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丁楠：伊朗革了社交媒體的命

12月21日，據伊朗媒體Fars News報道，騰訊旗下社交平台微信已被伊朗政府封殺。這倒讓我想起了一位伊朗朋友。

2013年夏天，28歲的哈迪從德黑蘭隻身來到柏林，開始在德國讀物理學本科。也許是出於年齡和生活的壓力，哈迪和我其他伊朗朋友不太一樣。他總是默默的，每當閒下來，不是温習功課，就是打開電腦在Facebook上看新聞，給遠在家鄉的朋友們留言。

“我希望畢業後能留下來，不再回到伊朗，”他説。

哈迪常常在Facebook上分享伊朗“綠色革命”的消息。2009年6月初，伊朗總統選舉落下帷幕，官方宣佈內賈德以絕對優勢連任，而反對派則支持另一候選人穆薩維，聲稱選舉嚴重舞弊，要求重新投票。抗議活動從6月中旬開始席捲全國，由控訴選舉不公正演變為要求改革，增加自由和民主權利。這是伊朗伊斯蘭共和國創立以來規模最大的抗議浪潮。德黑蘭300萬人走上街頭，示威者以穆薩維競選時使用的綠色為標誌，將城市變成了綠色的海洋。隨着暴力抗爭升級，社會秩序一度失控。示威者與革命衞隊發生衝突，數十人死亡，幾千人遭逮捕，有的至今仍被關押。

哈迪就是從那時起被“震”上了一條渴望逃離祖國的不歸路。他對政府的欺騙和腐敗感到憤怒，對最高領袖在關鍵時刻不能秉公辦事感到遺憾。綠色革命後，政府加大了對網絡犯罪的懲治力度，哈迪和朋友們的不安全感與日俱增。

**2009年夏天，當Facebook、Twitter、Youtube等社交媒體在綠色革命中被示威者廣泛應用時，整個西方世界為之振奮。**當時我在美國短期學習，當地的學生和學者們對民主之風吹進伊朗充滿期待，其激動的心情可以與兩年後阿拉伯革命爆發時相媲美。耶魯大學法學院把幾位“革命領袖”請上講台，會場被擠得水泄不通。演講者用圖片和視頻向聽眾展示了新興網絡工具在組織動員革命時的強大功效。

繼Facebook和Twitter之後，微信也被伊朗政府封殺

6月16日，示威進行到第三天。美國國務院要求Twitter公司務必推遲系統升級計劃，確保不間斷地向伊朗反對派提供網絡服務。Twitter接受了華盛頓的建議，調整了升級時間。西方對所謂“社交媒體革命”的大力支持使伊朗政權感到前所未有的威脅。

在一些穆斯林國家，由於宗教習俗和社會傳統限制人們在現實生活中的聚會和社交，Facebook等新興網絡工具一經面世就被年輕人充分利用起來：從獲取新聞資訊到宣傳政治主張，從打廣告、賣東西到參加商業競賽、組建政黨、創辦興趣團體，無所不包。2009年以前，Facebook在伊朗曾兩次被禁，又兩次解禁。綠色革命後，伊朗加強了對互聯網的系統性管控，伊斯蘭議會相繼通過了規範網絡行為的法律法規。2009年出台的《計算機犯罪法》規定，在網上散播反政府言論、破壞公共秩序、詆譭宗教信仰都將受到懲治，最高可判處死刑。哈迪在網上和朋友們分享被關押的綠色革命領導人的消息，按照伊朗法律，這種行為已構成網絡犯罪。

**在強化立法的同時，伊朗政府封鎖了Facebook、Twitter及Google旗下的一些網站，宣佈它們是敵對陣營試圖摧毀伊朗的工具。**與2009年之前的兩次管制不同，這次屏蔽一直持續至今。網絡封鎖的直接後果之一是使用代理服務器（Proxy）的伊朗用户數量劇增。據Anchor Free公司統計，2011年7月，使用該軟件的伊朗網民比過去一年增加了9倍，達36萬人。儘管信息和通訊技術部一再強調使用Proxy違法，但政府並未對翻牆行為“趕盡殺絕”。我的伊朗朋友們從歐洲回到國內，依舊對Facebook念念不忘，頻繁傳照片、髮狀態。不過他們説，每當趕上重大政治事件（比如2013年夏天的總統選舉）翻牆就要比往常困難一些。

  在組織機構層面，為了整合網絡監管部門，強化領導層權威，最高領袖哈梅內伊於2012年3月頒佈指令，成立網絡空間最高委員會。該委員會是伊朗政府處理互聯網問題的最高決策和執行機構，負責制定互聯網政策，保障網絡安全，監控網上信息，過濾網絡言論。2012年9月，政府決定着手建立“內聯網”以取代互聯網。該計劃如若繼續推進，也要由網絡空間最高委員會統籌部署。在人員組成上，網絡空間最高委員會由包括總統在內的政府各部門高官、革命衞隊網絡防禦工作組（2010年成立）、議會和司法系統代表以及技術專家組成，受哈梅內伊直接領導。它的成立表明伊朗最高決策層已將網絡監管視為關乎國家安全的頭等大事。

自綠色革命至今，伊朗政府對互聯網的管制，特別是對社交媒體的封鎖並非一成不變。2013年8月，同情綠色革命並倡導改革的魯哈尼當選總統，引發民眾對網絡解禁的種種猜想。**魯哈尼有Twitter賬號，他在競選時曾批評管制政策，多次揚言要減少政府對網絡的干預。作為網絡空間最高委員會主席，魯哈尼上台後積極推動解禁，得到其他內閣成員的響應。**文化部長對媒體表示：登陸社交網站不是犯罪，自己就是Facebook用户。外交部長扎裏夫更是經常利用Facebook和Twitter發佈消息，就外交問題和網友互動討論。有媒體統計，魯哈尼內閣的18位部長每個人都有自己的Facebook頁面。但消息公佈後，數位閣員出面否認，聲明該頁面是他人冒名頂替註冊的。除政府官員外，伊朗一些半官方媒體也紛紛推出社交媒體頁面，主持人甚至不忘在每期節目結尾向觀眾宣傳該頻道的Facebook鏈接。

魯哈尼發起的網絡政策改革尚未完全浮出水面，就引起了不同社會羣體的爭論。增加公民權利與保持社會穩定相比孰輕孰重？撤銷網絡管制會不會引來敵對勢力侵擾？如何在增加社會自由度和維護傳統價值之間取得平衡？對於上述問題，伊朗決策層尚未達成共識。

有些比較保守的宗教人士認為，濫用社交媒體不但威脅政治穩定，還常常造成夫妻不和、人際關係混亂；網絡媒體打破了公共和私人領域的界限，如果女孩子們紛紛把不戴頭巾的家庭照發到網上，將衝擊社會倫理和宗教習俗。2013年12月，武警部隊長官Ismail Ahmadi Moghadam向媒體批評道，政府官員紛紛使用社交媒體，已經越過了普通伊朗人所不容許超越的紅線。伊朗議會文化委員會發言人Seyed Ali Taheri認為，Facebook等社交媒體是間諜破壞伊朗的工具。通訊和信息技術部提議，調查並規範政府官員使用Facebook的行為。

在反對和質疑聲中，2013年9月16日，伊朗政府試探性地對社交網站採取了短暫解禁。有人認為這是一次技術性失誤；也有官員表示，政府旨在瞭解網絡一旦放開國內輿論將如何發展。“解禁事件”發生後，多位負責監控、過濾網上言論的官員接受了媒體採訪。曾長期參與情報工作的總檢察長Mohseni-Ejei表示，伊朗可以有條件地解除網絡封鎖，但前提是清除網上針對伊朗的敵對言論。另一位負責網絡監控的官員Abdolsamad Khoramabadi則對媒體説，政府正在調查這起技術故障的原因，如果這次事故是某些網絡公司蓄意製造的，政府將追查到底。

不論各派政治勢力如何爭論，事關網絡安全的大政方針要獲得最高領袖哈梅內伊的首肯才得推行。綠色革命期間，美國和歐洲利用社交媒體推動伊朗政權更迭的意圖十分明顯。哈梅內伊認為西方政府與國內反對派裏應外合，在這場運動中犯下“不可原諒的”（نابخشودنی）罪行，而Facebook等網絡媒體至今為他們的行動提供技術支持。2013年12月底，最高領袖的個人網站轉載了一張批判綠色革命的海報，上面“不可原諒”一詞尤為醒目。哈梅內伊或許在藉此暗示自己對政治改革的立場。

對於解除網絡管制或是釋放綠色革命領導人，哈迪認為魯哈尼無力改變什麼，即便他有能力，哈梅內伊也不會容許伊朗變得更開放。但像許多同齡人一樣，哈迪對伊朗政府不滿，卻又擔心它頂不住西方壓力而一敗塗地。“那樣的話人們的生活會變得更遭。西方帶給伊朗的不公正已經夠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