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連奎：“後美國時代”的七大預測
近代以來的中西方學術交流是從“遊記”開始的，大航海之後西方傳教士大量進入中國，將中國文化以“遊記”的形式傳播到西方，從而拉開了中西方交流的大幕，而“中學西漸”也成為了法國啓蒙運動的導火索和思想來源。今年出版的王文先生的**《大國幻象》**一書就是這樣一本“遊記”型的著作，記錄的是其多年行走於美日歐等大國時的所思所想，其間既有與大國政要的親密接觸，也有與外國媒體人的唇槍舌劍，還有與世界頂級學者的下午茶對話錄，內容可謂精彩紛呈，而其優美雋永的寫作風格也為讀者增加了不少的閲讀美感。
雖然最近我也在讀哈佛大學教授傅高義的**《當日本名列第一》** ，這是當年日本趕超美國時的一本劃時代的著作，同類書還有啓蒙運動時期法國經濟學家魁奈的**《中華帝國的專制制度》**，這是一本當年歐洲超越中國時的代表作，反映的也是當時歐洲超越中國時期歐洲思想界的複雜狀況。當今是世界領導權更替的敏感時刻，國際政治領域最熱門的話題無非是中國的崛起和美國作用的下降，而在這“三十年未有之大變局”下，將會發生什麼不可測的事情，是很多人的擔憂與期待。
從這個意義上來説，王文先生的《大國幻象》更值得一讀。作為一名研究國際政治的學者，王文也曾長期就職於中國頂尖的國際政治刊物，對國際問題可謂相當熟稔，因此在這方面先聽聽他的聲音可以算是一個研究捷徑，下面七條是筆者閲讀這本《大國的幻象》之後的一些感悟：
《大國的幻象》，王文著
一、美國可能不再用霸權思維來對待中國，美蘇對抗的局面不會在中美之間出現
作者指出，當“中國第一”成為一個越來越近在咫尺的事實時，很多人擔心中美矛盾會不會變的不可調和。對美國來説，失去第一的威脅感正在加劇，而一旦失去第一，美國失去的不僅是引以為豪的“上帝的選民”和“民主至上”等抽象的民族優越感，還意味着必須在世界勢力範圍、國際規則制定等諸多方面做出實質性的退讓。
但這種衝突也可能不會出現，因為首先改變的可能是美國，中美矛盾的根源是美國的霸權思維，而當美國不再是“世界老大”時，美國可能會自動取消這種霸權思維，一個世界第二的國家再擁有霸權思維也是不正常的，而美國是一個實用主義的、善變的國家，美國人一向喜歡審時度勢，這些都可能改變中美對抗的局面。
而事實也證明了這一點，這幾年隨着中國國力的上升，中美之間的衝突不是增加了，而是減少了，美國對中國的批評不是增加了，而是減少了，甚至美國人也開始讚美中國了，而且這種趨勢還可能會持續下去。中蘇對抗的局面不會出現在中美之間重新上演。
二、國際話題將在中國媒體中佔據更大版面，而“經濟”和“民生”將成為美國輿論的主基調
當美國甩開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包袱後，會重點對付誰？中國的輿論裏隱約嗅到了些不安，想想幾年前，美國媒體討論的前幾名話題就是伊拉克、阿富汗和敍利亞，而當這幾個話題消失後，現在誰來填補這個空白？誰最有可能成為美國的戰略對手？這是很多人擔心的，但本書作者王文卻給我們提供了另外一個思路——“我們可以從另一個方面想，非得用國名來填補這個空嗎”？
我們看看奧巴馬的演講就知道答案了，在伊拉克撤兵時，奧巴馬説，我們現在面臨的最緊迫的任務就是恢復國內經濟，因此我們完全有理由判斷“是用經濟，而不是用國名來填空”。
美國深刻地知道，美國在國外的影響力取決於國內經濟的繁榮。美國學者曾經指出，未來世界大戰依然存在可能，但不是發生在國家與國家之間，而是發生在國家內部，因為政府在管理內部時越來越疲於應付，根本就無法顧及外部的戰爭。
而中國給世界提供的將是國內治理經驗。中國如此複雜的國家，都能治理好，那其他國家還在話下嗎？國際金融危機瓦解了人們對美國治理經驗的信任，中國的持續成功給其他國家的發展提供了新的道路選擇。
當然這也需要中國願意分享自己的治理經驗，並且讓其他國家看得懂，學得來。因此本書作者認為未來十年，美國將從世界開始戰略收縮，着手整頓國內事務，同時給了中國一個學會當國際榜樣的機遇。當然中國肯定不推銷價值觀，而是推廣我們的高鐵、核電等，中國將是一種“拯救式崛起”。
三、中國對美國的戰略不會出現大的變化
大約15年前，中國理性地認識到國際現實環境，提出了“增加信任、減少麻煩、發展合作不搞對抗”的十六字方針，當年的遠見換來了今天的發展，本書作者認為這種戰略大局觀在將來會得到繼承。中國只會出現戰術調整，而不會出現戰略顛覆，中國的提升是從新中國建立開始的，改革開放後更是迅速提升。在早期我們一直將亞洲四小龍作為榜樣，鄧小平先生也曾經將趕超亞洲四小龍作為對廣東的期許，但如今廣東早就將亞洲四小龍甩在了後面，而亞洲四小龍也絕非都是城市國家，其中韓國也是在世界上排名前十幾位的經濟大國。美國人曾經驕傲地説，加州是世界第幾大經濟體，而我們也可以説，這樣的經濟體，我們中國有好幾個，除了廣東，我們還有浙江、江蘇、山東……
其實世界從“大趨異時代”，進入“大趨同時代”是歷史的必然，中國和印度這樣的人口大國早晚會成為經濟大國，但經濟總量的趨同並不意味着發展水平的趨同，中國如果要達到美國的發展水平仍然需要大概20多年的時間，因此在這段時間內中國對美國的戰略不會發生大的變化。
四、中國學習美國的心態會降低，而美國學習中國的風氣會上升，“國民外交”將出現從“做一夜美國人”到“做一天中國人”的轉變
美國知名學者弗裏德曼曾感慨到：“要是美國能做一天中國有多好！只是一天！僅僅一天！在這一天裏，我們可以制定所有正確的法律規章，以及一切有利於建立清潔能源系統的標準。一旦上級頒佈命令，我們就克服了民主制度最差的部分迅速做出重大決策。”
在西方國家討論和執行規章制度、基礎設施，恐怕要花幾年甚至幾十年的時間，當你進行綠色改革這類影響深遠的變革時，當你的競爭對手是根深蒂固、資金充足的利益集團時，當你不得不勸説公眾犧牲某些短期利益去換取長期收益時，領導人的魄力顯得尤為重要！
雖然美國開始學習中國了，但我們也應該繼續學習美國，大國之大在於兼容幷蓄，任何小國都有其獨特的優勢。就拿我們的近鄰韓國來説，韓國的國力不如中國一個省，我們應該忽視韓國嗎？韓國對我們的衝擊，帶給我們的新鮮與震撼還小嗎？因此即使中國成了世界第一經濟大國，我們學習美國也是有必要的。
這也如本書作者王文所指出的那樣，“膨脹的國民心態會對中國國力研判出現誤讀，中國只是‘國民生產總值第二’，但不是總體第二，美國局部優勢將長期領先”。驕縱狂妄不是我們的民族精神，謙虛敦厚才是我們國人應有的品質，即使我們成為了第一，我們也應該遵循中國孔老夫子“三人行，必有我師”的古訓。
五、中國模式將比美國模式更具競爭力
雖然很多人吹捧美國模式，但是在學術界看來，美國模式一直就不是完美的，一直將美國的政治模式稱為“政黨分贓制”，近期西方政治學權威福山將其稱為“否決政治”，而諾貝爾經濟學家獲得者克魯格曼更是不客氣地稱其為“黑幫政治”或是“敲詐政治”，而筆者更喜歡將其稱為“互毀政治”，美國兩黨互相毀滅，而最終被毀滅的還是整個國家的全體國民，這就是美國政治的真實寫照。
美國的選舉政治，最初是為了防止獨裁，而在媒體日益發達，社會如此多元的時代，獨裁早已是杞人憂天，人民更關注是如何防止社會的分裂。正如本書所描述的在選舉季競爭雙方用盡各種方法將對方搞臭，宣傳標語貼的到處都是，儘可能地將所有人民都忽悠到政治鬥爭中，廣場集會口號喊的驚天動地，用很浮誇的語言向人民宣揚做不到的承諾，為了轉移國內矛盾而不擇手段的攻擊那些萬里之外的假想敵國。政客的主張總是那麼簡單化，要麼減税，要麼增税，要麼保護富人，要麼保護中下層。
美國前總統卡特在其書中也曾指出，美國政治越來越明顯地嗅到“簡單兩分”的味道，辯論變成了黑白站隊，沒有對細節和微妙差異的探討，對敢於發表不同意見的人進行人身詆譭。而美國的這種“互毀政治”對世界來説無疑是個“壞榜樣”，而那些學習美國的國家都成了“差學生”、“失敗國家”。而在經濟上，美國的自由主義經濟模式較於北歐的“高福利國家”模式和德國的“社會市場經濟”模式更是毫無優勢可言，中國模式雖然還不夠完善，但將越來越具有吸引力。
中美之間應繼續加強交流，互相學習
六、美國衰落但不衰退，世界領導權的交接是個長期過程，美國局部優勢將長期存在
本書中的另一個論斷也非常新穎，那就是美國雖然會失去世界第一的寶座，但美國絕不是一個在衰退的國家，美國仍然在增長，危機後美國的失業率已經到達了危機前的水平，美國的實力雖然很難恢復到1945年甚至1990年的水平，但仍然在增加，美國的經濟一直在增長，而且多方面還處於領先地位。
羅馬帝國衰落了1000年，直到拜占庭帝國滅亡，大英帝國衰落了200年，至今仍有殘餘的影響力，而美國的衰落也必將是個長期的過程，況且當下的貿易、金融、政治、軍事、社會、價值觀規則都是多年來在美國主導下制定的，雖然對新興國家不利，但很難輕易超越，中國的目標首先是要實現中國與美國的平等。
七、中美面臨的共同問題越來越多，中美的分歧越來越小，一起解決共同問題的機會在增加
當今世界大家是一樣的，都是現代化的國家，都生活在市場化的社會，都面臨着貧富分化的問題，都面臨着過度金錢主導的問題，都面臨新聞輿論越來越商業化的問題，而且人們已經越來越厭惡市場、期盼公正，這些問題中美都同樣面臨，而且可以通過合作加以應對。
比如本書作者指出，在中國，媒體人喜歡以簡單主義的思維邏輯，切片式的截取某些事件側面，營造對抗的氛圍與國家崩潰的絕望感。這些過於極端簡單主義的論調以及有目的性的新聞截選，如果不是別有用心，至少也構成了某種程度的新聞造假。
當然中國新聞界的這種“負面消息綜合症”也是起源於西方國家“壞消息才是好新聞”的理論，但中國人不知道的是，西方出現這種現象是因為媒體通常是利益集團的傳話筒，如果將這種新聞倫理硬搬到中國就會出現“微觀上是真實的，宏觀上是失真”的社會現象。
而美國在這方面也是深受其害，美國資深記者馬文卡爾曾批判，美國新聞已經墮落到“媒體-政治”時代，媒體政治化的傾向越來越明顯，許多新聞媒體成了利益集團的工具，真正“硬新聞”所佔比例越來越小，媒體的報道內容通常不是讀者必須要知道的公共信息，而是充斥着聳人聽聞類、人情味類、犯罪和災難類、醜聞類、旨在抓住受眾眼球的“軟新聞”，美國總統大選如火如荼，但人們能看到的只是總統的花邊，而必須知道的政策主張反而不是媒體報道的重點。
而這些中美面臨的共同問題都可以通過協商而創新出一套新的治理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