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埃博拉醫生的艱難抉擇 - 彭博社

達林·波特諾伊博士（右）在利比里亞蒙羅維亞的ELWA3工作攝影：奧古斯丁·莫拉萊斯/MSF這幾天真是艱難。

“我希望我能分享一些更積極或幽默的東西，但我現在真的沒有，”達林·波特諾伊博士説。“我們在這裏仍然看到新病例的減少，這令人歡迎，但這種疾病——它真的挑戰你的臨牀判斷。我們正在想辦法改善協議，並識別我們可以在哪裏幫助他人，”他補充道，“但這並不是單向的。這不是沒有停頓。有時我們會有一個病人恢復過來，結果第二天就倒下了，他們就走了。”

波特諾伊和我通過Skype進行了第三次交談，自他抵達利比里亞以來，已經三週了，他在ELWA 3治療病人，這是由無國界醫生組織（Médecins Sans Frontières/Doctors Without Borders，簡稱MSF）運營的埃博拉治療中心。52歲的波特諾伊曾擔任MSF美國分會的會長以及MSF國際董事會成員，是本週《彭博商業週刊》關於這個諾貝爾獲獎援助組織的專題的重要來源，探討了為什麼這個非營利組織在應對疫情方面比世界其他地方提前了幾個月。

達林·波特諾伊博士在利比里亞蒙羅維亞的ELWA3工作攝影：奧古斯丁·莫拉萊斯/MSF

自1997年以來，Portnoy一直與無國界醫生組織（MSF）合作，參與了前往烏茲別克斯坦、薩爾瓦多和達爾富爾等地的援助任務。他治療過暴力和自然災害的受害者。他之前也曾去過利比里亞，正值其長期內戰的尾聲。他説，這次最大的不同在於，“我們每次都必須評估是否要對需要幫助的患者做出反應。我們要穿上防護服嗎？”整理好一切並進入高風險病房可能需要半個小時，安全脱下防護服的時間也差不多或更長。除了查房外，完成所有這些的時間是有限的。因此，他必須決定：患者現在真的需要他嗎，還是可以等一下？

“這是在正常醫院環境中絕對不會做的事情。有人會直接去詢問患者發生了什麼，”他説。考慮到高風險的污染，他不能像他希望的那樣頻繁進入。患者被安置在“房間”裏——在一個寬大的帳篷下，空間被圍欄隔開。“身體狀況較好的患者會走到隔離處告訴我們發生了什麼——比如有人嘔吐，或者呼吸困難，我會試着從側面觀察，或者問他們更多關於他們所看到的情況，然後再進去。”

星期四早上，兩名患者對第三名患者感到擔憂，Portnoy很難判斷髮生了什麼。“一位告訴我們他呼吸很快。另一位説他的呼吸變得非常緩慢。我們無法拼湊出完整的情況。”於是Portnoy找來了一個同事，一名護士，他們穿上防護服走了進去。他嘆了口氣。“在我們到達他身邊之前，他就已經去世了。”

在抵達蒙羅維亞之前，波特諾伊一直在為一種情況做心理準備，即他無法使用所有通常用來挽救患者生命的工具。例如，無國界醫生的醫生不會對埃博拉患者進行心肺復甦。對護理人員來説，這太危險了，阿曼德·斯普雷徹博士説，這也是徒勞的。斯普雷徹，他幫助無國界醫生不斷修訂該疾病的協議。“如果患者停止呼吸且沒有脈搏，他們就已經死亡，而這正是超過一半埃博拉患者的情況，”斯普雷徹説。“這些患者不會有可逆的心臟驟停原因，這使得心肺復甦成為適當的措施。”

昨晚，在完成查房後，波特諾伊參加了一位流行病學家漢斯·羅斯林的演講，他是一位瑞典統計學家，自願幫助利比里亞衞生部。（羅斯林，不要與瑞安·高斯林混淆，是他所在領域的名人，並且發表過最受歡迎的TED 演講之一。）羅斯林、無國界醫生和其他人現在正專注於如何創建快速反應小組，以控制新病例的聚集，無論它們出現在哪裏。“我們需要更多的靈活性——這也是我們告訴美國的，”波特諾伊説。“新牀位的增加很好，但現在的感覺是，我們需要更少的大型中心和更多的小型中心。”這個想法是迅速前往熱點，而不是試圖讓患者前往現有的埃博拉中心，這可能在途中暴露其他人。

波特諾表示他的同事們表現得還不錯。一位受歡迎的護士本週結束了她的輪班，他很遺憾看到她離開。“我們成功的關鍵在於國際工作人員和本國工作人員的相處。如果每個月都有一位新的護士長來，這對那些一直在這裏的人來説，可能會感覺像是一個新的老闆必須按照她的方式來做。這位女士非常擅長讓每個人理解她所建議的變化的價值。”他的意大利主管仍然在。他的意大利火腿終於用完了，所以他拿出了香腸。本週的一個亮點是來自一位倖存者的訪問。他告訴波特諾，與許多人不同，他在村子裏沒有受到污名化，並且他手裏拿着一封邀請他在利比里亞國家廣播電台講述自己故事的信。

三種藥物的試驗將在本月晚些時候在MSF埃博拉中心開始，包括ELWA 3，但在波特諾的任期結束之前不會開始。他表示，考慮到我們已經知道這種病毒幾十年了，尚未開發出任何治療方法，這“極其令人沮喪和羞愧”。“在我們之間，我希望我能在這裏看到這一切，看看會如何發展，”他説。“我希望我們現在就有。我們本該早就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