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魯鄭：從泰國危機看中國政治的合法性
2014年新年剛過，已經持續近兩個月之久的泰國政治危機繼續發酵：黃衫軍再度走向街頭，拉開封鎖首都的序幕。雖然2月2日就是新的大選日期，但他們卻現在就要求已經解散國會的英拉辭去看守總理的職務，把權力交給人民——當然也就是他們。
自從2006年民選總理他信在聯合國開會而被軍事政變推翻流亡海外以來，泰國的政治亂局已經進入第九個年頭。如果從泰國走向民主那一天即1932年算起，其實這場亂局已經持續八十多年了：30多起軍事政變，還有不等的民變。平均不到兩年一次，是世界上軍事政變最多、權力交替最頻繁的民主國家之一。尤其是2010年軍警暴力清場，造成平民重大傷亡，震驚世界。由此，政變——軍人政權——大選——文人政權——危機——政變的循環就成為泰國政治的代表圖騰。而過去温和、微笑、善良、與世無爭的佛教之國才是這個國家的象徵，真不由令人驚歎民主的巨大力量。
更令人驚歎的是，前蘇聯模式在東歐不過五十年就宣告失敗而被拋棄，中國實行不到三十年就開始改革開放，可民主在泰國為亂八十多年，就是無路可去。
泰國的民主亂象，學界早有豐富的分析與深入的研究。從文化的角度認為，西方民主在亞洲土壤不服。民主是在西方基督教、重視個人主義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這和東方重視集體主義和佛教等格格不入。**西方的民主制度有着一整套相互配合的社會機制、社會心理和共同信仰的基礎，並不是僅僅把西方的議會制度搬來就可運作。**從現實生活中來看，除了基督教國家實行民主達到了富強、穩定可算是成功以外，其他文化效仿西方的都差強人意。
從經濟發展的角度則認為，泰國在沒有實現現代化之前過早實行民主——曾經是第三世界的韓國和台灣都是在威權體制下實現經濟起飛之後才走向民主。事實上，人類歷史上從來沒有一個國家是在完成現代化之前實現普選民主的，而現代化完成之前實行普選民主的國家，也沒一個成功的。
從社會發展的角度則認為，泰國缺乏中產階級而是形成了擁有大量選票的貧窮農村與實際掌握國家政治、經濟、軍事資源的城市階層的無法妥協的對立，以及作為一個現代國家的各項配套制度尚沒有建立時就走向票選民主則必然導致亂局。這一觀點以新加坡東亞研究所所長鄭永年先生為代表。他認為民主的產生是有歷史條件的，需要一些基本的國家制度建設。而且有些基本國家制度在民主化後就不可再建。
還有從西方漸進式發展模式不可重複的角度來論證泰國的民主危機。比如西方是先產生了民族國家，同時經歷宗教改革、工業革命，產生了資產階級。資產階級通過資本的力量馴服了君權，獲得了對政治權力的參與。而隨後產生的無產階級又以數量為籌碼，迫使資產階級對政治權力的開放，獲得了參政權力。在這個過程中，才產生了政黨和政黨政治、建立了一系列的國家制度，社會結構也實現了從傳統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和商業社會的轉變。整個過程相當漫長甚至充滿血腥。但現在沒有哪國在走向民主化的時候可以複製西方，往往都是一步到位式的移植。
雖然泰國的民主亂象並無什麼新意，但“常亂常新”，還是能夠給世界一些啓示，特別是對於自由派羣體。
西方及西方民主的信奉者往往認為民主有效地解決了現代國家的合法性問題，對於現代國家來説，民主選舉為國家提供了最為穩定的合法性基礎。
但問題是，民主選舉真的為現代國家提供了最為有效、最為穩定的合法性基礎嗎？我們看看今天的泰國，英拉經受議會不信任投票考驗、解散議會提前大選，但並沒有令反對派偃旗息鼓，甚至抵制大選，請問八十多年來民主選舉的合法性何在？社會的穩定性何在？
而就在此刻，南亞國家孟加拉第十屆國會選舉也在暴力對抗和抵制中舉行。投票當天，上百個投票站就被縱火或暴力襲擊，而遍及全國、持續數月的衝突已經造成五百多人死亡。民主選舉不但沒有提供有效、穩定的合法性，反而成為國家動盪的主要因素。
不僅亞洲的泰國、孟加拉，還有歐洲的土耳其，作為最成功的伊斯蘭民主國家，又發生了多少次推翻民選政府的軍事政變？最為荒唐的是，發生軍事政變的理由竟然是為了捍衞民主。還有今天非洲的埃及，穆斯林兄弟會在史上第一次公開、公正、公平的全民普選中獲勝，按西方理論，它具有最穩定的合法性，至少要比穆巴拉克要穩定吧。結果，僅僅一年，就在廣場民眾的壓力下，被軍事政變推翻。隨後引發死亡上千人的悲劇，全國一直處於動盪之中。顯然，西方這種選舉方式提供的合法性和穩定性在埃及這片土壤中，遠遠比不上它此前的政治模式。也比不上政治形態落後、但由於石油經濟的成功而保持穩定的中東世襲國家。
拉美是從西方殖民地演變成現代民族國家的，與西方可謂同文同宗。但兩百多年來拉丁美洲一直在強人獨裁、低效民主和軍事政變之間反覆拉鋸，民主的穩定合法性又何在？事實上，所謂西方選舉帶來的合法性和社會穩定性，並沒有在大多數非西方國家獲得檢驗（不妨再看看今天的南蘇丹、馬裏以及眾多非洲國家）。就是西方本土，二戰後建立起的法國第四共和，不也是在內外交困之下，發生軍事政變而走進歷史的嗎？那個時候，何來選舉民主的合法性、穩定性？
上述國家慘痛的經驗教訓，給世人的啓示有三：一是合法性是有文化和傳統差異的。外來的合法性標準未必被另一種文化所接受。二是任何合法性都是建立在相應的條件支持之下的，最根本的一點還是政績的合法性。假如埃及的穆巴拉克能使埃及避免經濟危機的影響，或者穆兄會上台之後，經濟迅速發展，民生得到改善，埃及還會發生這樣的動盪和最後的悲劇嗎？我們不妨再假設，今天的西方處於埃及的經濟狀態，是否還會有合法性？是否僅僅發生佔領華爾街、倫敦騷亂、瑞典騷亂？三是一種新的合法性標準的建立是一個非常漫長的過程，就是西方，從神權合法性到民選合法性，也經歷了一百到兩百年的動盪過程，付出了巨大代價。
中國作為一個非西方國家，假如採取西方的模式，顯然無法排除上述國家命運的可能性。
應該説，不同的國家由於歷史、文化和政治傳統，合法性的來源是不同的。西方模式強調的是程序和過程，中國則是執政的成效，是政績合法性。
西方自啓蒙時期的英國社會理論家約翰·洛克時代起就提出，政治合法性來自羣眾或明示或暗示的同意，除非得到被管治者的同意，否則該政府不具正當性和合法性。而這種正當性和合法性實現的唯一方式就是民眾投票。
所以在美國，儘管小布什執政8年就把美國從冷戰後的顛峯帶到低谷：發動兩場反恐戰爭、經濟政策失誤和監管缺失造成一場全面的經濟大危機，但是小布什政府的合法性並不受任何影響。
由於西方權力的合法性來自於過程，也就是選舉，於是政治人物把更多的精力放到選舉而不是治國上，甚至為了贏得選舉和拉抬支持率而出台違背經濟規律、政治和外交原則的政策。2012年是全球少有的大選年，為了贏得選舉，政治人物可謂不擇手段。奧巴馬曾允諾結束對石油業的補貼，但這一承諾變得煙消雲散。奧巴馬曾允諾進行全面移民改革，但未能兑現。相反為吸引拉美裔選民的選票，他甚至採取了一項繞過國會的動作：讓170萬年輕的非法移民得以暫時合法地繼續呆在美國。
在法國，支持率低迷的薩科奇不惜下令選舉期間不許企業破產、各企業要給職工發放一千歐元額外的紅利。為了提高就業，迎合極右民眾，冒着侵犯人權的風險，強行遣返羅姆人，為此引發歐洲人權委員會的強烈批評。其最荒唐的政策是如果加入法籍的外來移民觸犯刑法，將取消其法國國籍作為懲罰，這顯然違背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
政治人物為了提高支持率，甚至不惜選擇對外宣戰。法國介入利比亞內戰、非洲馬裏之戰，都令當時的總統支持率大幅飆升。2008年薩科奇也是在民意的壓力下會見達賴，結果令二十年良好發展的中法關係完全逆轉，法國的國家利益受損。
中國台灣則表現得更為極端。馬英九支持率只有一位數，很重要的原因是，他是根據波動的民意治理台灣：一項政策出來後，一有批評的聲音，就立即進行修改，最後成為四不象，成效全無，更沒有任何一方滿意。
和西方不同，中國傳統上是一個注重世俗理性的民族，自西周起，衡量政權合法性的最終標準就是執政的有效性。當時提出的天命觀，認為只有治國有方才能承續天命。弱小的周之所以取代強大的商，是因為商的暴政和周的德政令天命歸於周。中國歷史上的唐太宗李世民、明成祖朱棣、西漢末年的王莽，從程序上講，三者權力都不具合法性，但由於李世民和朱棣創下罕見的文功武治，而成為後世典範。李世民更被視為自孔子以後數一數二的偉人。而書生式政治家王莽由於實行脱離實際、效仿周朝的改革，一敗塗地，民不聊生。他篡位之舉也就被歷史完全否定，成為千古罪人。
中國共產黨今天的合法性既有打天下的歷史因素，也有今天憲法的明文確立，但根本還是六十多年來的巨大成就。
1840年鴉片戰爭以後，中華民族面臨兩大歷史任務：國家主權獨立和重新統一、國富民強。不管是洋務運動、太平天國運動、戊戌變法、義和團運動、清末新政、辛亥革命、五四運動、中國革命，貫穿其中的主線就是這兩大歷史任務。在經歷瞭如此之多的百年失敗積累之後，直到毛澤東為代表的共產黨帶領各族人民創立中華人民共和國，歷經六十多年的奮鬥才算接近完成。
今天的中國不僅主權獨立，還收回香港和澳門，兩岸統一的可能性也日益增強。經濟上更是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第一大貿易國、第一大外匯儲備國、美國最大的債主、製造業第一大國（美國崛起百年後第一次丟掉此冠桂）、210種工業產品產量全球第一（人類歷史上只有英國和美國曾有此榮耀）、鋼產量超過世界的50%、汽車消費第一大國、尚未自由兑換的人民幣流通量超過歐元居世界第二、全球第三大對外投資國、世界五百強86家企業入圍居世界第二、世界十大銀行中國佔包括第一名在內的四家，與金融大國美國分庭抗禮、全球十大港口中國佔8席。
建立在經濟實力基礎上的則是科技、軍事、航空、基礎設施、體育、文化的起飛：載人、登月第三大航空大國；擁有核武器、航母的軍事大國；專利申請世界第一；高鐵第一大國；更是信息時代網民全球第一（美國人口的兩倍）；移動電話持有量全球第一（超過11億用户）；世界數一數二的體育大國；諾貝爾文學獎。
經濟的發展最根本的目的還是改善民生。根據香港中文大學教授王紹光的分析，中國近年來掀起社會保障的“大躍進”：到2011年，城鄉居民參加職工醫保、城鎮居民醫保、新農合人數超過13億，覆蓋率達到95%以上；其中尿毒症、乳腺癌等8類大病納入大病保障範圍，補償水平達到90%以上。個人醫療費支出比重2011年已降至34.77%，十二五末將降到30%以下。就個人衞生支出佔衞生總費用的比重而言，中國不僅低於世界40.8%平均水平，也低於高收入國家40.5%的水平，只是仍高於歐洲國家24.8%的平均水平。
此外，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到2012年已經達到80%，這其中包括六分之一進城的農民工。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2011年即達到3.26億農民，原計劃2020年實現全覆蓋，2012年即實現。隨後中央又在城市進行類似的城鎮居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2012年實現全覆蓋。三項合計覆蓋人口達7.88億，社會養老參保率接近80%，中國建立全世界最大的養老保險體系。自2009年始，澳大利亞連續四年發佈全球養老金指數，用40多個指標對各國的養老體系進行評估。中國排名第十五位，高於經濟發展水平在中國之上的韓國（16）和日本（17）。
另外，城鄉低保總人數也超過8000萬，基本將符合條件的人羣納入。
至此醫療、養老、低保三大社會保障制度完全建立。從2000年至2012年，中國在社會保障的支出從5000億增加到55000億，佔GDP的比重從5%升至10.5%。這個比重，2000年和印度相同，2005年超越亞太現今平均值，2010年超越世界平均值，2012年超越拉美與加勒比海地區的平均值，也超過中東地區平均值。中國社保方面的支出目前僅低於歐美髮達經濟體和前蘇東地區。如果説2000年中國是低福利國家，但到現在，中國顯然已經不是。
當然西方顯然無法理解的是，何以一個非西方民主國家，卻有如此的動力提高國家的福利水平，甚至高於印度、菲律賓、印尼、韓國、拉美等民主國家。要知道福山2010年還斬釘截鐵地這樣評價中國：“關於農民的養老金及醫療保障等，他們的要求是一個沒有組織起來的力量，所以就不會有相應的強有力的政治影響力”。但何以兩年之後，就已經完全建立起來了呢？當然在西方，沒有政治影響力的集團肯定會被忽視，但這是中國！如果非要以西方的“民主”理論來衡量中國的話，那麼能夠更加有效、理性回應民意的制度是不是更為民主的制度？
提到中國百姓生活水平的提高，還有一個數據不得不提。2012年，中國海外旅遊人數超過八千萬，消費額則居世界首位。據預測，2020年出國旅遊人數將達到2億人的規模。
中國巨大的成就甚至都可以從中國崩潰論者們那裏得到印證。2012年底出版的《中國危機》（The China Crisis，James R. Gorrie)，有這樣的分析：一旦中國崩潰，美國的債券市場將一夜之間崩潰，美元不再是世界儲備貨幣，世界經濟進入大蕭條。這將立刻在美國引發社會騷亂，天文數字般的通貨膨脹將使美元成為廢紙，所有美元定價的產品如股票、房地產也將一文不值。全球的經濟基礎不復存在。當歐洲最大的資本和市場來源消失後，歐洲也將萎縮。中國的崩潰將導致世界貿易和金融的崩潰。中國的解體意味着世界的解體。
正是以上的巨大成就奠定了中國共產黨在中國的合法性，同時也得到中國百姓的信任，今天的體制適合中國國情也是社會主流共識。而根據西方的理論，合法性不就是“包括一套制度有能力激發和保持民眾的信任，使民眾相信現行的政治工作制度是最適合當前社會的”（西摩·馬丁·李普賽特）?
這裏需要思考的是西方和中國自由派對中國模式進行質疑：經濟不可能永遠高速增長，假如無法滿足民眾的需求或者績效下降時，中國如何解決危機？
不錯，中國不可能永遠保持高速的經濟增長。但當中國成為全球第一大經濟體（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測算最快4年之後即2017年，一般認為最遲2020年），民眾生活達到很高生活水準的時候，即使中國經濟增長和今天的西方一樣，其合法性同樣不會動搖。畢竟，中國即使問題再多，但全球第一的績效將使其難以被否定。
泰國就和其他許多誤入民主歧途的第三世界國家一樣，在可預見的未來，是難以走出民主的亂局怪圈。但是，泰國的代價不會白付，它將作為警鐘伴隨中國的崛起。或許等到中國模式擁有西方現在的地位之時，便是泰國重生一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