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三中全會後中國經濟未來發展的判斷
2013年12月19日至20日，由上海世紀出版集團和中國光大集團聯合舉辦的光大·世紀中國論壇在香港舉行，觀察者網應邀參加。本次論壇演講者林毅夫教授、史正富教授、陳平教授、張軍教授及張維為教授等就中國經濟回顧與前瞻、中西方文明模式等重要議題發表演講。林毅夫教授在論壇上做“三中全會後中國經濟未來發展的判斷”主題演講。因無法到會議現場，林毅夫錄製了演講視頻。觀察者網特此整理（文字稿未經作者審核）。
在十八屆三中全會召開後，中國的改革進入了一個新時期。我恭喜光大•中國世紀論壇在香港召開。很抱歉，因為參加全國工商聯的執委會，不能到香港前來參加會議，但很高興的是，現代科技的發展使我能夠以視頻的方式和各位交流我對中國未來發展前景的一些看法。
我們知道，中國的改革開放是從1978年年底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始的，以漸進的方式推動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軌。在過去34年裏，每年的國內生產總值的增長速度高達9.8%，在人口這麼多、底子這麼薄的國家，持續這麼長時間的高速增長，是人類經濟史上不曾有過的奇蹟。1978年年底時，中國的人均收入只有154美元，還不到非洲國家平均收入的1/3；到2012年，中國的人均收入達6100美元，成為一箇中等偏上收入的國家。中國經濟的整體規模變成世界第二大，中國也成為世界第一大出口國，被稱為“世界的工廠”。
更重要的是，**展望未來20年，我認為中國有維持年均增長8%的潛力。**經濟增長是人均收入不斷提高；收入提高的前提是勞動生產力水平不斷上升；生產力水平上升的載體是技術不斷創新、產業不斷升級。這個道理對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是一樣的。但我們知道，發達國家的技術和產業都已經達到世界最高的水平，對他們來講，技術創新、產業升級都得靠自身研發，其投入相當大，風險相當高。
從歷史經驗來看，過去100多年中，發達國家人均收入水平的年增幅僅2%，加上人口增長的速度，發達國家的經濟增長在2%至3%之間。發展中國家的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可以利用與發達國家技術與產業的差距，引進發達國家已經成熟的技術與產業，作為本國技術創新與產業升級的來源，因此其成本與風險得以大幅降低，其經濟增長的速度可以數倍於發達國家經濟的增速。從統計數字來看，從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至今，有13個經濟體利用了與發達國家技術產業差距的後發優勢，將年均7%或更高的經濟增速維持了25年或更長的時間。改革開放後的中國大陸，便是這13個經濟體中的一個。
技術與產業上的後發優勢已經助力中國經濟增長34年，其潛力還有多少？我想，這個潛力不在於中國過去利用了多少，重要的是要判斷與發達國家相比，技術與產業差距帶來的後發優勢還有多大。衡量後發優勢一個很好的指標是人均收入水平的差距。一個國家的人均收入水平反映的是該國的平均勞動生產力，其背後反映的是平均技術水平與產業水平。
根據經濟學家安格斯•麥迪森（Angus Maddison）的估算，2008年時中國人均收入水平（按購買力平價計算）相當於美國當年水平的21%。中美兩國人均收入水平的差距水平，相當於日本與美國在1951年時、新加坡與美國在1967年時、台灣與美國在1975年時、以及韓國與美國在1977年時的差距水平。日本利用與美國人均收入的差距的後發優勢，從1951年開始，維持了20年年均9.2%的增長；新加坡利用後發優勢，從1967年開始，維持了20年年均8.6%的增長；台灣從1975年開始，維持了20年年均8.3%的增長；韓國則從1977年開始，維持了20年年均7.6%的增長。
我們知道，中國大陸在改革開放之後，其經濟增長方式和我前面談到的這些東亞經濟體是一樣的。如果利用產業與技術的差距，日本、新加坡、台灣和韓國能維持長達20年7.6%至9.2%的經濟增速，應該説，在未來約20年中，後發優勢將給中國帶來年均8%的經濟增長。
有過去三十多年高速增長的成績，展望未來中國又有如此巨大的潛力，我們應該對中國的前景非常樂觀，但最近國際上中國崩潰論的論調此起彼伏。其主要原因是從2010年第一季度開始，中國經濟增長速度連續13個季度節節下滑，到2013年第二季度時，經濟增速僅達7.5%，這是改革開放以後持續時間最長的增長放緩。中國崩潰論者們認為，中國經濟增速的節節下滑是由中國的體制、機製造成的。當然，中國在高速增長中確實出現了收入分配不均、腐敗等造成老百姓不滿的社會經濟問題。崩潰論者們強調，中國過去經濟增速快，把這些問題掩蓋掉了；一旦經濟增速下滑，體制問題暴露，最終的崩潰不可避免。
對此，我個人的看法是，造成中國經濟增速連續13季度下滑的主要原因不是體制問題，而是2008年後的這場國際金融經濟危機帶來的外界刺激。在這段時間內，不只中國經濟增速出現了下滑，與中國經濟處於同等發展程度的其他新興經濟體，譬如巴西，也出現了下滑。巴西2010年的經濟增速為7.5%，2011年降為2.7%，2012年僅為0.9%；印度2010年經濟增速為10.5%，2011年6.3%，2012年只剩2.2%；中國2010年時增速為10.4%，2011年時為9.3%，2012年降為7.8%。可以看出，巴西與印度經濟下滑的趨勢與中國相同，其嚴重程度甚至遠超中國。總不能説，中國的體制問題造成了巴西、印度等新興經濟體經濟增長速度的下滑吧？不僅新興經濟體，過去表現良好的高收入經濟體也顯示出類似的趨勢：韓國經濟增速從2010年時的6.3%，2011年的3.7%，一路降至2012年時的2.0%；台灣從2010年的10.7%，2011年的4.1%，降至2012年的1.3%；新加坡也從2010年的10.8%，降至2011年的5.0%，到2012年僅剩1.3%。總不能説，這些過去表現良好的高收入經濟體出現問題都得怪中國的體制吧？
對一個經濟體來講，它的經濟增長有出口、投資和消費這三駕馬車。至今為止，歐盟、美國、日本等發達經濟體都尚未走出2008年後的這場國際金融經濟危機，失業率尚在高位，經濟增速也尚未恢復至危機前的水平。在這樣的情況下，發達經濟體對消費需求的增長就減緩了，對中國出口產品的需求增長也就慢了。當這場危機爆發時，所有國家都採取了一些反週期的經濟刺激計劃。在其後的三四年時間裏，這些刺激項目基本已經完成，如果沒有新的刺激計劃，投資的增速也將放慢。三駕馬車中的出口與投資兩駕都已經減速，總體經濟增速自然也就放慢了。
綜上所述，2010年第一季度後中國經濟增速的下滑，並非如崩潰論者們所言，是自身體制所造成的，其最主要的因素還是國際經濟週期。既然如此，我們就應該適當使用反週期措施來穩定經濟的增長。與其他國家相比，中國在反週期措施方面的選擇空間要大得多。作為一箇中等收入國家，產業升級、基礎設施建設、環境改良等方面的改善空間還很大，這方面的投資將帶來相當高的社會經濟回報。
另外，中國政府的財政狀況也比其他國家要好。2012年時，中國中央政府的國債餘額僅佔國內生產總值的14.9%；根據官方公佈的數字，地方政府的負債是10萬億，相當於國內生產總值的19.2%，兩者之和也不過34.1%。當然，在座可能有人認為，10萬億的估值比較低。我看到的最高估值為17萬億，相當於2012年國內生產總值的32.7%，政府總債務也不過佔國內生產總值的47.6%。日本政府的負債達國內生產總值的240%以上，大部分發達國家積累的政府負債普遍超過國內生產總值的100%。政府負債少於國內生產總值50%的國家，可以説財政狀況處於相當健康的水平。更何況，一般國家的政府負債是用於支持消費的，這部分債務是真的債務；而中國的政府負債大部分是用於投資的，是有資產作抵押的。從這個角度看，我認為中國利用財政做反週期性刺激的空間，還是相當大的。
中國不僅政府財政狀況好，民間的儲蓄率也相當高，超過國內生產總值的50%。也就是説，中國政府可以利用財政政策啓動民間投資，再加上3.7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這些有利的條件是許多國家搞反週期刺激措施所不具備的。我相信，只要經濟增速降至預期範圍之外，政府只需啓動一點投資計劃，便可帶動經濟增速回升。事實正是如此，今年第二季度，中國經濟增速降至7.5%，政府增加了一些鐵路和安居工程的投資，到第三季度時，經濟增速便回升至7.7%。
基於前面的分析，我相信未來數年、十年、甚至十五年，中國可以維持每年7.5%至8%的經濟增長速度。這是相當有可能實現的。當然，中國作為一個以雙軌制方式進行轉型的國家，必然有一些體制、機制的問題，具體表現為政府對市場的干預過多；民企得不到國企同等待遇；非公有制產權得不到公有制產權同樣的地位，等等。過去的這些干預措施和國企的特殊待遇，是因為改革開放初期，技術先進、資本密集型的大型國有企業是違反當時中國比較優勢的。當時中國人均收入連非洲平均水平的1/3都不到，資本相當短缺，國企在開放競爭的市場當中是沒有生存能力的，政府必須給予補貼才能避免國企破產，保持經濟穩定。
經過三十多年的發展，中國已經是中上等收入國家，資本已經不再短缺，過去違反比較優勢的產業現在已經符合中國的比較優勢了。以汽車產業為例，現在的中國是全世界第一大汽車生產國，年產量超過2000萬，每年向國際市場輸出200多萬輛，參與國際競爭。大型工業裝備也是一個技術先進、資本密集的產業，要是沒有政府補貼，便無法在改革開放初期存活下來。如今，三一重工、中聯重科等大型裝備企業已可與歐美公司平等競爭。我們的高速鐵路在國際上也是具有競爭力的。過去給予這些產業以保護補貼，是雪中送炭；現在繼續補貼，便是錦上添花了。這些企業自然希望繼續獲得補貼，但這樣便會導致收入分配差距越來越大；腐敗現象越來越普遍；民營經濟得不到同等待遇等問題。
改革應該是與時俱進的。十八屆三中全會的決議強調，市場要對資源的配置起決定性作用，也就是價格應該由市場決定，資源應該按市場上公平競爭的方式配置；非公有制經濟應該得到與公有制經濟同等的地位，即社會主義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非公有制經濟的產權與公有制經濟產權同樣不可侵犯。在這樣的改革精神下，我相信各種所有制經濟可以得到平等的使用；同等使用各種生產方式；公開、公平、公正地參與競爭。我相信這些政策的實行能夠很好地調動各種所有制經濟的積極性，去挖掘我前面所談到的中國未來20年左右年均8%的增長潛力。
如果這個潛力得到挖掘，十八大提出的到2020年兩個“翻一番”——即國內生產總值與城鄉居民收入在2010年的基礎上各翻一番的目標將會實現。如果國內生產總值要在10年中翻一番，十年年均增速要達到7.2%，也就是説從2013年至2020年，平均每年經濟增長速度只要達到6.8%就足夠了。如果城鄉居民收入也要翻一番，考慮到年均0.49%的人口增長因素，也就是説只要平均每年經濟增長達到7.3%便可以實現。考慮到人民幣升值的因素，2020年時，中國的人均年收入很可能將達到12700美元，這也是聯合國、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對高收入國家的統計標準。
我相信，即使2020年沒有達到這個目標，最晚也會在2022年前達到，也就是在以習近平總書記為核心的這一屆黨中央領導下，中國可能變成高收入國家。這將是一個了不起的成績，因為自二戰至今，在全世界180多個發展中國家中，到目前為止只有韓國和台灣這兩個經濟體從低收入邁入高收入的門檻。到2020年，中國很可能加入這個行列，這可以説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以及中國夢的初步實現。我希望全國上下，包括香港的各界人士，能夠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與中國夢努力做出貢獻。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