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蒙·約翰遜：寂靜的政變
本文原載於《大西洋月刊》網站2009年5月1日，原標題：The Quiet Coup；觀察者網特約譯者李維坦/譯；由春秋研究院研究員陳平教授推薦。作者西蒙•約翰遜（Simon Johnson），MIT斯隆管理學院教授，2007年到2008年擔任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首席經濟學家。他和郭庾信（James Kwak）一起建立了關於金融危機的博客baselinescenario.com。郭庾信對此文亦有貢獻。
在IMF工作時，你會很快認識到一件事：從來沒有人樂意見你。通常你的“客户”過來的時候，私人資本已經拋棄了他們，區域貿易集團的夥伴們也無法為其提供足夠的救命錢，甚至從像中國和歐盟這樣強大的朋友那裏借錢的最後一搏也已經失敗。你從不是任何人的首選。
原因當然在於IMF專門説一些客户不愛聽的話給他們。我應當知道，2007至2008年，作為IMF首席經濟學家，我曾經要求外國官員進行過很多痛苦的改革。在1989年後掙扎的東歐，九十年代末、新世紀初經濟危機下的亞洲和拉美，我也感受過IMF壓力的影響——至少是間接地。那段時間，我親眼目睹一連串的政府官員來到IMF尋求幫助。他們來自烏克蘭、俄羅斯、泰國、印度尼西亞、韓國及其他國家。情況非常糟糕，其他辦法都失敗。
當然，每一次危機都是不同的。1994年，烏克蘭面對的是惡性通貨膨脹；1998年夏，俄羅斯因短期債務過渡方案（short-term-debt rollover scheme）的引爆而亟需幫助；1997年印尼盾大跳水，幾乎摧毀了企業經濟；同年，韓國30年的經濟奇蹟突然停滯，因為外國銀行突然拒絕繼續提供信貸。
不過我必須告訴你，對於IMF官員來説，所有這些危機看起來都令人鬱悶地相似。當然，每一個國家都需要貸款；不僅僅如此，每個國家都需要進行巨大的改革，借到的錢才能真正發揮作用。幾乎每一次，危機中的國家都要在一段大手大腳的好日子之後學着縮衣節食——出口必須增加，進口則要縮減——目的就是在避免發生最可怕的衰退。自然，IMF的經濟學家就要花時間梳理制定各種政策——預算、貨幣供應等等——並確保它們能適應具體情況。不過經濟上的應對措施通常不會太難想到。
不，對於IMF的高級官員來説，真正的問題、復甦的最大障礙，總是經濟危機國家的政治。
通常，這些國家陷入經濟絕境的原因很簡單——掌權的精英在好日子裏擴張太快，冒險太多。新興市場國家的政府以及它們在私營部門的夥伴一般而言會形成緊密——並且，大多數情況下，温和——的寡頭統治，他們統治國家就像股東統治一家營利性公司一樣。當類似印尼、韓國、俄羅斯這樣的國家發展時，各行各業領袖的野心也一同膨脹。作為各自小小宇宙的主人，他們會進行有利於宏觀經濟的投資，不過，他們也會開始某些更大、更冒險的賭博。他們以為等到出現實質問題的時候，他們可以動用政治關係把問題推到政府頭上。這種想法在大多數情況下是對的。
例如在俄羅斯，私營部門現在面臨着嚴重的問題，因為在過去五年左右的時間裏，它向全球的銀行和投資者借了至少4900億美元，前提是，這個國家的能源行業會支持俄羅斯消費的持續增長。當俄羅斯的寡頭通過這些錢收購其他公司、進行野心勃勃的投資計劃從而創造就業時，他們對政治精英的重要性與日俱增。增長的政治支持意味着更多回報豐厚的合同、税務優惠和補貼。外國投資者當然求之不得；在其他條件一樣的情況下，他們當然喜歡把錢借給那些明裏暗裏有政府支持的公司，即使這種支持隱隱透着一股腐敗氣息。
不過，新興市場的寡頭們總是把事情做過了頭；他們揮霍無度，把巨大的商業帝國建立在鉅額債務之上。本地銀行在政府的壓力下過於輕易地向精英們發放信貸。無論個人、公司還是國家，過度借貸的下場都是很慘的。遲早銀根會縮緊，沒人會繼續再借你錢了。
接下來的螺旋式下降就很危險了。無數的企業在違約邊緣徘徊，而那些貸款給它們的本地銀行則會垮掉。昨天還津津樂道的“公共-私人夥伴關係”被唾棄為“裙帶資本主義”（crony capitalism）。一旦無貸可借，經濟癱瘓會接踵而來，情況就越來越糟。政府不得不利用其外匯儲備來支付進口貨物、服務債務、填補私人損失。不過這些儲備最終就會耗盡。在用光之前，國家經濟如果無法好轉的話，它就會在主權債務上違約，淪為經濟賤民國家（economic pariah）。如果政府要停止流血，就必須清除一些耗費大量現金的所謂國家級項目（national champions），並且重組嚴重入不敷出的銀行系統。換句話説，至少要擠掉一些寡頭。
不過，擠掉寡頭鮮為新興市場國家的戰略選擇。恰恰相反，危機伊始，寡頭們是最先從政府那裏獲得幫助的，例如優先獲得外匯、税收優惠，或是政府承擔私人債務——一個經典的克里姆林宮救市技巧。在脅迫之下，對老朋友慷慨解囊可以採取多種形式。同時，如果真的需要擠掉什麼人，大多數新興市場國家首先下手的是普通工人——至少在反抗變得太激烈之前。
最終，就像普京的俄羅斯的那些寡頭們意識到的，如果要復甦，一部分精英必須出局。這就像搶凳子游戲：根本沒有足夠的貨幣儲量兼顧每一個人，政府也不可能完全承擔私營部門的債務。
所以，IMF官員會看着金融部長的眼睛，判斷這回政府是不是下定決心了。連俄羅斯這樣的國家，IMF最終都有可能會給錢，不過在此之前它希望能夠確定普京總理已經準備好、有意願並且有能力強硬對待他的一些朋友。如果他還沒有準備好把過去的哥們兒丟去喂狼，IMF可以等。如果他準備好了，IMF會很高興地給出有用的建議——特別是關於如何從無能而貪婪的“企業家”手中奪取銀行系統的控制權。
當然，普京的老友們會反擊。他們會動員盟友，發動體系，向政府的其他部門施加壓力以獲得額外補貼。在極端的情況下，他們甚至會策劃顛覆行動——包括打電話給他們在美國外交部門的聯繫人，正如在九十年代晚期某些烏克蘭人做的那樣。
IMF的很多項目“出了岔子”（一種委婉的説法），正是因為政府無法對這些昔日的夥伴保持強硬，而結果就是巨大的通貨膨脹或者其他災難。一旦政府佔了上風，或者強有力的寡頭就誰來統治達成了一致，項目就又“重新走上正軌”。在1997年的泰國和印尼，真正的鬥爭是關於哪個大家族會失去他們的銀行。泰國的問題解決得相對平穩。印尼則導致了蘇哈托總統的下台以及經濟的混亂。
長年的經驗告訴IMF的員工，只有某些強大寡頭承受打擊之後，項目才有可能成功，經濟增長才能變得穩定。這是所有新興市場的問題。
2007年，全球金融危機浮現；至2008年9月，危機幾乎處於失控局面。9月15日，雷曼兄弟宣佈破產。
成為一個香蕉共和國
就其深度和突然性而言，美國的經濟金融危機讓我們回想起最近見證的那些新興市場國家（也僅僅在新興市場國家）的危機時刻：韓國（1997），馬來西亞（1998），俄羅斯和阿根廷（一次又一次）。在上述每一個例子中，因為害怕這些國家及其金融部門無法支付天文數字般的債務，全球投資者突然間停止了借貸。在每一個例子中，這種恐懼都自我應驗了——因為銀行無法持續拆借，也就變得無力支付。這就是9月15日雷曼兄弟破產的原因，也導致了對美國金融行業的一切資金來源在一夜之間乾涸。正如新興市場危機，銀行業的弱點很快蔓延到整個經濟，造成了嚴重的經濟衰退和數百萬人的生活困難。
但是，還有一個更深層、更令人不安的相似點：精英的商業利益——在美國的例子中是金融家——在製造危機中扮演了核心角色，有了政府的隱形支持，賭博就變得越來越大，直到最後崩盤。更加驚人的是，他們現在正利用其影響力，阻止亟需的改革、迅速將經濟拉出暴跌深淵。政府看起來根本無力也不願對抗他們。
頂級的投資銀行家和政府官員喜歡將目前危機的責任推給在網絡泡沫後一直走低的美元利率，或者説美元被別人藏起來了——例如，中國。右派中的某些人喜歡抱怨房利美（Fannie Mae）和房地美（Freddie Mac），甚至抱怨推行更廣泛的“居者有其屋”的長期努力。當然，不言自明的是，應當對“安全穩健”負責的金融管制者在翫忽職守。
不過，這一系列政策——放松管制、放鬆銀根、中美之間不成文的經濟聯盟、推行“居者有其屋”——有一個共同點。雖然這些政策有些與民主黨有關，有些受共和黨支持，但它們都對金融業有利。那些可能阻止危機卻會削減金融業利益的政策改革被無視了或未予採納，如1998年，布魯斯克利•伯恩（Brooksley Born）曾試圖在美國商品期貨交易委員會（Commodity Futures Trading Commission）規制信用違約掉期（credit-default swaps），現在這項改革卻很有名。
金融業並不是一直享受這種優厚待遇的。不過，在過去25年左右，金融業高速發展，變得越來越強大。這種發展始於里根時代，在克林頓和布什時代的去管制化開才積蓄力量。另外一些因素助推了金融業的上升。八十年代保羅•沃克爾（Paul Volcker）的貨幣政策，及與之相伴的越來越不穩定的利率，使得債券交易更加有利可圖。證券化、利率掉期、信用違約掉期的出現更是大大增加了能夠讓銀行掙錢的交易規模。隨着人口年齡和財富的增長，再加上個人退休賬户（IRA）和401 (k)退休金計劃，使得證券投資與日俱增。這些加在一起，從金融服務中獲利的機會就大大增加了。
華爾街藉着這些機會高速發展，這一點都不奇怪。1973至1985年，金融業的利潤從未超過國內企業利潤的16%。1986年，利潤達到了19%。九十年代，這一數字在21%和30%之間搖擺，達到了戰後的最高值。近十年裏，它達到了41%。酬金的增長速度也同樣驚人。1948至1982年，金融業的平均報償一般在所有國內私人部門平均報償的99%到108%；1983年開始，更是狂升至2007年的181%。
金融業創造和積蓄的客觀財富給了銀行家巨大的政治力量——在J.P.摩根（他本人）時代後，美國還沒有見過如此大的金融政治力量。那時，1907年銀行業恐慌只能通過私營部門銀行家之間的協調解決：沒有什麼政府機構能夠拿出可行的措施。但是，在大蕭條之後，大規模銀行業規制出台，第一個銀行寡頭時代結束；美國金融寡頭統治的重現是最近的事情。
華爾街-華盛頓走廊
當然，美國是獨一無二的。正如我們擁有全世界最先進的經濟、軍事和科技力量，我們也有最先進的寡頭統治。
在原始的政治體制中，權力通過暴力或暴力威脅傳遞：軍事政變、私人武裝等等。在稍微高級一點的體制中，更典型的新興市場，權力通過金錢傳遞：賄賂、回扣和境外銀行賬户。儘管政治遊説和競選獻金在美國政治體制中無疑扮演了重要角色，有傑克•阿布拉莫夫（Jack Abramoff）這樣的人物，舊式腐敗——裝滿了百元大鈔的信封——大概已是明日黃花。
相反，美國金融業獲得政治權力是靠文化資本——一種信念體系。曾幾何時，對通用汽車有好處的東西，對國家也有好處。過去十年，有利於華爾街的就是有利於國家的——這種態度開始盛行。銀行證券業成了競選獻金的主要來源，不過，在其影響力的頂峯，它根本不需要像煙草業、軍工業那樣用金錢來買好處。華盛頓的內部人士相信，大型金融機構和自由流通的資本市場對美國在世界上的地位至關重要——而整個金融業因為這個事實而獲益。
一種影響渠道當然是華爾街和華盛頓之間的人員流動。羅伯特•魯賓（Robert Rubin）曾是高盛的聯合主席，在克林頓手下擔任財政部長，後來成了花旗集團的執行委員會主席。亨利•保爾森（Henry Paulson）在經濟長期繁榮時期是高盛的首席執行官，在小布什總統期間擔任財政部長。前財政部長約翰•斯諾（John Snow）則擔任了博龍資產管理（Cerberus Capital Management）主席。博龍資產管理是一家大型私募公司，丹•奎爾（Dan Quayle）也是其主管之一。艾倫•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離開美聯儲後，成了太平洋投資管理公司（Pimco）的顧問，這家公司大概是國際債券市場中最大的玩家。
在過去三屆總統任內，這樣的人事關係發生的幾率在更低的層次上翻了幾番，大大加強了華盛頓和華爾街的聯繫。高盛的員工在離開公司後進入政府工作，這幾乎成了一個傳統。一羣羣高盛出身的人——包括現任新澤西州州長喬恩•科爾津（Jon Corzine）、魯賓和保爾森，這不僅讓具有華爾街世界觀的人掌握了權力，而且讓高盛獲得了一種形象（至少在華府人眼中），好像這個機構本身就等同於某種公共服務。
華爾街本身是一個充滿誘惑力的地方，瀰漫着一種權力感。其高管真的認為他們控制着讓地球轉動的槓桿。一個受邀前去參加會議的華盛頓公務員，拜倒在他們強大的氣場下，都不是什麼奇怪的事情。在我整個IMF生涯中，頂尖金融家成為美國政府高級官員的容易程度、這兩種職業生涯的重合程度，每每讓我震驚。我依然清晰地記得2008年初的一次會議，參加者是少數幾個富裕國家的政策制定者。會上主持人隨意地説道（與會者也普遍認同），做一箇中央銀行的行長最好的準備是先做一個投資銀行家。
一整代的政策制定者都被華爾街蠱惑了，銀行説什麼他們就信什麼，毫不懷疑。艾倫•格林斯潘關於金融市場不應受管制的言論已經很有名了。但格林斯潘並非個例。2006年，他的繼任者本•伯南克（Ben Bernanke）説：“對市場風險和信用風險的管理變得日益複雜……過去二十年，各種規模的銀行組織在測算和控制風險方面有了長足的進步。”
華爾街本身是一個充滿誘惑力的地方，瀰漫着一種權力感
當然，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個幻覺。規制者、立法者和學者幾乎都假定這些銀行的經理知道自己在幹嘛。現在看來，他們並不知道。例如，美國國際集團（AIG）的金融產品部門在2005年獲得了税前25億美元的利潤，主要是靠出售價格上被低估了的證券保險，而這些證券複雜得幾乎沒人搞得懂。這個策略經常被形容為“在壓路機面前撿起硬幣”，平時獲利頗豐，一旦經濟不好就會造成災難性後果。在這次崩盤中，AIG對超過4000億美元的證券負有保險責任。目前，為了拯救這家公司，美國政府承諾了約1800億美元的投資和貸款來彌補鉅額損失，而AIG複雜的風險模型告訴人們，這樣的鉅額損失實際上是不可能的。
華爾街的誘惑力甚至（或者説尤其）擴展到了金融和經濟學教授身上，而這些人原本只關心小小的大學職位或者諾貝爾獎。因為數學金融對於實用金融而言越來越重要，越來越多的教授變成了金融機構的顧問或者合夥人。邁倫•舒爾斯（Myron Scholes）和羅伯特•默頓（Robert Merton）這兩個諾貝爾獲獎者，大概是最著名的。他們都在1994年加入對沖基金長期資本管理公司的董事會，九十年代末這個著名的基金就偃旗息鼓了。不過其他很多人也走了類似的道路。此類遷徙對膨脹的高級金融世界做了學術背書（還平添了一層科學嚴謹的光環）。
隨着越來越多的富人從金融中獲得財富，金融拜物教滲透進了高等院校。諸如《門口的野蠻人》（Barbarians at the Gate）、《華爾街》（Wall Street）、《虛榮的篝火》（Bonfire of the Vanities）等作品，儘管意在起到警示作用，卻平添了華爾街的神秘色彩。邁克爾•劉易斯（Michael Lewis）去年在Portfolio雜誌中寫道，1989年，當他寫《説謊者的撲克牌》（Liar’s Poker）時，他本希望這本關於金融業內幕的書可以激起對華爾街之傲慢貪婪的憤怒。然而，他發現自己“被俄亥俄州立大學學生寫來詢問更多內幕的信淹沒了……他們把我的書當成一本速成手冊”。甚至華爾街的罪犯，如邁克爾•米爾肯（Michael Milken）、伊萬•博斯基（Ivan Boesky），都成了風雲人物。在一個金錢至上的社會中，很容易將金融業的利益等同於國家利益——所以金融業的贏家比那些華盛頓的職業公務員更明白什麼是國家利益。對自由金融市場的信念成了普遍的信條——同時被《華爾街日報》的社論版和國會大肆鼓吹。
在政治獻金、私人關係和意識形態的同時作用下，過去十年出現了一連串現在看來無比驚人的去管制化政策：
堅持資本跨國境自由流動；
廢除大蕭條時代對商業銀行和投資銀行的區分；
國會禁止對信用違約掉期的管制；
大大擴展投資銀行槓桿上限；
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放松管制的執行；
國際協定允許銀行自行測度風險；
國際管制跟不上金融創新的步伐。
在漠不關心和歡欣鼓舞之間搖擺，這就是華盛頓在出台這些政策時的心態：不受管制的金融會將這個國家的經濟推上一個新台階，他們是這麼想的。
美國寡頭和金融危機
寡頭統治以及相應的政府政策並不是引爆去年金融危機的唯一原因，還有很多其他因素，例如家庭的過度借貸以及過於寬鬆的借貸標準。但是主要的商業和投資銀行——以及和它們一起操作的對沖基金——是“兩房”和股票市場泡沫的主要受益者。在一個相對較小的真實財產的基礎上，交易量卻不斷擴大，這是它們利潤的主要來源。每次，一筆貸款出售、打包、證券化、重新出售，銀行就獲取交易費，而那些買入這些證券的對沖基金則能夠因為增持而收入更多的費用。
因為每一個人都在變得更有錢，而國民經濟的健康又如此依賴於房地產和金融，所以華盛頓沒有一個人有動力去追究實際情況到底如何。美聯儲主席格林斯潘和小布什總統異口同聲地説經濟在根本上是健康的，而在複雜證券和信用違約掉期上的巨大增長説明了這一點，風險則被很好地稀釋了。
緊張態勢在2007年夏天開始出現。這場繁榮製造瞭如此多的債務，即使一次小小的經濟挫折都會導致巨大的問題，而在次級抵押貸款上與日俱增的拖欠成了導火線。從那以來，金融行業和聯邦政府的表現，和過去那些新興市場在危機中的表現一模一樣。
到了現在，那些當上領袖和戰略家的金融大亨們當然已經在大多數美國人眼中原形畢露。但幾個月過後，這些金融精英依然認為，爛攤子歸爛攤子，他們仍會是經濟界的寵兒。
斯坦利•奧尼爾（Stanley O’Neal），美林證券的CEO，在2005、06年住房抵押貸款證券（mortgage-backed-securities）市場如火如荼的時候，把他的公司推入其中；2007年10月，他承認：“底線就是，我們——我——的錯誤就在於過度捲入次級貸款，市場流動性降低的時候我們遭了殃。對於這個後果，沒有人比我更加失望。”2006年，奧尼爾分到了1400萬美元；2007年，他拿到了1.62億美元的遣散費，儘管目前這筆費用已經大大縮水。
10月，據説美林證券最後一位CEO約翰•塞恩（John Thain）試圖説服董事會給他3000萬美元的獎金，最終在12月時將其要求降低到了1000萬。《華爾街日報》報道此事之後，在巨大的抗議壓力下，他撤回了請求。美林證券自身也好不到哪兒去：它把自己價值40億美元的獎金從1月挪到了12月發放，因為害怕1月1日之後接管它的美國銀行以後會減少獎金額度。去年，在政府給金融行業提供了2430億緊急援助後，華爾街給他們在紐約的員工發了180億美元的獎金。
在金融恐慌中，政府必須採取快速而有力的行動。根本問題是不確定性——從我們自身來講，不確定性來自於大銀行是否有足夠的資產來承擔其負債。一知半解的措施、一廂情願的思考、邊走邊看的態度根本無法克服這種不確定性。反應越慢，這種不確定性就越長時間地阻滯信用、打擊消費者信心、損害經濟——最終把問題變得更加難以解決。但是，政府對金融危機的應對恰恰十分遲鈍，缺乏透明性，並且不願意得罪金融業。
這種應對大概最好被形容為“交易式政策”：當一個大型金融機構陷入困境，財政部和美聯儲在週末搞出一個救助計劃（bailout），然後在星期一宣佈一切正常。2008年3月，貝爾斯登（Bear Stearns）被賣給了摩根大通，這在很多人看來像是一件禮物。（摩根大通的CEO傑米•戴蒙[Jamie Dimon]是紐約聯邦儲備銀行董事會成員，而正是紐約聯邦儲備銀行和財政部一道促成了這次交易。）9月，美林證券被賣給了美國銀行，這是對AIG的第一次救助，摩根大通接管並立即收購了華盛頓互惠公司（Washington Mutual）——這些都是由政府促成的。10月，九大銀行在同一天進行資產重組，而這都是在華盛頓閉門商討的。此後，又出台了對花旗集團、AIG、美國銀行、花旗集團（再次）、AIG（再次）的救助。
上述交易中的某些或許是對現實狀況的合理應對。但是，它們為什麼利益服務以及如何服務，從來也未曾搞清。財政部和美聯儲不是按照什麼廣而告之的原則行動的，他們只是敲定一個個交易，然後説這是目前能採取的最佳措施。這是簡單而純粹的暗箱操作。
整個危機過程中，為了不損害金融機構的利益，不去質疑導致危機的體制原因，政府可謂煞費苦心。2008年9月，在沒有任何條件、沒有任何司法審查的情況下，亨利•保爾森向國會索要7000億美元以購買銀行的有毒資產。很多觀察家認為，這麼做是為了過度支付這些資產，從而使銀行擺脱這些問題——確實，購買有毒資產能夠起到的作用也只有這個了。大概是因為如此堂而皇之的補貼政策在政治上不可接受，這個計劃最終被擱置了。
取代的方案是用錢來重組銀行資產，以對銀行極為優惠的條件購買其股份。隨着危機的深化，金融機構需要的幫助也越來越多，而政府開始想出各式各樣的方法來給銀行提供補貼，這些方法複雜到一般民眾根本搞不懂。第一次AIG的救助計劃還對納税人比較有利，但是後來幾次就對AIG更有利了。第二次花旗集團的救助和美國銀行的救助包括了複雜的資產擔保，為銀行提供了低於市場價格的保險。2月下旬的第三次花旗集團救助將政府持有的優先股以大大高於市場的價格轉化為普通股——即使是《華爾街日報》的讀者在第一次看時也很難認出這是一種補貼。在“金融穩定計劃”中財政部購買的可轉換優先股（convertible prefered shares），其轉換選擇權（conversion option）給了銀行而非政府，從而也給了銀行優勢。
最近的計劃——即為對沖基金提供低息貸款，從而讓他們能夠以較高的價格收購問題銀行資產，受到了金融業的很大影響。對這一點財政部也毫不隱瞞。尼爾•卡什卡利（Neel Kashkari），亨利•保爾森、蒂姆•蓋特納兩任財政部長手下的高級官員（也是高盛出身）3月告訴國會：“我們收到大量來自私營部門的請求，説‘我們有閒散資本；我們想買這些（問題銀行）的資產。’” 這個計劃正好能夠讓他們這樣做：“通過將政府資本——納税人資本——和私營部門資本結合起來，你能夠讓投資者收購這些資產，價格對投資者和銀行都很合理。”卡什卡利明顯忽略了這個價格對第三方——納税人來説是否合理這個問題。
即使不考慮對納税人是否公平，政府對銀行的這種“天鵝絨手套”式的應對方式，依然很成問題：因為這無法改變金融業慣常的商業模式，而這種模式必須改變。正如去年秋天一位不知名的銀行高管對《紐約時報》所説的，“無論亨利•保爾森給我們多少錢，在經濟復甦之前，沒有人會借出一分錢。”不過悖謬的是，只有銀行恢復、願意提供借貸，經濟才會復甦。
出路
如果僅僅針對金融危機（而不去管宏觀經濟的一些問題），我們至少要面對兩個相互關聯的大問題。第一是病入膏肓的銀行業，可以毀掉任何由財政刺激帶來的復甦。第二是某種政治權力的平衡，它使金融業對公共政策享有否決權，即使金融業已經失去了民眾支持。
大銀行看起來是在危機開始之後才獲得了政治權力。這沒什麼奇怪的。因為金融系統如此脆弱，大銀行的破產導致的損失會比平時多上幾倍，雷曼兄弟和花旗集團、美國銀行比起來，還算是小的。這些銀行就利用這些恐懼從華盛頓那裏撈好處。1月份，美國銀行獲得了第二個救助計劃，因為它警告政府，它有可能無法完成對美林的收購——這是財政部不願考慮的情況。
美國面對的挑戰對IMF的人來説再熟悉不過了。如果給一個IMF老手只看數字而不看國家名，他肯定會説：把銀行國有化，必要的時候把它拆分掉。
當然，在某種程度上，政府已經控制了銀行系統。它基本上已經擔保了最大的幾家銀行的債務，目前是各銀行唯一可信的資金來源。美聯儲現在已經承擔了為經濟提供信用的職能——這本是私人銀行的職能。不過，美聯儲能做的畢竟有限；消費者和經營者依然依賴於銀行，而這些銀行沒有資產負債表，也沒有動力進行市場亟需的貸款——政府對銀行的人事和業務毫無控制力。
銀行問題的根源是它們的證券和貸款組合帶來的巨大損失。但是，它們不願意去面對損失的真正規模，因為這樣就會暴露它們已資不抵債。所以它們低估問題，要來的錢根本不足以解決問題（因為它們不能透露解決問題需要多少錢），只夠它們撐過一時。這會陷入惡性循環：這些不健康的銀行要麼不借錢（存着錢來抬高儲備），要麼就進行高風險的賭博以期獲得高額回報，不過很有可能什麼都得不到。無論如何，整個經濟持續惡化，從而導致銀行資產本身繼續貶值——這是一個極具毀滅性的惡性循環。
為了打破這一循環，政府必須強迫銀行承認其問題的規模。正如IMF所認為的那樣（美國自己也在過去對很多新興市場國家説過類似的話），最直接的方式就是國有化。相反，財政部的做法是和銀行一家一家談判，好像銀行才是強勢的一方——並且在每一次交易中，都極大地縮減政府所有權、放棄政府對銀行戰略和運營的影響。在這種條件下，清理銀行的資產負債表是不可能的。
國有化並不意味着永久的國家所有權。IMF建議的核心就是擴展標準的美國聯邦存款保險公司（FDIC）過程。一次FDIC“干預”基本上就是政府主導的銀行破產程序。這會讓政府排除銀行股東，更換失敗的管理層，清理資產負債表並且將銀行重新賣給私營部門。主要的好處就是能夠立即認清問題，不至於讓它一發不可收拾。
政府需要檢查資產負債表，並且找出那些沒法兒挺過一次大蕭條的銀行。這些銀行需要做出選擇：寫下你資產的真實價值，在30天內籌措足夠的私人資本，否則由政府接管。政府則寫下接管了的銀行有毒資產——認清現實，然後將這些資產轉交給另一個獨立的政府機構，後者將竭盡全力為納税人保住能保住的價值（正如在八十年代儲貸危機時重組信託公司做的那樣）。清理過後能夠安全放貸，從而重新被債權人和投資者信任的銀行，可以被賣出。
清理大型銀行會非常複雜，對納税人來説也會非常昂貴。根據IMF的最新數據，長期來看，對銀行系統的清理可以會花費超過1.5萬億美元（即我們GDP的10%）。但是，只有果斷的政府行動——暴露金融虧空的程度、讓一些銀行恢復穩健——只有這樣才能整體上治癒金融業。
這看起來是一劑猛藥。不過事實上，雖然有必要，但它仍然不充分。美國面臨的第二個問題——寡頭統治的權力——和直接的借貸危機一樣重要。IMF對這個問題的建議同樣簡單：打破寡頭統治。
超大機構對公共政策影響過大；今天大銀行的權力恰恰來自於“大而不能倒”。國有化和再次私有化並不能改變這一點；雖然正義和明智之舉是換掉這些製造危機的銀行家，不過，將一批強有力的銀行家換成另一批，仍是換湯不換藥。
理想的方式是按照地區和行業分割大銀行，使其規模適中。如果這不可行——因為我們想要儘快賣出這些銀行——可以將它們整個賣出，但是要求在短期內進行分割。在私人手中的銀行也要遵循規模限制。
這個方法看起來粗糙又專橫，但是，這是控制一個關鍵行業的個別機構權力的最好辦法。當然，很多人會抱怨一個更加支離破碎的銀行系統所帶來的“效率成本”，確實會有這樣的成本。不過，如果銀行大到倒不了——這是一種大規模自殺性金融武器，一旦引爆，也會耗費成本。任何大而不能倒的東西都不應該存在。
為了確保系統性的銀行拆分，也為了防止金融怪獸的重新出現，我們需要重新制定反壟斷法。100多年前為打擊工業壟斷而出台的法律無法應對今天的問題。金融業如今的問題不是某一家公司佔有了足以影響價格的市場份額，而是一家或者幾家關聯企業一旦失敗，就會拖垮整個經濟。奧巴馬政府推出的財政刺激讓人聯想到羅斯福新政，但我們真正需要的是西奧多•羅斯福的拆分托拉斯。
經理人薪酬的上限，雖然散發着民粹的氣息，也許能夠幫助重建政治權利的平衡、抑制新的寡頭統治。對在那兒工作的人和恨不得沐浴在其光輝之下的政府官員來説，華爾街的主要吸引力就在於能夠掙到數目驚人的錢。限制這個數目會降低金融行業的吸引力，讓它更像其他行業。
不過，長期來看，直接的薪酬上限還是很粗陋的。而且，現在大部分錢是通過不受監管的對沖基金和私募基金公司掙到的，所以降薪是一件複雜的事情。管制和徵税應該成為解決辦法的一部分。儘管長期來看，根本的解決辦法應該是更多的透明度和競爭，這樣會降低金融行業的費用。對於那些説這會迫使金融活動轉移到其他國家的人，我們現在可以肯定地説：好。
兩條道路
用20世紀早期經濟學家熊彼特的話來説，每個國家都有精英，關鍵是要不時地換一換。如果美國只是一個普通的國家，低着頭來到IMF的話，我大概會對未來相當樂觀。我提到的大多數新興市場危機結束得相當快，而且後來的復甦也很強勁。不過，美國和新興市場的相似度到這兒就不幸停止了。
新興市場國家對財富的佔有不穩定，而且在全球影響甚微。當它們遇上麻煩，它們是真的沒錢了——或者至少沒有外匯了，這樣就真的會活不下去了。它們必須做出艱難的決定；最終，吃下猛藥。但是美國是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享有無盡的財富，有着過高特權——用自己印出來的鈔票還外債。結果就是它有可能很多年都蹣跚前行——正如日本在它失去的十年中那樣——永遠無法鼓起勇氣做它該做的事情，永遠無法真正復甦。與過去一刀兩斷——包括對主要銀行的接管和清理——現在看起來好像還不太可能。當然了，沒有一個IMF的人能夠強迫它。
在我看來，美國面臨着兩種可能性。第一種就是繼續這種複雜的銀行間交易和不斷重複的救助，就像2月份對花旗集團、AIG做的那樣。政府會爭取捱過去，不過混亂仍會持續。
已故俄羅斯前財長鮑里斯•費奧羅多夫（Boris Fyodorov）過去20多年裏一直在與寡頭、貪污和濫用職權作鬥爭。他經常説混亂其實對那些握有權力的人有利——這可以讓他們合法或非法的攫取財富而不受懲罰。通貨膨脹高企時，誰能判斷一件資產真正值多少錢？當一個國家的信用系統由複雜的政府交易、暗箱操作所支撐，你怎麼知道你沒被剪羊毛呢？
在我們的未來，持續的混亂將助長金融系統劫掠，我們會越來越多地談論我們的寡頭怎麼變成強盜，而經濟是如何無法恢復生機的。
第二種可能性開始會更嚴峻，結局也許差不多。不過至少給了我們擺脱麻木的希望。即：全球經濟持續惡化，歐洲中東部的銀行系統崩潰，並且，因為東歐的銀行大多歸西歐銀行所有，對政府破產的合理恐懼開始在歐洲大陸蔓延。貸款人進一步出擊、信心進一步下降。出口製成品的亞洲經濟體受到致命打擊，拉美和非洲的商品生產者也好不到哪裏去。全球環境的極度惡化讓美國經濟也陷入困境。政府目前預算需要的最低增長額變得不現實，而財政部現在用來衡量銀行資產負債表的“壓力測試”（stress scenario）也成了眾矢之的。
在這樣的壓力面前，面對全國和全世界的崩潰可能，大家或許會更專注些。
現在精英們的老生常談依舊是這次的不景氣“不可能比大蕭條更糟”。這個觀點是錯誤的。事實上，我們面對的可能比大蕭條更糟，因為現在世界的相互聯繫更加緊密，銀行業也已如此龐大。我們遇到了幾乎所有國家的同步衰退，個人和公司信心的減退，以及政府財政的大問題。如果領導人能夠意識到可能的後果，我們也許還能夠看到針對銀行系統、針對舊精英的大幅度動作。讓我們期待這來得不會太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