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零售式”政治，美國不懂-斯蒂芬·里克特

【2013年12月16日，著名政治評論網站The Globalist總裁Stephan Richter做客觀察者網，就全球政治體制等問題發表演講。本網將陸續刊發演講內容，以饗讀者。】

感謝大家。我們有一些相似的擔憂，關乎全球民主，尤其是美國民主的狀況。

我在德國出生，在美國生活了三十餘年，曾經在參議院工作。華盛頓特區是個美麗的城市，然而它的悲哀在於，這個城市把自己視為全國的監管委員會。我們看看華盛頓的社會結構，城市人口幾乎有50%是非裔美國人，其中大多數貧困潦倒，賺取的工資遠低於平均水平。而華盛頓的市中心部分，人均收入全美最高。這使人詫異，因為一般來説，高收入與生產效率和創造性掛鈎。然而在華盛頓，我們沒有生產出來任何有價值的東西。問題很嚴重，在全球的層面上，這意味着什麼？

上年紀的人或許還記得，曾幾何時美國是全世界的北斗星，人人要以美國為準繩，美國是現代性的國家，它定義了現代性。然而在電視電台上，發展本身成為了爭議話題，我們都聽過氣候變化等等議論。曾經走在現代性最前沿的國家，卻表現出一種反現代性的精神。在全球體系的意義上，這很危險。如果我們回顧1920年代的柏林與上海，兩座迷人的城市都在現代性的道路上開足馬力全速前進，而又以相似的方式折戟沉沙。如果美國重蹈覆轍，會發生什麼？在當時，魏瑪共和國有着最優秀的藝術、科學、醫學等等，幾年之後，我們就看到了法西斯掌權。所幸的是美國不會有法西斯，但是奧巴馬雖然是所謂的民主黨，其實比老布什這樣的共和黨總統更為保守。

從全球體系的角度來看，一個有趣的問題是，在美國，進步究竟意味着什麼？我認為，老布什已經是美國總統當中最為進步的一個了，但是對於全球體系來説，這並不是什麼好事。在中國問題上，表現得最愚蠢而倒行逆施的恰恰是中國人，他們有一個簡單的邏輯：看看美國人，他們沒這樣做，我們又何必要這麼做呢？全球體系的領導者，應當是最發達國家的領袖，應當主動施加壓力。環境和資源的問題變得日益迫切。上海兩週前的霧霾看起來與北京不相上下，我想這裏沒人希望變成像北京一樣。我們都知道對於中國政治領袖來説，一個最終的問題就是，人民不想活在窒息當中。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政治問題。但是至少，中國的領導層都是工程師，而沒那麼多律師，他們可以專注於問題本身。在美國，律師們全面佔領政治。我本人也是律師。其實有律師和記者是好事。律師不斷思考權力結構，而記者，最核心的任務是探察並描述權力結構，報道權勢人物。而太多太多的美國記者，只會説“我認識某某大人物！”他們的描述喪失了批判性，和大人物沆瀣一氣，因此美國的新聞業每況愈下。

美國討論環境問題的時候，存在很多意識形態。我們可以聽到西海岸的硅谷，人們會説：私人股權投資和風險投資是我們的核心產業，當它們關注環境和資源的問題，我們又會統領全球。這種想法荒謬絕倫。因為私人股權投資和風險投資的投資模式都以五年為期，他們在五年之內注資，在五年之內收益。而環境和能源的問題，沒有一項可以在五年之內就得到解決的。要着手處理環境問題，至少要有一個三十年的視野。在這一點上，德國和中國的工程師聯合起來，他們的思考顧及整個體系，而又考慮長遠的視野。在美國，沒人這樣做，人們只會盯着收益，撈點錢就走。從全球體系的角度來看，追求這一策略並不明智。

在很多方面，系統思考已經是失傳的藝術。使我驚訝的是，美國的CEO，高層商務人士，甚至是工程師，都不再具備系統思考的能力。有人説，如果機器出了問題，我們需要美國工程師快速修好，美國工程師擅長對問題作短期的修修補補。如果要找出機器為什麼出問題，並尋求長期的解決，就需要來自其他國家的具備長期視野的工程師了。在日益迫切的能源問題上，美國的發明創新者，常常是麻省理工等院校的教授，他們重要的科技，要麼是得不到投資，要麼是隻有初期的投資。由於沒有資金，他們的項目只得擱置放棄。基本上，美國毀掉了自己最大的優勢。美國曾經有最大的發明專利市場，然而為數眾多的美國發明者現在轉向了中國，因為中國有意願為解決長期問題而投資。當美國發明家的偉大頭腦陷入絕望的處境，他們願意以極低的價格賣掉他們的發明。因為工程師都願意看到他們的發明能在長期時段裏成為現實，而不是靠發明成為千萬富翁。

當前的最大問題是，美國仍舊以世界領袖自居，所作所為卻全無領袖風範。在華盛頓，他們會辯駁説：“你不清楚狀況，我們仍然是主導者。”當然，在精細化分的小領域裏，美國確實還處於領導地位。但是環顧來自其他國家的挑戰，問題接踵而至。亞伯拉罕•林肯在他1861年的第一次就職演説中談到：

“我們不是敵人，而是朋友。我們決不能成為敵人。儘管目前的情緒有些緊張，但決不能容許它使我們之間的親密情感紐帶破裂。回憶的神秘琴絃，在整個這片遼闊的土地上，它有一天會被我們的良知所觸動，再次奏出聯邦合唱曲。”

這是一百五十年前的美國總統，為合眾國精誠合作的願望。上週的預算案使我想到，美國內戰究竟何時才能結束？1865年，內戰並未結束。理解了幾個月前聯邦政府的關閉，你就會看到美國文化內部深遠的自我對抗。看看內戰時期奴隸制的南方各州的數據，再看看奧巴馬的醫療改革，一百五十年後，美國內部仍有着根本上的疏離分斷。醫改計劃只是表面問題，根本上，是人們無法和睦相處。在科羅拉多這樣的小州，那裏的人會説：太多人從東海岸遷移過來，丹佛和其他城市變得太自由主義，我們是槍支文化，我們要從科羅拉多州脱離出來。美利堅合眾國的宏大目標，在現階段來説是模糊不明的。

一開始我就提出，華盛頓自視為全國的監管委員會。上海人大概無法接受北京人在文化經濟金融等各方面都統轄全國這樣的想法。然而這正是目前美國所面對的狀況。我們看一看大機構和強權，回顧歐洲中世紀的歷史，天主教教會統治西方世界，包括教義和結構。教會的分崩離析，初見端倪於1517年，那一年，馬丁路德對羅馬教皇發起挑戰：你們的政府結構和經濟都老舊不堪，你們聚斂錢財以興旺天主教的行為恰恰毀掉了正面的天主教信仰。今日美國又處於什麼地位呢？對民主的需求和競選經濟？對全球體系有基本瞭解的俄羅斯人，當他們挑戰普京的統一俄羅斯黨時，他們説：我們追求的是美國模式！我們有這個黨那個黨，但是就像美國的民主黨共和黨一樣，無非是同一硬幣的正反兩面！沒區別！我一開始就談到了，奧巴馬雖然被視為社會主義者，其實他的政治完全是出自於富人，也是為富人服務的。這和林肯所倡導的“為人民服務的，被人民選出的，治理人民的”政府理念大相徑庭。

美國政府還是一個為精英服務的政府。美國的未來，精英們到了一個非常困難的節點上，從我的歐洲角度來説，精英就是在恐慌的社會當中仍然保持高度自律的羣體。一旦他們喪失自律的感覺，社會就要分崩離析。這也正是美國所面臨的問題。使我震驚的是，我對財政部和金融管理部門的朋友們講出我的想法，他們對我説：現在還有人對我們直言不諱，講出真相，這太難得了。就是這樣，講出真相。在《好人寥寥》（A Few Good Man）這部電影裏，傑克•尼克爾森(Jack Nicholson)有一句妙語：“你無法承擔真相！”美國無法承擔的事情之一，就是“中國真相（China Truth）”。它完全分解了中國的意義。

美國每每要思考重大問題，都會選擇一個微小的角度。所以眼下中國的全部意義，被分解到東海爭端的議題。美國常常這樣做，最終也能達成目標。看看關於敍利亞的爭論，麥凱恩和其他參議員突然支持武裝叛軍，進行轟炸等等。一旦他們開始聚焦於化學武器的問題，敍利亞總統阿薩德就表示願意交出化學武器。美國的策略是完全聚焦於一個因素，對方不得不放棄。為獲取化學武器，其重要結果之一就是美國不得不支持阿薩德。這是最基本的政治鬥爭，在我們十八九歲的學生政治當中就開始了，如果我們蠢得犯此類錯誤，那就連大二的學生會主席都選不上。

偉大的民族有這樣的智慧，他們可以和與生俱來的樂觀精神相對抗。偉大的民族總是以具有建設性的方式對他們的未來充滿疑慮。不是為了自我懷疑而懷疑，而是懷疑可能出現的錯誤，怎樣才能做得更好，可能從別人那裏吸取的教訓。我願意相信，中國的許多發展，一方面來自於內在的挑戰，更多的也是對其他國家所作所為的合理分析。

時至今日，美國都自視為不敗的國家，隨之而來的有兩個悲劇結局：如果你自以為無法被征服，你不會注意別人的所作所為。如果對其他國家的作為稍加關注，美國的共和黨就應當看到，在醫療改革的方面，早在1886年，保守的首相俾斯麥就在德國推行了全國醫療保險。而美國今日仍未做到這一點。當你自認為無法被征服，你也就不再努力。這對於全球體系沒有好處，中國領導人也許會感到過度自信，不再感到必要的競爭，人人都耽於安樂。歐洲的能源轉換問題就是經典案例。美國認為，德國應當佔據更多領導地位，這麼説的意思其實只是德國應當在軍事行動中投資更多，向阿富汗派遣更多士兵。一旦德國着手能源轉型這樣的長遠計劃，很快美國又會説：德國太冒進了，承擔了太多風險。這裏有不合邏輯之處。在東西對立的背景下，我有很大的擔憂。所謂的“領袖國家”必須不斷自身努力。對此，美國既無能力亦無意願。

美國必須認識到，美國的經濟金融精英，只想過一種第三代香港大亨式的美好生活。他們財富到手，心無掛礙，一心只考慮保存資產，避免革命，可以把家財傳給兒女。但是這些遠遠不夠，美國的精英通過競選獻金控制着政治，同時，有太多的關注集中於領袖人物身上。美國電視的脱口秀上，人們終於達成一致，承認美國面臨着問題。問題隨之而來：我們怎樣處理問題？答案是什麼？美國人的答案是：領袖能力。這毫無意義。因為唯一的答案是，我們該處理這幾件事，某人會影響未來，因此必須出局，通過這幾個步驟我們可以達成目標。然而這樣的辯論從未發生過。相反，華盛頓所作的卻是把問題累積起來，沒有解決問題，卻不斷説：我們需要談談。針對每個問題，都有一場談話。我們問什麼需要這麼多空談？因為媒體公司不再瞭解怎樣籌措資金，因此談話就有了商業目的。《華盛頓郵報》和其他媒體就會組織會議，由某些大公司來贊助，我們就可以來一場圓桌會議，討論怎樣填補空白，關於醫療改革的未來，關於能源和環境的未來。我們會在某個精英公司度過一整天，與會者有2500美元可以花銷，最主要的是媒體公司會從贊助公司那裏得到至少二十五萬美金，他們才能開出工資來。空談八小時的工作，我們會説：咱們喝一杯吧，夠辛苦了，剩下的明天再談。這是一個極其古怪的模式。

我想問的是，民主意味着什麼？這在西方確實是個大問題，因為領導能力就意味着擅長演講。演講，政治和施政有效性(political effectiveness)，大多數時候彼此毫不相干。演講真正產生影響的時候，其實屈指可數，大概十年二十年才會有一次這樣的演講。**必須承認的是，對執政者的效率，服務客户的意識，具有服務客户的角度，可以説絕大多數中國的市長都會專注於顧客的需求，也只有滿足了顧客，他們才會獲得升職。反之則會降職。**西方常常説中國政府壓制自己的人民，我無需解釋太多；西方誤解的部分是，中國當局怎樣利用社會媒體形成一種針對官員的信息反饋機制。這一點美國完全沒能理解。這基本上是一種“零售式”政治（retail politics）。這對於西方民主是一個刺激，因為我們沒有這樣的形式。我們有德國這樣運行良好的國家，也有問題重重的法國意大利，但是誰都沒有這樣一種信息反饋機制。

（觀察者網特約作者任致均譯）

著名政治評論網站The Globalist的首頁。值得注意的是，該網站對釣魚島採用中國譯名Diaoyu，圖示頭條的正文中也沒有日方譯名Senkaku，這在西方是很少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