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政要參拜靖國神社的幕後金主：遺族會施壓企業主下注

日本首相安倍晉三2013年12月26日參拜靖國神社，此舉令日本陷入孤立。安倍對國際社會的公開批評似乎全然不顧，又提出從2014年開始，兩年內遍訪南太平洋諸島“追悼戰死者”。日媒分析稱，這體現了安倍個人追悼戰死者及收集遺骸的強烈願望。

昨日，又一名日本內閣成員、內閣總務大臣新藤義孝參拜靖國神社，在中韓甚至美國均對日本政客“拜鬼”行徑表達不同程度不滿的當下，這一行動無疑挑釁意味濃厚。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昨日專門就此事鄭重表示，中方對內閣總務大臣參拜靖國神社表示強烈抗議。

同一天，安倍晉三在新年感言中，用大篇幅宣揚其自身的戰略野心，宣稱“奪回‘強大日本’的戰鬥才剛開始”。

眾所周知，安倍是日本二戰甲級戰犯岸信介的外孫。無論是安倍國內參拜，還是海外追悼，都離不開某些日本勢力的鼓動或支持。而日本遺族會等社會團體和一些日企一直是日本政要參拜、否定歷史和製造麻煩的背後推手與金主。

1月1日，日本總務大臣新藤義孝(右二）參拜靖國神社

日政要為保“遺族會”票源參拜

靖國神社的主要支持者有“日本遺族會”（日本遺族會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日本官兵的遺屬組成的一個全國性組織，在法律上屬於財團法人——觀察者網注）、“靖國神社崇敬奉贊會”和“戰友會”。日本遺族會成立於1947年，當時叫“日本遺族(二戰陣亡軍屬)後生聯盟”，是當時各種“遺屬”團體中規模最大的，有104萬個家庭，約800萬人為實際繳納會費的會員。但戰後近70年，日本遺族會以及同年代的戰友會第一代會員大多作古，分散在各地的戰友會陸續解散，對靖國神社的捐款能力逐年下降。1998年成立的“靖國神社崇敬奉贊會”是目前支撐靖國神社的主要資金源，2002年為靖國神社提供的資金大約為1.2億日元(當時約合120萬美元)。該會約有會員7.2萬人，年齡大多在70歲左右，每年會員數減少千人左右。

據《朝日新聞》2006年8月12日公佈的調查，**靖國神社約70%的收入是以“祭錢”以及捐款、“玉串料”等特定宗教活動取得的。**儘管具體的收支數目不對外公開，該報通過幾個渠道瞭解到，靖國神社收入最高的年份是1985年，達到38億日元(當時約合1000多萬美元)。之後，企業以及會員的捐款等逐年減少，到2006年基本維持在最高時期的一半。收入減少的原因是，戰爭年代過來的人數逐年減少，尤其曾經動輒捐款幾百萬的中小企業經營者去世，其後代對靖國神社興趣不大，捐款也大幅減少。

日本遺族會活動

2005年，曾有日本遺族會頭目向《讀賣新聞》表示，組織面臨着“存亡危機”。在2004年參議院選舉中，遺族會推舉的議員的得票率比上世紀80年代少了3/4。遺族會2005年曾向政府提出一個法案，要求對“遺屬”的第二代支付10年的“特別慰問金”，期待將其影響力再維持10年。曾有統計表明，日本遺族會約17萬人是日本自民黨黨員，因此被自民黨看成是“重要票源”。星島環球網08年8月稱，**日本遺族會既是供奉戰死者的靖國神社的財政基礎，也是執政黨自民黨的最大支持團體。**據悉，由於供奉了甲級戰犯，日本遺族會會長古賀誠曾在06年8月小泉純一郎參拜靖國神社之前提出分開祭祀的想法，但遭到了會內成員的多數反對。

在遺族會的推動下，自民黨在1980年的選舉中打出實現“正式參拜靖國神社”的口號。遺族會對日本政治生活的影響很大。1981年4月，311名議員組成“大家都來參拜靖國神社的國會議員之會”。來自自民黨的日本前首相小泉純一郎、現任首相安倍及眾多政要參拜靖國神社，自然可以獲得日本遺族會的青睞和支持。

遺族會悄然興起海外慰靈潮

“新日中友好21世紀委員會”日方委員石川好從另一個角度分析了日本遺族會與日本政要的關係，他告訴《環球時報》記者，戰爭年代，一些被徵男子在與父母分手時預感到“可能永遠不會再見面”，所以悲情地喊出“我們在靖國神社見面吧”。他們的遺屬也憎恨戰爭，追求和平。但當聽到有人反對參拜靖國神社時，會變得癲狂，認為這種“反對”就是不讓他們看望戰死者的亡靈，而這種複雜的情感常被日本政客和右翼組織利用。

   

 

日本遺屬中不乏正義人士，很多不滿被政治操縱的遺族離開遺族會，在各地成立以“反省戰爭責任，實現世界和平”為宗旨的“和平遺族會”。和平遺族會成為聚集“日本良知”的旗幟性組織，每年舉行“反對首相參拜，反省國家戰爭責任”大會。

從思想理念上看，日本政府為避免追究天皇的責任，與日本右翼在慰靈問題上是既合作又對抗的。而安倍公然提出兩年內遍訪南太平洋諸島“追悼戰死者”，實際上提高了海外慰靈活動的級別。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副教授唐永亮告訴《環球時報》記者，經過數十年的發展，日本遺族會與眾參國會議員、厚生省（日本掌管社會福利與勞務的部門，譬如醫療、衞生、福利、公積金等——觀察者網注）**之間，形成牢固的鐵三角互動關係，成為一個名副其實的壓力團體。**日本遺族會還讓海外慰靈悄然興起。伴隨着1964年日本國民出國實現自由化，許多地方組織、遺族、舊軍人團體紛紛走出國門，依託20世紀50年代岸信介內閣賠償外交打下的基礎，以公益援助為手段，以追求和平為口號，在一些國家建立慰靈碑。

對日企資助者要進行具體分析

2005年3月，中國媒體曾羅列出部分支持編撰右翼教科書的日本在華投資企業，如朝日啤酒、三菱重工等。曾有朝日啤酒的名譽顧問公然聲稱：“不參拜靖國神社的政治家，沒有當政的資格。”對此，唐永亮認為，許多日本企業向靖國神社提供奉納金、為美化日軍侵略行徑的歷史教科書提供資助，這其中除了日本國民的宗教意識、風俗習慣等因素外，也不可忽視冷戰後日本日益明顯的右傾化社會生態對這些企業的影響。二戰結束已近70年，日本基於戰爭教訓而持堅定和平主義立場的人越來越少。而伴隨着冷戰體制的崩潰，包括日本在內的世界左翼勢力的明顯式微，也使得日本和平主義力量日漸削弱。

商務部研究院日本問題專家唐淳風認為，日本一些利益集團在背後支持着日本政客，是他們形成決策的推手。其中很多企業也曾為中日建交以及日本開拓中國市場做出過巨大貢獻。當中日關係出現緊張時，它們也應出來化解矛盾。唐淳風奉勸日本有良知的經濟界團體聯合起來，共同抵制軍國主義的復活，約束日本政界要人，不許他們將日本重新引向戰爭。

日本原民主黨參議院議員川上義博告訴《環球時報》記者：“我從來都不去靖國神社。日本當年發動的是一場錯誤的戰爭。對那些引導日本走向戰爭的人，我無法做到低頭默哀，我只想罵他們是‘混蛋’。”他認為，對於資助、捐贈靖國神社的個人和一些團體、企業，需要進行分析。那些參與“政治獻金”的企業，尋求的是一種長期的政策回報、立法回報、利益回報，有的可以被(中國)列入“黑名單”。而一些民間的、宗教性的捐款，更多的是一種心情性、信仰性的捐款。

“日本遺族會”影響力有多大？

（觀察者網綜合環球時報、鳳凰網等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