另一個迴響是失敗國家帶來的不穩定。今天，我們擔心敍利亞、伊拉克、巴基斯坦、阿富汗、索馬里、蘇丹以及其他可能成為權力真空和恐怖分子與罪犯避風港的國家。在1914年，奧斯曼帝國的長期衰退導致了對巴爾幹地區領土和政治影響力的爭奪，吸引了意大利、塞爾維亞、奧匈帝國、希臘等國。歐洲通過將整個大陸的命運與其最動盪的角落的衝突聯繫在一起，加劇了危機。現在大多數人已忘記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前夕是第一次巴爾幹戰爭（1912-13）和第二次巴爾幹戰爭（1913）。歷史學家克里斯托弗·克拉克在其著作夢遊者中寫道：“第一次世界大戰是第三次巴爾幹戰爭，才演變為第一次世界大戰。”

有一種悲觀的理論認為，崛起的強國和現任強國不可避免地會發生衝突：古希臘的雅典和斯巴達；也許不久的將來，中國和美國。根據修昔底德陷阱理論，德國在1871年普魯士威廉統一後的經濟和軍事崛起打破了歐洲的權力平衡，使第一次世界大戰成為不可避免。“德國要麼必須相信俄羅斯和法國永遠不會攻擊它，這並不理性，要麼它必須在自己的條件下發起戰爭，”地緣政治情報公司Stratfor的創始人兼主席喬治·弗裏德曼説。

兩次世界大戰教給我們不同的教訓。我們離1914年的條件更近了

克拉克在 夢遊者 中辯稱，第一次世界大戰是非常可避免的，甚至可能在當時德國和英國之間存在的共同利益下顯得不太可能。他説，這場戰爭是誤溝通、目光短淺和個人及國家責任的放棄的結果。每個國家的外交官都表現得好像他們的手被束縛住了——好像他們是在以唯一可能的方式回應他人的挑釁。在1914年7月12日的一封信中，德國外交部長戈特利布·馮·雅戈寫道，阻止奧地利和塞爾維亞之間的衝突蔓延“首先取決於俄羅斯”，同時補充道，“如果戰爭來臨，我們絕不能退縮。”當沒有人敢退縮時，戰爭就會發生。

今天，中國與日本、越南等國的海上衝突可能是與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試探和攻擊最接近的平行。那些認為戰爭不可避免的人可以爭辯説，中國和日本之間的對抗是自1870年代或更早以來領土和政治競爭的延續。這種對命運的順從只提供了預言，而沒有解決方案。

如果戰爭是一種選擇，那麼第一次世界大戰的錯誤提供了重要的外交和政策教訓。其中一個是誤解的危險。前澳大利亞總理凱文·魯德在四月於柏林的德國曆史博物館發表講話時表示，亞洲需要減少敵對情緒，通過包括美國、中國和俄羅斯在內的18國東亞峯會等論壇促進溝通。他説：“1914年的一個深刻教訓是，情況如何在幾個月內迅速從完全良性轉變為完全災難。”

關鍵是要清晰地看待事物，並冷靜地做出決定。這不是歐洲一個世紀前所做的。“從這個意義上説，”克拉克在他書的最後一句中總結道，“1914年的主角們是夢遊者，警覺卻視而不見，被夢魘所困擾，卻對他們即將帶入世界的恐怖現實視而不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