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竹：到中國知識分子這兒就成優點了

前幾日，觀察者網小編找我推薦2013年值得一讀的好書，很湊巧，最近讀到兩本大相異趣的關於知識分子的著作。一本是美國著名經濟學家托馬斯•索維爾的《知識分子與社會》，由張亞月、梁興國翻譯，中信出版社出版。托馬斯•索維爾是奧地利經濟學派的代表人物之一，目前擔任斯坦福大學“羅斯與米爾頓•弗雷德曼”學會高級研究員，是美國當代著名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和保守主義的政治哲學家。另一本書是由“騰訊文化”編著的《知識分子與中國社會》。由於“騰訊文化”只是一個文化機構而非作者，這本書實際上是“騰訊文化”的編者對周國平、杜維明、許紀霖、楊奎松、謝泳、雷頤、西川、周濂等十多位中國知識分子的採訪彙集。這本書也是由中信出版社出版，跟托馬斯•索維爾的《知識分子與社會》出版的時間只相差兩三個月。看來中信出版社對知識分子與社會這個話題頗為關注。

索維爾《知識分子與社會》的英文版出版於2010年，這已經是美國金融危機爆發兩年之後了。但托馬斯•索維爾一如既往地伸張美國保守主義的基本觀念，批評知識分子在理性上的狂妄自大和缺乏現實經驗。托馬斯•索維爾這本書跟他的前輩哈耶克寫的《通向奴役的道路》一書極為類似，這兩本書的作者雖然都是著名經濟學家，但兩本書都不是在談經濟學問題，而是在談政治哲學，而且都是在談保守主義的政治哲學。從某種意義上説，托馬斯•索維爾的《知識分子與社會》就是現代版的《通向奴役的道路》。當然托馬斯•索維爾對“製造”觀念的知識分子的分析和批評遠沒有哈耶克批評理性至上主義者那樣深刻和尖鋭，但卻對知識分子的身份、職業等方面進行了更為深入的剖析。

索維爾認為，“文人型”知識分子是不負責任的

**索維爾開宗明義地把知識分子界定為有很大社會影響，但卻不負責任的“觀念製造者”。**索維爾界定的知識分子專指非科技類的“觀念知識分子”（idea worker），這個特定人羣製造觀念，並用這些觀念來指點江山，抨擊時弊，由此獲得聲望和物質財富。我覺得用“文人型”知識分子這個概念可能更能準確表達idea worker這個概念。索維爾認為，“文人型”知識分子跟科技類知識分子和專家最大的區別在於，科技類知識分子和其他專業人員的工作必須接受實踐的檢驗並需對失敗付出代價，比如一個軍隊指揮官如果指揮失誤，有可能會讓他跟自己的士兵付出生命的代價。**當“文人型”知識分子的觀念和主張在實踐中碰壁後，他們通常不會承認錯誤，而是喜歡用一大堆言辭來為自己辯護而怪罪其他人或其他條件，因為能言善辯、文過飾非本身就他們的職業。**索維爾認為，從這個意義上説，“文人型”知識分子是不負責任的。

如果“文人型”知識分子拒絕承擔實踐失敗的責任僅僅侷限於個人領域，那也還好，作為一種智力遊戲，即使失敗也對社會無大害。**但問題在於，“文人型”知識分子始終有一種想影響公眾輿論的強烈衝動，而他們恰恰又不具備所談論話題的專業知識，這樣常常給社會造成極大傷害。**索維爾專門對紅色高棉製造的慘劇進行了分析。紅色高棉8位最高決策人中，5位是教師，1位大學教授，一位經濟學家。這些知識分子大多數都在法國留學，試圖把在法國學到的激進觀念搬到柬埔寨來實行，最終釀成慘禍。索維爾用這個例證闡述的道理跟哈耶克在《通向奴役的道路》一書中的論述基本一致。

與索維爾《知識分子與社會》一書形成巨大反差的是由“騰訊文化”編著的《知識分子與中國社會》。在“騰訊文化”編著的這本書裏，雖然這十多位知識分子的觀點並不完全相同，但是，其中大部分人在跟“騰訊文化”編輯對話時，幾乎都在討論歷史上或現實中體制的專制與知識分子的關係，以及知識分子受壓後的蜕變和犬儒化。一些人認為，由於中國體制的專制覆蓋了整個中國社會，知識分子已經無處可逃。讀《知識分子與社會》，隨處可看到索維爾對“文人型”知識分子的批評和指責，讀“騰訊文化”編著的《知識分子與中國社會》，則處處可以感覺到知識分子的悲情，感到知識分子以社會良心自居，以社會公平正義代表自居的那種心懷天下的濟世情懷。索維爾在《知識分子與社會》中把“文人型”知識分子熱衷於對自己不熟悉的社會事務發表意見並試圖影響公共輿論的做法視為不負責任，而《知識分子與中國社會》一書則把知識分子對自己專業以外的社會事務發表意見，或者試圖影響公共輿論的行為看作是知識分子的光榮使命，也是最大的優點。

在中國的“文人型”知識分子心中，很多人都有一個“屈原情結”

從事實判斷看，這兩本書對知識分子的界定並無多大差別，所不同的是兩本書的價值判斷。索維爾筆下知識分子的缺點到了中國知識分子這裏，很多都成了優點。在《知識分子與中國社會》這本書中，好幾個學者和騰訊編輯都不止一次提到屈原。在中國的“文人型”知識分子心中，很多人都有一個“屈原情結”，即使他們批評屈原，或者斷言產生屈原的社會條件在今天已經不存在，也不過是以另一種方式來表達心中的“屈原情結”。

無可置疑，知識分子以社會良心自居，以公平正義的代言人自居並不一定就是壞事。中國的士大夫傳統在兩千多年的歷史中對中華文明的發展和傳承起了重要的積極作用，中國近代以來的革命也正是基於這種以天下為己任的情懷。

但是，社會良心和公平正義這樣一些概念具有強烈的價值色彩，不同價值理念的人對良心、公平正義可能具有完全不同的理解。“文人型”知識分子可能比一般民眾有更強的語言修辭能力，更會寫詩作賦，更善於公共表達，但是，知識分子的良心並不一定就是社會的良心，知識分子心中的公平正義並不一定就是社會的公平正義。如果説，知識分子才是社會的良心，那是否意味着農民、工人、企業家、軍人以及各個行業的專業人員都缺乏社會良知？是否意味着知識分子在道德上要高於其他社會羣體？

事實上，在人類社會，沒有任何一個社會羣體天然具有社會良心，天然代表社會的公平正義。任何一個社會羣體，尤其是最強烈希望代表社會大眾的“文人型”知識分子，如果認為自己天然就是社會良心，天然就代表社會的公平正義，並由此帶着悲憤的心態來改造社會，那就極有可能把社會推向災難，從而印證哈耶克引用德國詩人荷爾德林的詩句：“使一個國家變成地獄的東西，恰恰是人們試圖將其變成天堂的努力”。

中國知識界有一些人自稱是哈耶克的信徒，自稱是自由主義者，自認為自己是政治上的右翼，自認為自己很鄙視政治上的左翼。但是，如果我們把索維爾的《知識分子與社會》和“騰訊文化”編著《知識分子與中國社會》對照起來看，尖鋭批評知識分子的索維爾正是一個現代版的哈耶克，哈耶克和索維爾批評的對象似乎很像是中國的一些知識分子。

索維爾的《知識分子與社會》確實是一本好書，這本書有助於中國知識界真正讀懂哈耶克的政治哲學，真正理解自由主義的思維方式，真正理解荷爾德林的詩句：“使一個國家變成地獄的東西，恰恰是人們試圖將其變成天堂的努力”。《知識分子與中國社會》也是一本好書，它有助於人們進一步瞭解中國知識分子獨有的心態和思維方式，從而進一步理解上個世紀中國社會走過的路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