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對富人增税不會解決全球不平等 - 彭博社

攝影師：Getty Images上週，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發佈了一份報告，內容涉及不平等和經濟增長。總部位於巴黎的OECD是富裕國家的官方智庫。其分析得出結論，貧富之間的收入差距導致經濟增長放緩。報告指出，過去二十年，英國和美國因不平等加劇，國內生產總值增長損失了6到9個百分點。

OECD經濟學家費德里科·辛加諾還認為：“通過税收和轉移的再分配政策是確保增長收益更廣泛分配的關鍵工具。”儘管有這樣的建議，來自世界各地的調查數據顯示，人們對税收作為實現更大平等的工具持懷疑態度。對此持懷疑態度是有充分理由的：在許多發展中國家，現有的税收和轉移系統未能有效減少不平等。如果政府要幫助縮小富人和窮人之間的差距，並促進所有人的收入更快增長，這不僅僅是增加税收的問題，而是要徵收正確類型的税收並妥善使用收入。

皮尤研究中心最近的一項全球民意調查（PDF）詢問“在我們國家，什麼能更有效地縮小富人和窮人之間的差距？對富人和企業徵收高税以資助幫助窮人的項目，還是對富人和企業徵收低税以鼓勵投資和經濟增長？”在大多數發達國家，最受歡迎的答案是“更高的税收”。在美國和英國，分別有50%和49%的人支持更高的税收，而建議低税收能減少不平等的人不到40%。

在許多國家，尤其是在發展中國家，減税是最受歡迎的回應。在意大利，超過三分之二的受訪者選擇了這一選項，在法國則有六成，在巴西有四分之三的受訪者選擇了這一選項，而在肯尼亞則超過一半。全球範圍內，支持減税的中位數回應為40%，而支持提高税收作為減少不平等的更好工具的比例為32%。

至少從表面上看，這些結果令人驚訝。進步的所得税或財富税與降低收入不平等之間的關係似乎 直觀上顯而易見，並且 被經濟學家廣泛接受，但這並不總是同一回事。通過從富人那裏徵收更多税款而不是從窮人那裏徵收，直接影響不平等的效果不僅存在，而且更高的税收收入可以支持政府對貧困公民的轉移支付。

以美國為例：當你考慮所有聯邦、州和地方的所得税時，該國的税制在某種程度上是進步的。底層20%的人支付 大約17%的收入作為税款，而頂層20%的人則支付約30%的税款。根據 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工作人員的計算（PDF），美國的税收——結合福利支付和所得税抵免等轉移支付——使該國的不平等程度降低了約20%。在其他富裕國家，政府政策平均使不平等程度降低了25%。

但是一個新的數據集（PDF）由國際税收與發展中心整理，表明貧窮國家的税收收入不如富裕國家多，尤其在徵收具有再分配影響的税種時表現得特別糟糕。排除社會貢獻（如社會保障），2009年高收入國家的税收佔GDP的平均比例為25%，而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國家則略高於15%。而與富裕國家相比（PDF），其銷售税和貿易税的規模與所得税大致相當，發展中國家的銷售税和貿易税約佔GDP的11%，而直接税佔6%，個人所得税僅佔GDP的2%。

這在不平等問題上很重要。所得税往往更具進步性，富人的收入所佔比例大於窮人的收入。銷售税甚至可能是累退的，窮人的收入所佔比例大於富人的收入。

諾拉·盧斯蒂格及其在公平承諾項目的同事們通過數據分析（PDF）在拉丁美洲發現，整個地區税收、轉移和補貼的綜合影響對不平等的影響微乎其微。研究人員使用基尼係數，這是一個衡量不平等的指標，得分為1意味着一個人控制了一個國家的所有收入，而得分為0意味着每個人的收入完全相同。巴西的基尼係數因税收、轉移和補貼的影響從0.57降至0.54。在墨西哥，政府支付和收款前的基尼係數為0.51，交易後降至0.48。玻利維亞和烏拉圭的銷售税和補貼設計得如此糟糕，以至於它們的效果是提高不平等。

在所有四個國家，總體影響是微乎其微的。税收、補貼和轉移系統的有限效果在該地區的貧困率中也很明顯，在這些財政流動進出政府之前和之後。生活在每天不到2.50美元的人口在巴西税收和轉移之前為15%，之後為14%。在墨西哥，税收和轉移之前為13%，之後為10%。在玻利維亞，這個百分比完全沒有變化。

在大多數發展中國家，降低税收收入本身不會導致更大的平等。各國政府都需要資源來提供安全、交通、教育和健康等公共服務，這些服務對經濟增長至關重要，並應惠及每個人——儘管證據表明，這些服務仍然更多地惠及富人而非窮人（PDF）。

簡單地全面提高税收也不是解決方案。發展中國家的富人幾乎不繳納多少所得税，而窮人卻支付了很多銷售税。如果各國希望獲得更大收入平等的社會和經濟利益，就必須認真改革他們的税收和轉移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