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的外交政策需要一次改革 - 彭博社

貝魯特的一位咖啡館顧客觀看巴拉克·奧巴馬2009年在開羅的演講攝影：侯賽因·馬拉/AP照片2009年6月，奧巴馬總統在埃及開羅大學發表了一篇題為“新的開始。”他重申了美國與以色列之間不可分割的關係，但呼籲伊斯蘭國家與美國之間的夥伴關係。他承諾“美國不會對合法的巴勒斯坦人追求尊嚴、機會和擁有自己國家的願望視而不見。”同年3月，希拉里·克林頓與俄羅斯外長會面，並帶來了一個“重置按鈕”，以強調兩國關係即將改善。

五年後，新的開始的希望顯得渺茫。前蘇聯和中東的緊張局勢（至少）與布什政府結束時一樣高。皮尤研究中心的民調顯示，2008年對美國持有好感的俄羅斯人比例從46%下降到2014年的23%。2008年至2009年間，奧巴馬發表演講時，對美國持有好感的埃及人比例從22%上升到27%，但現在降至歷史低點10%。自布什總統任期最後幾天以來，美國在約旦、黎巴嫩和巴基斯坦的受歡迎程度也有所下降。總體而言，長期以來不喜歡美國的國家仍然如此。

這不應該讓人感到驚訝。每位總統，包括奧巴馬在內，都會在上任時承諾新的開始和政策重置。然而，往往在他們離任時，這些希望並未實現。在國家安全問題上，連續性遠比國內政策更為常見。然而，儘管一定程度的謹慎是不可避免的，甚至是可取的，但單純地按部就班是否真的符合美國的長期利益則值得商榷。

公平地説，總統開闢新道路的能力首先受到現場事件的限制。俄羅斯對克里米亞的佔領和在烏克蘭東部的持續干預構成了對國際法的嚴重違反；在這種情況下，與俄羅斯的“重置”幾乎不可能存活下來，尤其是在那時它已經處於瀕死狀態。與此同時，伊拉克和敍利亞的ISIL崛起要求美國作出回應。而且，現在並不是在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之間促成協議的最簡單時刻。

但是，新的開始的選項也受到美國公眾輿論和華盛頓思維定勢的限制。芝加哥全球事務委員會對美國人對外交政策的態度進行了調查，涉及使用武力、軍事主導、外交和經濟援助等問題。調查團隊報告稱：“2014年芝加哥委員會調查的最顯著發現是，美國人對國際參與的態度基本穩定，自委員會40年前進行首次公眾輿論調查以來變化不大。”委員會要求美國人對各國的感情進行評分，範圍從零（冷淡）到100（熱情）。加拿大的評分為79，而北朝鮮僅為23。巴勒斯坦權力機構的評分為33（相比之下，以色列為59）。俄羅斯的評分僅為36。

俄羅斯的好感度在2008年更高，達到了47，但自2008年以來，巴勒斯坦權力機構的好感度僅變化了僅一分，在100分的評分標準上。 在奧巴馬希望推動新議程的許多問題上，公眾態度變化並沒有那麼快。

在政治精英中，過去幾年裏，來自兩黨的壓力都很小，未能改變常規的外交政策——包括本能地選擇軍事選項。儘管在奧巴馬總統任內，阿富汗和伊拉克戰爭的開支有所減少，但2013年美國軍事支出佔GDP的比例仍高於2004年，並比1999年高出30%以上。渴望削減預算的國會也熱衷於保護五角大樓。對無人機攻擊、最近的敍利亞行動或結束加沙暴力的壓力反應平淡。儘管盟友對間諜行為的抗議聲不斷，但民主黨和共和黨對拆解過去十年建立的情報機構的興趣有限。

也許精英外交政策觀點的僵化並不令人驚訝。在對外交政策專家的調查中，被要求選擇其領域內最有影響力的思想家時，前三個答案是約瑟夫·奈（77歲，二十年前擔任國家情報委員會主席）、塞繆爾·亨廷頓（2008年去世，享年81歲，36年前曾在國家安全委員會任職）和亨利·基辛格（91歲，四十年前擔任國務卿）。當你的主要思想領袖都是在冷戰開始之前出生的，而且其中一位已經去世六年時，態度變化自然會很緩慢。

照常營業意味着在處理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等問題時一如既往的失敗。但這也意味着試圖將21世紀的問題適應於1950年代的世界觀：不斷渴望找到一種新的生存威脅來取代共產主義（參見：全球反恐戰爭），並將中國視為新的蘇聯。這兩種反應都導致了過度反應，可能使這些問題變得更糟。

再次強調，從氣候變化到疫情疾病的全球威脅的相對重要性在過去30年中不斷增長，但冷戰思維有助於解釋為什麼外交政策機構在應對氣温上升和埃博拉疫情時反應如此遲緩——這些問題不符合模型。與此同時，重大全球武裝衝突的風險已經降低，但我們讓外交政策機構的民用部分嚴重萎縮，以至於當埃博拉疫情最終來臨時，唯一的恐慌反應只能是派遣軍隊。

而美國的影響力雖然仍然相當可觀，但隨着發展中國家的崛起而逐漸減弱。但對我們力量的過時看法意味着美國只願意在國際組織完全按照我們的意願行事時與其合作。直到外交政策機構和美國人民接受世界已經改變，即使是一個帝國總統在國外做出正確選擇的空間也將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