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妮妮：安倍首相暴走的底氣從哪來
當年小泉純一郎全面展開新保守主義政策，唱出“小政府”時，就有冷笑話雲，“所謂小政府，就是隻有小泉一個人的政府”。冷笑話歸冷笑話，從小泉到安倍的首相權力強化，無疑是一個事實，而12月26日，安倍旁若無人的靖國神社參拜，就是佈告這一事實的儀式。
“不理解”與“支持”的悖論
安倍首相參拜靖國神社之後，共同社迅速做了電話輿論調查，受訪者有69.8%認為首相“有必要顧忌外交關係”，這顯然是不大讚同首相此次參拜的委婉表達（同時認為“不必要顧忌外交關係”的佔25.3%）。這當然與yahoo！評論中有超過八成支持參拜的態勢形成鮮明對比，但作為一個老派的人，筆者還是選擇相信共同社的調查。然而問題的重點並不在此，而是，在共同社的同一個民調中，安倍的支持率比一週前上升了一個百分點，為55.2%（不支持率為32.6%，基本與一週前持平）。共同社據此也分析認為，如果不是這次參拜的負面效應，安倍首相先生將憑着沖繩普天間美軍基地問題成功解決的“政績”，獲得一次支持率的躍升。
但是，一旦我們注意到《特定秘密保護法》這種與日本國民切身權益密切相關的法案，都只能對安倍的支持率造成有限打擊——使其支持率降到去年12月以來的最低值，47.6%——的情況，就很難想象還有什麼政治外交上的負面評價能影響到安倍。不過考慮到美國反恐框架下的諸多人權問題都沒有激起多少社會波瀾，這也就不顯得奇怪了。
看得見的差異與看不大見的分歧
至於何以國民支持率如此寬容一個在“不可理解”的政治外交道路上狂奔的首相，答案當然必須是因為他的“安倍經濟學”，這裏無須贅述。12月26日安倍參拜靖國神社後，在主流紙媒中對安倍最持保留態度的《朝日新聞》發表社論，疑慮首相已經從“經濟優先”的現實主義路線轉向自身的“（右傾）信念”優先的執政方向；但這種疑慮中也隱含了這樣的一個意思，只要首相堅持發展經濟的現實路線，選舉的“民意”就不會有顯著的分裂。
從整體的經濟形勢看，“安倍經濟學”見效的確顯著，2013年前三季度日本經濟實際年率增長分別為4.1%、3.8%和1.1%，企業物價和消費物價指數也持續轉為正值；日經指數年內漲幅達到41年來最大的56.5%；隨着日元大幅度貶值，豐田汽車等強勢的出口企業海外盈利激增；等等。經濟學家已經指出過這些成功後面的隱患——未建立自發可持續增長結構、央行債務和政策危機、世界貨幣地位動搖，等等——而在這些隱患背後，則是社會差異的進一步擴大，日元貶值推動的對外貿易增長顯然沒有惠及全行業，至少去年電子產業的逆差，應該對日本的經濟信心是個不小的打擊；而居民消費信心的增長目前看來也更多限於大城市的較富裕階層；而更不應該忘記的是，“安倍經濟學”最終要瞄向“結構改革”，以建立IMF也希望的“日本經濟自發的可持續增長”，而這無疑要打破日本自1950年代以來建立的國民分配結構——當然這並不是從安倍才開始——要生動理解“結構改革”帶來的社會分歧，可以參考圍繞TPP協議對立的長串政黨和社會團體名單。
然而即便分歧是如此的明顯，從居高不下的內閣支持率和7月參院選的結果來看，這種社會差異並沒有體現為民意的分裂。事實上與其將它解釋為安倍的深得民心，不如説是日本自55年體制解體後還沒有建立新的國家——社會溝通系統。研究者們早已指出，55年體制下的日本實際是一個利益輸送的系統，自民黨更像是一個發展集團，議員代表的是各自所屬的（地方）福利分配單元；而在國家層面，在野革新政黨的鬥爭又維護勞動者的權益。現在自民黨已轉型為具有強烈新保守主義色彩的競選型政黨，民眾卻只能在新保守主義者的“革新”口號壓力下糾結地保護自己傳統的政治參與和社會組織手段。安倍26日參拜靖國神社之後，前自民黨幹事長古賀誠——一個親美的傳統保守主義者——向媒體憂慮地表示：“（針對《特定秘密保護法》等安倍政府的一系列強硬姿態）民主政治要有牽制與平衡的機制才成立。但是今天政府提出的法案總是‘來自於總理的意向，來自於首相官邸的意向’，內容並沒有經過黨內的充分討論。對於靖國參拜也是，不經過討論只是直接通知説‘我要參拜了’。這對於自民黨幹部、同盟的公明黨、盟國美國而言，都不是願意看到的態度。”這段話大概能算作是對日本新保守主義者的“小政府”轉型的生動註解。
12月26日上午，安倍參拜靖國神社
“沖繩的失敗”
12月使得安倍心情大好的因素，大概首推沖繩普天間基地問題的“解決”。沖繩縣知事終於同意在縣內名護市填海安置美軍的新基地，以供“世界最危險的基地”普天間基地搬遷。對於一直以來要求美軍基地移往縣外，或者至少是為基地的繼續存在設置15年期限的沖繩縣民而言，這的確是“失敗”。而此時進一步凸顯了安倍“小政府”的強大：日本政府預算將在2014年度提供沖繩3460億元“振興預算”，比沖繩要求的增加了52億日元（另還承諾到2021年度將振興預算保持在3000億日元，但如此長的時期，還是聽聽就算了）。
臨時岔個話題，不久前朝日電視台斥重金製作了一部名為《奧運會的贖金》的電視劇，乍一看是60年代激進學生化身恐怖分子被社會正能量消滅的老套戲碼，但卻有一個別具況味的設定。劇中借主角之口，點出了這名恐怖分子與一般的激進學生的不同：他的痛苦來自於貧瘠的、終日勞動的偏遠家鄉和繁華逍遙的東京的差異，因此他的激進比坐在大學裏的理論家們更具有實質內容。地方農村和中心城市的區別，向來是日本社會差異的主要表現形式，而在1990年代經濟蕭條之前，這種差異是通過發展集團的利益輸送、農業保護和扶植地方中小企業來彌補的——這些政策同時也是日本工業化、技術立國的基礎——其制度形態就是地方政府和社會團體的自治。但新保守主義政策和老齡化動搖了地方自治的根基。
沖繩原本就是日本的一個特殊“地方”，向來被有意無意地排斥在日本的“民意”之外。當日本正面評價美軍的軍事保護傘時，沖繩縣民則需要承受基地的高分貝噪音、美國大兵的強姦問題、軍機的墜落事故，以及其他的為了“日美同盟”而承受的權益侵害；當日本主流輿論在討論刪除教科書裏的“歷史自虐內容”時，卻忽略沖繩作為太平洋戰爭前沿，在戰爭結束前大量民眾被日軍強迫“自殺”的過去，以及沖繩縣民為了牢記歷史而展開的抗議；當然，我們就更不用討論為了潛在的日美軍事行動，沖繩的發展在多大程度上受到阻礙了。正因為這種邊緣地位，沖繩縣民進行了60多年反美軍基地的抗爭；也正因為這種邊緣地位，沖繩縣不得不屈服在3460億日元之下。對於沖繩的“犧牲”，自民黨、公明黨和民主黨都給予了“高度評價”，並風度翩翩地表示要“盡力支持沖繩的發展”——當然我們也知道這麼多年來大家也在“盡力支持福島的復興”；唯有日共在這“其樂融融”的氣氛中特別煞風景地説：“知事向踐踏沖繩縣整體民意的妄為的安倍政府作出妥協姿勢，這非常明顯會引起縣民激烈的憤怒。”
在《朝日新聞》最近做的輿論調查中，安倍的公眾形象被定為“革新”，這大概是還未從平成蕭條的悲觀情緒中走出的日本所最中意的表達。繼承自小泉的“革新”面目是高支持率的基石，但如果我們追究這些“革新”政績的細節，又不免會看到若干問題——最直觀的無疑就是至今仍在發酵卻奇怪地被無視的福島問題——而這些顯而易見的問題卻沒有對首相的支持率構成本質影響。那麼我們或許應該追問，一邊是對首相“革新”意識的依賴，一邊則是在實際問題裏的掙扎，在這兩面並存的矛盾中，是否反映了日本傳統公共空間的衰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