酷刑並不真的是為了獲取信息；而是為了報復 - 彭博社

前副總統迪克·切尼在與媒體見面中對參議院關於中央情報局審訊計劃的報告提出了質疑攝影師：威廉·B·普勞曼/NBC/NBC新聞通訊社通過Getty Images“增強審訊技術”的辯護者——那些批評這些技術的人稱之為酷刑——一直主張使用這些技術能夠產生重要情報，這就是為什麼美國政府在911事件後的幾年中這樣做。前副總統迪克·切尼是布什政府官員之一，他們公開質疑上週發佈的關於中央情報局審訊計劃的參議院報告的結論。根據報告，該計劃包括長達一週的睡眠剝奪、模擬處決、水刑、毆打和“肛門餵養”，切尼表示，這些措施是有價值的，並且“確實產生了對保持國家安全免受進一步攻擊至關重要的可操作情報。”另一方面，他表示，參議院的報告“完全是胡説八道。”

心理學的一個核心思想——我們研究它的原因之一——是人類往往出於與他們所説的理由不同的原因去做事情，因為他們要麼對自己的真實動機無意識，要麼不願意識別它們。這個觀點也可能適用於嚴厲的審訊技術。2009年，心理學家凱文·M·卡爾史密斯和阿瓦尼·梅赫塔·蘇德發表了一篇論文（pdf），發表於實驗社會心理學雜誌，他們研究了除了阻止未來恐怖襲擊之外，訴諸強制審訊的可能動機。

卡爾史密斯早期對刑事背景下的懲罰進行了研究，發現儘管人們常常引用功利主義的理由來支持他們希望對違法者施加的懲罰——通過展示潛在的命運來威懾未來的罪犯，使某人失去能力以防止其未來犯罪——但他們的行為實際上是由“報復原則”驅動的。換句話説，這是一種復仇，以及對壞行為者應受到懲罰的感覺。

2009年的研究考察了類似的動態是否適用於人們對審訊方法的態度。在研究中，參與者被呈現了一個虛構的案例研究，關於“阿赫邁德·法裏德，一個26歲的阿富汗人，他在2007年因涉嫌恐怖活動被美國和聯軍拘留。參與者瞭解到，在被捕時，法裏德靠照顧一小羣山羊為生。”一些參與者還被告知法裏德“設置了多枚路邊炸彈，攻擊與聯軍合作的平民，並參與了導致四名美國海軍陸戰隊員死亡的伏擊。”

所有參與者都被提供了信息，告知他們法裏德可能擁有並且正在隱瞞可能防止對士兵和無辜平民造成致命攻擊的信息的可能性。有些人被告知法裏德沒有提供這種情報的機會；有些人被告知有5%的機會；有些人被告知有60%的機會，其餘的人被告知有95%的機會。參與者被問及他們會容忍什麼樣的審訊，從非常温和（詢問問題）到非常嚴厲（可能是“令人厭惡、貶低、痛苦，並在某些情況下造成永久的身體和心理創傷”）。他們還被問及他們認為嚴厲的審訊方法有多有效。

卡爾史密斯和蘇德發現，當參與者被告知法裏德更有可能擁有有價值的信息時，他們推薦了更嚴厲的審訊方法。但如果他們被告知法裏德對美國士兵和平民的暴力攻擊有罪，他們也推薦了更嚴厲的審訊方法，這與他是否擁有有價值的信息的可能性無關。有趣的是，這種影響在認為非常嚴厲的審訊方法無效的參與者中與認為有效的參與者中一樣強。這表明，對於他們來説，獲取信息的有效性和信息本身並不是重點。

即使卡爾史密斯和蘇德的結果是正確的，這也並不能解決關於中央情報局審訊計劃是否必要的爭論。但如果費因斯坦報告被證明是準確的，並且實際上沒有任何有價值的信息來自中央情報局所採取的極端方法，那麼我們就不得不面對為什麼該計劃持續了這麼長時間，以及為什麼一些使用的方法似乎幾乎是愉悦地虐待。參與者中每個人在某種程度上都覺得這是一種對針對美國人攻擊的正義——負責實施審訊的情報人員和承包商、批准並在某些情況下下令的公共官員，以及數百萬聲稱對這些方法沒有問題的美國人——可能有助於解釋這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