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佛：國家統一是必要之善
台灣“中央研究院”院士、中國社會科學院名譽高級研究員、台灣大學政治學系名譽教授胡佛，10日在台大醫院病逝，享年86歲。
胡佛，浙江杭州人，寄籍江蘇揚州，1949年赴台。台大法律系畢業，美國愛摩瑞大學政治學碩士，台灣大學榮譽社會科學博士。1961年起任教於台大政治系，並曾任美國耶魯大學、芝加哥大學、哥倫比亞大學訪問學者。
胡院士開風氣之先，篳路藍縷推動經驗性政治行為研究，學術成果深受國際推崇。此外，胡院士還參與創辦《思與言》雜誌及澄社，推動台灣學術界人文精神與治學規範的提升，並著有數百篇政論散見於各大報章雜誌，為維護自由與人權、促進兩岸統一大聲疾呼。
特重刊2014年訪談，以資紀念。
國家與自由人權並不互斥
問：在統獨問題上，台灣許多人或主張維持現狀、不統不獨，或抨擊大陸鼓吹國家主義（大陸稱為愛國主義），質疑兩岸何以不能分開來和平共處；但面對大陸的復興，又越來越焦慮。中國要統一，有無理論上必然的理由？
胡佛院士答：海內外包括大陸不少講自由人權的知識分子，都認為國家主義是與自由主義對立的，是邪惡的；各國如果都像希特勒那樣強調國家主義，會引起國際衝突。港人上街反對港府推動愛國主義教育，亦基於此。這個誤解不解決，對統一來講就始終有個結。
一個政治體系可分三個層次：最根本的基礎，是國家民族；其上是政府；最上面是公共政策。國家統一的問題必須在最根本層次上思考，先了解國家的本質，然後一步步往前推，才能理解為什麼要統一。
首先必須瞭解：國家是所謂的“生命共同體”。孫中山説“國者人之積”，國家是人的集合體、人們生命的共同體。人由父母所生，組成家庭來相互照顧、延續生命，人類天生就是羣體的動物；然後由家庭發展為家族、村落、氏族、種族、國家。人羣組成國家這個生命共同體，主要目的就在追求美好的生活，實踐生命的價值。換言之，國家不但是必要的，而且是“必要之善”。
所謂美好的生活和生命的價值，第一、也是最基本的，就是豐足的生活，即中國人説的“豐衣足食”；這是生理上、物質上、經濟上的根本，否則生命無法維持。第二是平安的生活，這是能夠進一步讓福氣更多、預測未來生活亦可豐衣足食的前提，所以中國人説“平安是福”。第三是親和的生活，亦即中國人常説的“親愛精誠”；互相友愛，才能精誠共處。第四是尊嚴的生活；感覺自己有價值、受重視，才能有尊嚴。第五是志趣的生活，也就是能夠實踐我們的潛能、抱負、興趣的生活，所謂“志業有成”。以上五者綜言之，就是“富強康樂”。
然而要達到上述的美好生活與生命價值，國家這個生命共同體中的人羣必須互相接納、彼此認同，願意共同經營這個具有政治性的共同生活，這就要在國家認同的文化基礎上發展國家道德觀；所以説：國家也是一種“道德共同體”。一方面，人們在這個共同體內、在歷史的過程中不斷互動，自然會培養出共同的認同，認為彼此都是其中一份子，於是能共同追求美好生活的發展、生命價值的發揚，並進一步認為這麼做有價值、合乎道德；另一方面，這個共同體也會反過來在道德上要求其成員不離不棄，承諾共同推向美好。即使國家有難，成員亦有責任獻身去除國難；此時若撒手離開，則不道德。所以，我同意亞里士多德的看法，國家本身是一個具有道德性的共同體；而國家的道德觀，其最核心的觀念，就是國家的凝聚與統合。
道德既是一種要求，國家既然有道德性，自會產生國家主義，將“小我”的互愛，擴大發展為對“大我”的國家共愛，也就是大愛。這種大愛即是“國家主義”或“愛國主義”的核心道德。在這個道德基礎上，我們對國家負有責任，所以美國肯尼迪總統説：“不要問國家能為你做什麼，要問你能為國家做什麼。”傳統中國天下觀之下的中國人，像顧炎武則強調“天下興亡，匹夫有責”。
問：您的意思是，國家主義不可能消滅，我們也不應反對？
答：國家既然是“必要之善”，國家主義便有人羣共同生活的具體生活基礎存在，無法從根本上質疑其是非；“國家主義”的本質，實是在“世界大同”之前的普世價值。反之，我認為馬克思的“國家萎謝論”則甚為空洞，不可能實現。
正因為“國家主義”的道德與親和生活的需要相合，並不是一種虛空的觀念，所以我們常看到世界各地的愛國主義運動；在本質上，這是無法消滅的。尤其一旦內亂外患危及國家生存時，愛國主義就會興起，犧牲一點平常屬於個人自由的作法就可能出現，因為維護國家生存是最根本的、涉及人們生命價值的問題。
問：國家主義如何會在自由主義者的眼中變成支持納粹罪行的思想呢？
答：有些自由及人權論者因為德國希特勒等侵犯他國的強烈擴張主義、種族主義，而懷疑、批評國家主義，主張只講人權。然而“國家主義”並不就是極端的國家擴張主義（chauvinism，或稱為沙文主義）。將兩者混為一談而反對國家主義，實出於對國家主義本質不夠了解。盡人皆知，個人的自由不能妨害他人自由，否則就是不當、是犯罪，這在憲法有規定。國家之間亦然，不能因為一國的發展而妨害到他國的生存發展，否則即非自由的本意，而是擴張主義、不當的行為。兩種自由在本質上是一樣的。當與不當之間，國家主義與擴張主義之間，真正的自由主義者不應混淆。
國家是由很多小我在互動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大我。大我提供小我追求美好生活的途徑；每一個小我則須對大我做一些奉獻，包括責任、愛護、參與發展等等，以維持大我、讓大我得以自主地運作。而我們在國家的基礎上成立政府，政府就是幫大我做決策及執行的機構，受人民委託而掌握許多權力。
大我的國家要能自主地運作，就必須有自己做決定的權利，這種自主就成為國家的自由。一般西方所謂的民主政府，是指掌握政府的權力操之在民；所謂的自由，指在政府與人民的關係中政府不要管太多，要“小政府”、而不要“大政府”，因為政府管多了，人民的自由就相對地減少了。憲法保障人民自由權，是着重人民與政府之間的權力關係，這個關係都還是在國家的“大我”這個基礎層次上面的另一層；很多人都忽視了國家這個更基礎層次的自由。
國家層次的自由，是指一個國家不能受到他國的控制與干涉；否則這個國家就不能自主、不得自由。真正的自由主義者除了重視政府與個人之間的個人“小我”自由，更應重視國家的“大我”自由，因為如果國家遇到內亂、外患，不能凝聚、自主，就失去了自主運作的自由，必然無法保障國民的個人自由及社會的安寧。如此看來，國家的自由可稱為“大自由”，是大我透過國家這個政治團體行使的集體自由；人民的個人自由則是“小自由”，只是針對國家統治機構的政府而言的，要求政府權力不要限縮個人自由。從政治體系看，“大自由”與“小自由”不在同一層次，“小自由”必須有“大自由”來保障，兩者並不互斥。
一般單純幼稚的自由主義者因無法區分自由的層次，才對國家主義產生誤解。有不少人看我往昔提倡自由主義，便很困惑我現在為什麼老講國家統一，這也是把二者混為一談，不明白我談國家統一乃因重視根本的、國家層次的集體自由。我在政治體系研究裏，首先談的就是國家這個最基礎的層次。早年胡適等自由派不論再怎麼反對一黨專政、共產主義，也不曾反對中國、拋棄中國。記得胡適出任駐美大使時的日記本內頁還寫有“我愛中國”四個字，就是這個道理。
對國家不應持功利觀點
問：很多無法認同中國的人都會問：如果國家不好，為什麼不能離棄它？
答：西方觀念中，早期希臘的哲學家如亞里士多德認為國家本身就是個善，已如前述。但是中世紀以後，西方哲學對於國家的看法轉為功利。例如霍布斯的“契約論”，主張“自然狀態”是永無寧日的弱肉強食，人們為了終止此一狀態，遂共訂契約組成國家來統治這個社會整體；國家被視為完全基於非常現實的考量而存在，這就是功利的看法。到了洛克，把國家視為“不那麼壞、也沒那麼好、但總比沒有好”，還是功利的看法。但洛克把社會契約分為兩重，第一重是組成國家，第二重是成立政府，於是國家與政府已是不同層次的問題。我研究政治體制的分析架構、以及前述大我自由與小我自由的區分，就較接近此種觀點。
但我認為，人們對國家若只抱持非常功利的想法而沒有道德承諾，人類的生命價值就提升不了。例如，日本侵略中國，如果我們抱持功利觀點而接受優勝劣敗、弱肉強食、西瓜偎大邊，接受被日本徵服或傀儡政府統治而不抵抗，大自由和小自由都會被剝奪，人民變成亡國奴，僅能擁有一點點被施捨的自由，於是尊嚴的生活也被剝奪。在這樣功利的觀點下，道德是非蕩然無存，社會也會變得殘酷無情。
台灣民眾在日據時代，殖民政府消滅了民族與國家的大自由，僅施捨民眾既不平等，更欠所謂小自由的待遇，可嘆一些搞台灣主義、主張台灣獨立的人特別不能看大，失去了國家主義的道德觀。
國家認同是道德問題
問：那麼，中國人對國家的認同有什麼特點？對統獨觀念有何影響？
答：孫中山説：“國者人之積也，人者心之器也，而國事者一人羣心理之現象也。”但是國家並非單純由個人堆棧而成，而是很多族羣隨着時間不斷融合、互相調整而組合。
中國的信史起碼有3500年或更久，其間族羣組合慢慢擴大。中國人特別重視血緣親族關係，説“民胞物與”、“四海之內皆兄弟”，連交朋友也要經過拜把，才是至交。中國人特有的“兄弟之邦”觀念，認知到天下不只有我一個族羣，並對不同族羣稱兄道弟，希望彼此有家人似的感情、互相友愛的基礎，即是中國人組成國家的方式，不同於西方結成邦聯、聯邦等的形式。而這也使得“中國”與“中華民族”在概念上重疊，直到清朝仍隨時間不斷發展。譬如我就有滿人血統，但我對此就毫無特殊感覺，只覺自己是中國人。
國家融合的第二個因素，是“隨時間不斷發展”的歷史。中國人有很長的歷史，顛顛簸簸，留給我們很深的記憶、很多道德觀念，所以中國人很珍惜歷史經驗，對歷史有感情。龔自珍説“滅人之國，必先去其史”，就注意到：去除歷史記憶，對國家的感情、對國家的道德是非就受損了。
國家融合的第三個因素是空間。人羣隨着時間而擴大生活互動空間，慢慢形成“疆域”。山水田園我們賴以為生，使我們對鄉土自然懷有感情，即使是窮山惡水也愛。詩詞歌賦裏都有懷鄉之作，可見一斑。
人、歷史、地緣，三者都讓我們產生感情。而感情提升後，就是道德。三者加起來，使我們對國家凝聚的道德感更強，讓我們不想離開這羣人、這段歷史、這塊鄉土國家；這些都構成國家主義的內涵——並非如幼稚自由主義者所説的：國家主義就是戰爭、擴張。
中國這樣一個歷史悠遠、地廣、人眾的國家（估不論還有其他成就），內部自然發展了相當高度的認同。而這些對人、對歷史、對領土的感情，也變成了道德的一部份。所以我們常説“領土是神聖的”，不可丟失；説民眾是我們的“同胞”；説歷史是我們不應遺忘的記憶，要站在正確的立場。
以上了解了，再來談台灣，就比較好談了。
台灣大多數人本是移民來台的中國人；從中國人的立場來看，就是同胞。**有些台灣人説自己不是中國人，中國人就會感覺與這些人之間有了嚴重的認同與文化隔閡、道德是非的衝突，而中國認同越高者，越感到這是有道德問題的漢奸。**史明（觀察者網注：台獨團體“獨立台灣會”創始人）《台灣人四百年史》把台灣史視為與中國歷史分離，只有四百年；但在中國人的歷史觀裏，台灣歷史就是中國歷史發展的一部分，與中國其他部分彼此互動並有着共同的歷史根源。歷史教科書當然也應從中國歷史本位的道德觀出發，“滅人國、去人史”的日本當然是作惡的侵略者，《馬關條約》割台當然是不能原諒的暴力脅迫結果，日本對台統治當然是不道德的佔據。空間上，中國人當然把台灣視作中國領土的一部份，對台灣寶島、包括台灣所有的動植物都抱有感情。所以，若否認台灣的人、血緣、文化或環境空間為中國的一部分，就傷了中國人的感情、觸犯了中國人歷史的道德觀；台灣去跟美日聯手，對整體中國人而言就不光是在感情、道德上背叛了中國，還因幫了美日而妨害了整體中國進一步的發展。
問：為什麼台灣會有這麼嚴重的國家認同問題？
答：過去日本人先有計劃地用皇民化的教育來抹去認同中國的道德感情。日本人走後，二蔣又基於國共內戰之需，一方面為醜化中共而連帶傷及對整體中國的感情，一方面又不惜引入外力（從整體中國立場來看），出讓了局部的大自由（國家主權）給美國。現在，則美、日還想繼續控制枱灣，將其歷史觀、價值觀灌輸給台灣，並藉台灣干涉中國內政。台灣唯美國人馬首是瞻，有形無形都受控於美國，等於是變相的殖民地，根本沒什麼大自由；而在民粹炒作之下，小自由又如此混亂。我們老説大陸沒有自由，但是台灣的自由何在？
現在大陸在大自由的層次比較有自由了，小自由的層次則常有爭議。即使在西方國家，小自由究竟有多大也是有爭議的。實際在歷史上，一個國家在內亂、外患或重建國家的過程中，民眾常將更多的力量放在國家自主、自立的大自由上，而犧牲某些小我的利益，這也是一種道德的實踐。在二次大戰時，英美等國也是如此。個人小我的自由並非是絕對的，必須考慮到他人自由及國家安危，而有所調整，絕對的個人主義、絕對的自由，往往變成放縱而妨害到旁人，變成民粹，使政府沒辦法做事。
當務之急就是促統
問：綜上所言，統一既然是必要之善，那隻憑經濟、利害關係，無法促統嗎？如果是，我們該怎麼做？
答：是的，不論對台灣、對大陸、抑或對整體中國而言，中國統一都是必要之善，是我們提升生活、實踐生命價值的方法。
而中國要統一，必須首先清理問題的根源、培養統一的條件。人、歷史、地緣三者，都涉及感情、認同、道德三個部分，彼此相連不可分。所以，應針對影響台灣人對中國人、歷史、領土疆域的感情、認同、道德感之環境因素，首先進行清理與改善。這又分為三方面：
一、文化環境。文化，我稱之為belief system；不論廣義或狹義的文化，兩岸的文化要交流、連結起來，形成多數人心理上的共識，使彼此成為能夠相互合羣、共同凝聚的共同體。這方面，媒體、教科書非常重要；而媒體尤為重中之重，因為一般人都看電視。有志之士在今天台灣這種環境下，必須多作努力。
二、經濟環境。經濟是很現實的面向。目前台灣經濟已完全離不開大陸，台灣的豐衣足食已與大陸息息相關，越來越是一體。前不久《中時》刊登李光耀的訪問。他説：在東南亞不論哪一國，經濟上都已受到大陸磁吸效應影響，以後東南亞的經濟體絕對是以大陸為主；位居東北亞的日本，同樣會被大陸吸走；韓國亦然。這是政治現實。他強調，大陸依其規劃按部就班地發展着，而且與他國正常交往，不像美國愛四處打仗；中國大陸崛起是必然趨勢，與大陸友善才是明智之舉。台灣有些人抗拒ECFA、服貿協議；我們應在觀念上改變、實事求是，兩岸共同經營豐衣足食的經濟生活。
三、社會環境。雖然兩岸已有很多交流，但是陸生、陸配、自由行的陸客受到歧視，在在呈現兩岸社會的隔閡，顯示改善統一的社會環境還有許多努力的空間。
我們應先在“人”方面講民族大義，在“歷史”方面強調共同歷史觀，在“地緣”方面主張兩岸是共同的鄉土，並加強上述幾個環境因素配合，來凝聚國家共同體的共識。這是基本面，屬於國家共同體的層次，然後才能進而談到共同體內部政治結構問題。換言之，在沒有解決國家認同與主權統一之前，現在去談政府結構（治權）就太早了，最後只是流於空談的“論述”。也唯有先把實質問題解決了，建立了認同共識，其他如國號、國旗、政體、憲法等問題自然容易解決。所以我們的當務之急，就是促統，先讓大家瞭解：國家統一，是必要之善。
【聯合採訪：石佳音、簡皓瑜（執筆）】
台灣“中央研究院”院士胡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