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魯鄭：與鄧聿文先生在巴黎談東西方制度的未來
正在英國諾丁漢大學做訪問學者的鄧聿文先生，由於其曾任職於《學習時報》和經常發出不同於官方立場的觀點而備受海內外華人關注。新年伊始，1月10日下午，在巴黎四維協會（由早期留學法國後又進入法國大企業和公司工作的華人組建）的安排下，鄧先生在巴黎行政和管理學院發表題為《十八屆三中全會後習近平的政治設計》的演講。
雖是初次謀面，但彼此都相互關注很久。他笑着説，經常看《觀察者網》，所以很瞭解我的觀點。
我們之間的第一次互動是在演講後的提問環節：“鄧老師，您如何看待中國模式的未來？我的觀點是中國不會走向西方民主，也不會重蹈德國納粹的覆轍，而應該是第三條路。第二個問題是，西方是否能夠以及如何走出今天的危機？（注：前面有提問者講到西方的普世價值失敗了）”
鄧先生聞言笑答：“這兩個問題我知道是你長期研究的問題。這麼來説吧，中國模式對於中共來説肯定是開闢第三條道路。不同於西方也不同於計劃體制的、基於中國國情和歷史的這樣一條道路。用中國的語言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中共一黨主導這個道路，裏面充滿着複雜的問題和矛盾，所以現在很難判斷它是否能走得通。至於你説的西方危機，是否能夠走出危機，我個人判斷，西方已經發現了，我們講普遍民主形態也已經兩三百年了，經歷的大大小小的危機也已經很多了。應該來説這種危機的話，也許能夠走出來吧。一個人總能基於過去的經驗教訓探索合適的道路。”
雖然鄧先生的回答很委婉，但立場還是很清楚的：當今世界表現最好的中國，他不確定是否能成功走出第三條路，而對目前危機重重的西方卻有信心走出危機。而支撐其結論的不過是基於歷史以及人可以總結經驗教訓。
由於時間和參加者眾的原因，我們之間沒有繼續就這個話題討論下去，不過鄧先生經常關注《觀察者網》，那就借《觀察者網》平台，談一談自己的觀點。
我的結論和鄧先生確實相反：中國肯定能走出不同於人類歷史上出現過的政治模式，而西方則鐵定走不出這場危機。
我們知道，西方的政治學理論經常這樣教導世界：西方這種自下而上的負責體制從長遠上看比中國這種自上而下的責任體系更有優勢。然而現實卻是：今天的中國作為全球經濟發展最快的國家，也是全球經濟危機以來表現最好的國家，在剛剛閉幕不久的十八屆三中全會，仍然推出涉及政治、經濟、文化、生態等六十項改革方案，其力度之大，舉世空前。相比陷入危機中的美國和歐盟，要麼兩黨相爭、政府關門、體制癱瘓，要麼如法國停滯不前，要麼如意大利的改革者蒙蒂下台。日本經濟泡沫破滅二十多年，到現在也沒找到應對之道。也難怪新加坡《聯合早報》評論説中國是當今世界最具改革活力的國家，而且非常準確地把原因歸於中國的政治體制。世人都知道，奧巴馬是打着“改變”的口號、奧朗德是揮舞着“變革”的旗幟贏得選舉的，可是他們究竟改變、變革了什麼？
其實這些差異的根源就在政治制度上。西方走向普選民主之後，政治權力便被資本和民眾的力量所壓倒。結果政治權力既要迎合資本，也要迎合民眾，現狀就是經濟危機。如果説自由競爭階段時期，完全放任和過於相信市場是導致經濟危機的原因，那麼現在則更多是人為和制度雙重因素所致。美國的次貸危機是引發全球經濟危機的罪魁禍首，而所謂次貸就是要百姓有房，金融財團有利。
西方政治權力處於弱勢，其問題在於：正常時期它則效率低下、注重選民短期利益、無法打擊和遏制利益集團、阻撓科學技術的應用，危機時期則不能出台必要的改革方案，就是外交也往往會出現損害本國利益的事件發生。
西方決策的低效率常被認為可以避免巨大的失誤，**即西方所自稱的：決策成本很高，但執行成本很低。然而，從現實層面來看，卻是不僅有低效率帶來的弊端，其最終決策由於不同利益集團的相互妥協，負面作用往往成為主導。**最典型的就是伊拉克戰爭，這場錯誤的戰爭竟然持續了十年，付出的代價高達三萬億美元（《三萬億美元的戰爭——伊拉克戰爭的真實成本》，斯蒂格利茨著），以致當經濟危機爆發之時，國家竟然捉襟見肘。請問，三萬億美元的執行成本還不高嗎？由於政府錯誤的低利率政策，甚至給買不起房的窮人房貸，最終引發全面的經濟危機，請問其執行成本還不高嗎？希臘、冰島、愛爾蘭、葡萄牙、西班牙的錯誤政策導致國家破產或者接近破產，執行成本還不高嗎？
進入二十一世紀之後，世人看到的是，西方甚至到了連決策都無法做出的地步：印度無法整修行將崩潰的基礎設施、歐盟無法承受福利卻無法削減、日本和美國的債務居高不下卻無法採取措施。2013年美國兩黨圍繞醫療保險的博弈竟然殃及國家年度預算，雙方都極端地不讓步，最終導致政府關門，國家停擺，奧巴馬也取消了多場訪問亞洲的外交行程，不僅沉重打擊市場對美國的信心，也令美國亞太轉移戰略遇到重挫。
説到效率，不得不提2014年1月轟動台灣的一件小事。國父紀念館（即孫中山紀念館）是台灣指標性文化歷史觀光景點，每年吸引遊客八百萬。結果它的一個小便池壞掉後長達半年間沒人關注。媒體曝光之後，竟然需要台灣最高行政領導人“行政院長”（相當於總理）江宜樺震怒並親自給文化部門負責人龍應台打電話，要求一週內必須解決！本來，台灣是一個規模很小的民主社會，就算大政方針限於利益博弈的制度性弊端而效率低下，何以這樣一個小小的廁所問題也需要最高行政領導人親自介入才能解決？其成本之高難以想象。
1997年東南亞經濟危機爆發時，美國開出的藥方則是緊縮開支，減少政府支出，特別是福利支出。但當美國發生危機時，卻反其道而行，用納税人的錢對危機的始作俑者華爾街的財團全力營救。奧巴馬上台時美國債務突破十萬億美元，五年以後的今天就上升到十七萬億美元，超過經濟總量，而這不是沒有原因的。
奧巴馬競選總統時就説要向中國學習，更新落後的基礎設施，建設高鐵。但到現在依然是紙上談兵。原因很簡單：航空公司和高速公路兩大利益集團強烈反對，另一方面民眾也由於徵地、拆遷而不配合。兩股力量聯手就絞殺了美國的高鐵夢，只能眼睜睜看着中國高鐵飛速發展並走向世界。其實中國高鐵上馬的時候，航空業和高速公路集團當然意識到威脅，但在政治權力面前，它們根本無法阻擋，只能以降價、提高服務來競爭，從而實現整個社會的良性循環。
在西方，政治權力對資本卑躬屈膝到什麼程度，不妨看看這樣一件小事。美國總統們竟然把白宮和戴維營變成“廉價”賓館：大量邀請捐款者到上述地點吃住，當然總統是要親自作陪。僅2000年前9個月，克林頓就邀請了361個人（此時的目的是為了他太太競選參議員）。平均下來，克林頓要天天陪這些財團過夜。我們不妨想想，中國的中南海是否可能上演上述一幕？當然，這些財團也並不是總統陪住陪吃一次就可以打發的。所以西方固然是“一人一票”，但同時豈也不是“一元一票”？
由於政治權力的臣服，甚至事涉美國利益的國際事務也同樣可以被交易。1998年印度不顧美國反對進行了核試驗，成為新的核國家。這不僅是公然挑戰美國權威，挑戰美國防止核擴散的政策，也直接威脅到美國的國家安全利益——將會引發更多的效仿者，於是憤怒的美國對印度進行了嚴厲的制裁。然而令誰也想不到的是，不到兩年，美國就取消了對印度的制裁，而且總統克林頓還對印度進行了訪問，成為二十多年來第一位訪問印度的美國總統。更誇張的是，2006年小布什訪問印度時，與印度達成了民用核合作的協議。美國此舉實際上承認了印度一直所追求的“核大國”地位，而印度付出的代價不過是開放民用核設施的檢查，另外8個軍用核設施則排除在外。
美國發生如此變化的根本原因除了藉助印度牽制中國外，更重要的是利用在美印度僑民的組織進行巨資公關遊説，從而成功達到目的。應該説，在今天的美國沒有什麼不可以交易的，只要籌碼足夠。這非關人性，實是體制使然。
這些結構性弱點決定了這一次西方再也無法走出危機。後來我和現場一位攻讀經濟學博學的留學生再次談到了這個問題，她的回答是：我不太清楚西方是否走出危機，不過西方不太可能重新再現危機前的繁榮狀態，只能這樣支撐下去。只是，再也無法回到危機前的繁榮，不就是再也走不出危機嗎？
中國的制度優勢在經濟危機期間展現無遺，當然這並不能改變西方對中國的否定和批評，這一點，也有聽眾向鄧聿文先生提問。他的回答倒也坦率：“國際話語權不在中國手裏。”
所以儘管從理論上西方認為，它們這種自下而上的負責體制從長遠上看比中國這種自上而下的責任體系更有優勢，但現實顯然與理論相悖。
與中國相比，關於西方的制度，李光耀先生曾有一語中的的點評：“當你實行大眾民主時，要贏得選舉，你就不得不給選民提供更多的好處，而且如果你想在下一屆選舉中打敗對手，承諾給選民的好處要比以前還要多。因此，這就類似於拍賣過程中不斷加價，而這樣的代價、債務卻留給下一代人，讓他們承擔。如果總統給他的人民開出的是一劑苦藥，那他就不會再次當選。因此為了贏得總統選舉，候選人往往傾向於拖延問題，推遲實施不受歡迎的政策。結果就導致預算赤字、債務以及高失業率等問題遲遲得不到解決，因為要解決這些問題，往往要犧牲一部分福利，結果就擊鼓傳花地留給下一屆政府。”
關於中國的制度，不妨聽聽以提出“歷史的終結”而著稱的美國學者福山的觀點。2010年12月15日，他做客中共中央編譯局論壇。在解釋他最具影響力的觀點“歷史的總結”時説出這樣一番話：“ 我確實認為資本主義的體制已經證實了自身的優越性，至少明顯地優越於前蘇聯的那種社會主義體制，優越於中國1978年以前的那種社會主義體制。”
從中國的角度來看，這段話的含義十分豐富。一是，今天確實存在一種和西方不同的中國模式，不妨稱之為“改革後體制”。二是，那種認為這三十多年中國沒有政治體制改革的人應該休已。三是，這種“改革後體制”表現十分優異，就是主張“歷史終結論”的福山也不敢説誰更具優越性。
對中國模式，福山還有一個評論，更是耐人尋味：“我認為中國模式非常難以複製。這些國家缺少中國模式的一個核心因素，即中國擁有一個高質量的、現代的、集權的中央政府。建立一個集中權力的、現代的、高質量的、以發展為導向的能夠提供基本服務的政府體制是非常困難的。”也就是説，中國執政黨治理能力太高，以致於都成了中國模式無法複製的原因！
和出色的中國領導人相比，西方又是什麼狀態呢？比較有意思的是，當晚第一個提問的法國老先生只一句話就把大家逗笑了**：“請問習近平先生是否騎摩托車？”因為今天所有的報紙都聚焦總統奧朗德的一件緋聞：未婚只有一位女友的他，騎着摩托車去和一位名星幽會。這個提問和哄笑，顯示了眾人對奧朗德的不滿和不屑。**
確實，西方實現全民普選之後，很難再產生優秀的領導人。以二十一世紀以來的美國總統為例，克林頓評價奧巴馬只是一個業餘級別的政客，是歷史上最差的總統。而奧巴馬的前任小布什，也早已經被卡特批評為史上最差的總統。特別是小布什總統，他第一次出馬競選時，民主黨攜克林頓創造的絕佳經濟景氣竟然敗北，第二次民進黨又企圖利用他糟糕的執政水平想捲土重來，結果再次失敗。更令他們難以理解的是，在辯論時，民主黨候選人犀利的辯才常令小布什處於守勢。然而，誰也想不到的是，正是小布什憨態可掬的形象，對於大多數美國人來説，就像一個可以信賴的鄰居，反而幫助他一再勝選。
如果看看法國第五共和以來的總統，也是日益平庸。密特朗上台後搞國有化，希拉剋改革遇挫後就當起什麼也不幹的老好人，個性張揚、衝動、隨便、花邊新聞不斷的薩科奇則完全不像一個令人尊重的國家領導者——他曾在記者雲集的展覽館中公然以粗話辱罵一位拒絕與其握手的農民，一上台就先把自己的工資上漲140%，曾因成績差復讀過、正在上大學年僅23歲的兒子學法律還拒不理睬保險公司對一場車禍的索賠而被告上法庭，甚至選舉年竟還敢派總統專機把在他國生病的孩子接回。到了現在的奧朗德總統，連中國的一些學者都看不下去了。人民大學政治學教授任劍濤先生在2012年瑞信年會演講時，把法國選出奧朗德稱為政治鬧劇，説他實在是傻得可愛，在國際舞台上都不會表現。結果到今天，美國《商業週刊》已經稱法國為“歐洲病夫”。當然西方民主的辯護者也自有其一套説詞：成熟的民主社會對政治家的素質要求較低。只是還要舉行成本如此高昂的選舉幹什麼？
美國學者卡普嵐曾在《理性選民的迷思》一書中分析了西方社會中選民的偏見以見如何選擇和他們有同樣偏見或者裝作和他們有同樣偏見的政治家，從而導致錯誤的政策和低素質的政治家一次又一次被推上政治舞台。
本來體制就有結構性矛盾，再加上無法選出優秀的領導人（為西方辯護者往往聲稱，民主制度選不出最壞的領導人，不知道二戰時的德國算不算），西方怎麼可能走出危機呢？
最後，不妨以被巴菲特讚譽為“無人能及的趨勢大師”、全球聞名的投資家羅傑斯寫給他僅僅10歲和5歲兩個女兒的一本書《投資大師羅傑斯給寶貝女兒的12封信》中的一段話作為結尾。世人或許可以不相信一位金融家、投資者的道德和誠信，但絕對相信一位父親對女兒的肺腑之言：“這是中國的世紀，去學中文。無論住在世界上任何地方的任何人，我所能給予他們的最佳忠告可能是：讓你的孩子學中文。21世紀是屬於中國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