復旦否認王正敏院士學術造假 央視證據遭當事人反駁
復旦大學針對王正敏院士涉嫌學術造假事件的複查日前得出結論，復旦大學學術委員會認定，王正敏領銜的國產人工耳蝸項目不存在“克隆”或造假，相關調查材料已遞交中國科學院。央視此前曾報道王正敏人工耳蝸研發團隊核心成員承認“克隆”，如今也被受訪者指責非其原意。
《文匯報》今天刊登的王正敏事件深度調查稱：“將高度專業化研究領域的問題不斷在媒體上以泛道德的眼光翻炒各種似是而非的證據，形成全民大會般的公審，這並不合適。”
王正敏院士深陷“造假門”
復旦：存在學術不規範，但不是造假
自從被曾經的學生和秘書王宇澄舉報，79歲的中科院院士王正敏便被捲入了“造假門”。2013年下半年，這起事件因媒體報道而進入公眾視野，恰逢院士制度改革成為話題，王正敏事件是否會成為院士改革的契機，一時引起熱議。
近日，復旦大學學術委員會公佈對此事的最新調查結果。這份調查結果稱：王正敏的專著和院士申請材料中的確存在學術不規範問題，但不能判斷為造假。目前，調查結論已上報給教育部、中國科學院。
同時，復旦大學新聞中心負責人表示，2009年，王宇澄曾強迫王正敏在自己所作的這份文件上按手印，以滿足其擔任王正敏“終身特別助理”“享受特別津貼”“參與人工耳蝸研究”等要求。
據中國青年報報道，2007年，王宇澄便開始在“新語絲”網站舉報王正敏學術造假。2012年2月，他向復旦大學發出舉報信，2013年8月，復旦大學學術規範委員會發布了第一份調查報告。隨後，由於兩人均有異議，2013年9月，復旦大學學術委員會啓動複查程序。今年1月3日，復旦大學舉行通報會表示，去年的複查認為王正敏不存在抄襲，但現在會再次啓動複查，儘快拿出結果。
王宇澄對王正敏的一個重要質疑是，他大量使用其導師、蘇黎世大學教授烏果·費緒專著中的圖片，對此王正敏曾解釋，他的引用得到了費緒本人同意，且文字裏有註明。而中國青年報報道，費緒近期在給王正敏的信中明確表態：“你被允許過用你的方式使用我的插圖”，並表示，他將在復旦大學和中科院的調查中給予王正敏“堅定的支持”。
團隊成員：央視未真實反映自己的意思
央視稱王正敏承認曾按國外產品的“樣子”製作耳蝸
今年早些時候，央視曾對王正敏涉嫌造假事件報道稱，王正敏人工耳蝸研發團隊核心成員的範寶華、沈義虎等人證實人工耳蝸系仿製，甚至王正敏本人也“在央視記者的一再追問下承認仿製”。不過，範寶華、沈義虎等人日前指出，央視所播內容與其本意並不一致。
1月2日，央視記者以調查暗訪的形式，找到了曾為王正敏人工耳蝸研發團隊核心成員的範寶華、沈義虎等人。在播出的鏡頭中，二人稱研發團隊是在購買了澳大利亞科利爾公司的人工耳蝸後，進行拆解研究後，模仿製造了國產人工耳蝸，並不是真正意義上的自主研發。
但沈義虎和範寶華很快作出回應。沈義虎於1月8日手寫的一份聲明稱，“國產人工耳蝸不存在造假的問題”，而電視播出畫面來自“去年12月的一天，王宇澄帶來了一位自稱是杭州諾爾康耳蝸公司經理，以其在上海松江開闢新的生產基地需招聘相關技術人員為由，談論了一些人工耳蝸技術問題”，但所播內容與其本意並不一致。
1月9日，在上海進行的“國產人工耳蝸情況調查會”上，範寶華稱，所播出的鏡頭並未真實反映自己的意思，“國產人工耳蝸不存在克隆、仿造”。
1月7日，央視新聞報道稱，經央視記者一再追問，王正敏承認確實仿製過國外產品的芯片線路圖。以下為央視記者的追問：
記者：您説把澳大利亞這個樣機裏的芯片線路圖（板）做出來？
王正敏：……做出來以後沒用，做出來的東西沒用處。
記者：就是已經仿出來了？
王正敏：就是基本上按照這個線路板提供的東西，我們按照這個樣子把它做起來。
文匯報：媒體公審不合適
《文匯報》今天對王正敏事件做出長篇報道稱，“王正敏院士累了！”報道稱，連日來，該報出動幾路記者深入調查、多方取證，試圖還原所謂人工耳蝸造假和學術不端的真相。
報道指出，當年國產人工耳蝸研發團隊的多名核心成員，都強調國產人工耳蝸與國外產品的差異。還有專家稱自己的話是被媒體斷章取義，才成了剽竊國外產品的證據。
報道稱，在學界，我們聽到了這樣的呼聲：“將高度專業化研究領域的問題不斷在媒體上以泛道德的眼光翻炒各種似是而非的證據，形成全民大會般的公審，這並不合適。”“對一項科研成果的鑑定，國家有一些基本的鑑定和審查制度，應該是制度説了算，而不是媒體説了算。”我們感慨，良好的學術環境，必須由全社會共同營造並維護。而院士制度改革這樣嚴肅的命題，又豈能隨意以一場紛爭來開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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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正敏院士累了！
國產人工耳蝸的問世，給很多聾人帶來了福音。但眼下，因學生舉報被推上“學術造假”的風口浪尖，王正敏院士領銜的科研成果也被指“克隆”。而關於他涉嫌學術行為不端的調查，到目前為止，中科院也沒有給出定論。
連日來，本報出動幾路記者 深入調查、多方取證，試圖還原所謂人工耳蝸造假和學術不端的真相。
在學界，我們聽到了這樣的呼聲：“將高度專業化研究領域的問題不斷在媒體上以泛道德的眼光翻炒各種似是而非的證據，形成全民大會般的公審，這並不合適。”“對一項科研成果的鑑定，國家有一些基本的鑑定和審查制度，應該是制度説了算，而不是媒體説了算。”
我們感慨，良好的學術環境，必須由全社會共同營造並維護。而院士制度改革這樣嚴肅的命題，又豈能隨意以一場紛爭來開刀。
——編者
醫生總在解救別人的危機，但過去的大半年，復旦大學王正敏醫生遭遇了史無前例的個人危機——由他領銜研製的我國第一個國產人工耳蝸被質疑為“抄襲”國外產品的仿品，並引發一系列針對他學術地位再定性的連鎖反應。
到底是抄襲、克隆、高仿，還是自主研發、吸收消化、集成創新？那隻被反覆提及的澳大利亞人工耳蝸在第一隻國產人工耳蝸的誕生過程中扮演了什麼角色？要釐清這起沸沸揚揚的學術風波，繞不開的一個原點性的問題：第一隻國產人工耳蝸是如何誕生的。
1 “天大的謊話”
“因為王正敏醫生的堅持，我們走到一起，如果現在你們説是抄襲，實在太傷害我們當年這批人的情感了。”國產人工耳蝸首創團隊成員説。
如今的王正敏，是著名眼耳喉鼻科專家、中科院院士、復旦大學教授。這名生於1935年的傳統知識分子萬萬沒想到，在年近八旬之際，會被自己的學生舉報“學術不端”，而“證據”之一即是他為之奮鬥30年的心血——第一隻國產人工耳蝸，被指為“抄襲”國外產品的仿品。
“國產人工耳蝸是我多年的夢想，國外產品對我曾有啓發，但絕不是克隆。”1月18日是個週六，王正敏坐在自己的辦公室裏接受了記者的採訪，他言語緩慢，有些疲憊。他的同事悄悄告訴記者，“老先生最近蠻累的，同樣的話對不同的記者其實已經説了好多遍……”
與王正敏相比，談及國產人工耳蝸“抄襲説”，當年的首創團隊成員情緒更為激烈。
“我們體外機的做法跟澳大利亞的、美國的、奧地利的是完全不一樣的。我們全部採用嶄新的方法，沒有采用他們的器件和模型。講我們仿製，這是天大的謊話。誰説了我倒想追根究底一下——他知道不知道，知道這種做法的人實際上只有我一個人，媒體沒采訪過我，就説我是仿製的，這簡直是天方夜譚，這樣荒唐的事情都做得出來……”周耀華今年74歲，時任復旦大學通信系教授、復旦-德州儀器（TI）聯合實驗室主任，是當年國產人工耳蝸語音信息處理器（體外機部分）的主要研製者。談及當年的研發歷程，老先生強調國產人工耳蝸與國外產品的差異。
而對於此前媒體報道將首創團隊成員、時任上海市眼耳鼻喉科醫院衞生部聽覺醫學重點實驗室技師範寶華説“65%用他（國外）的技術，35%用自己的”，作為剽竊國外產品的證據。範寶華直陳，採訪原話被斷章取義，“我的原意是，當時國家專利法規定，實用新型專利必須25%是國產自主技術，我跟大家説，我們申請專利，就至少要做到35%是自己的，65%是國外的。”
“老先生這樣激動不是沒有道理。國產耳蝸是王醫生多年的夢想，因為他的堅持，我們這批人走到一起，如果現在你們説是‘抄襲’，實在太傷害我們當年這批人的情感了。”坐在沙發上，吉為民淡淡地對記者説。他是當年上海貝嶺微電子有限公司產品工程師、負責首個國產人工耳蝸植入體專用集成電路和工藝開發。
2 意氣風發的“海歸”
“我是一個醫生，看着病人痛苦，我感覺有使命做些什麼。”1982年，從瑞士學成歸國的王正敏堅定了研發人工耳蝸的理想。
吉為民口中的“當年”就是上世紀80年代，他們“創業”的年代。
其時，上海市眼耳鼻喉科醫院（現復旦大學附屬眼耳鼻喉科醫院）在眼耳鼻喉科疾病治療領域已遠近聞名，病患紛至沓來。不過，王正敏大多數時候沉浸在失落中。
“門診中，1/4的病人是神經性耳聾，病情輕一點的，可以戴助聽器；重一點的，我們只能雙手一攤，一點辦法也沒有啊。”王正敏説，那時聽到最多的就是家長對他説，“救救我的孩子吧！”
彼時，我國新生兒耳聾篩查還沒有普及，小兒先天性耳聾很多。無藥可吃，無計可施，這就是當年的醫學狀態。中國如此，世界也是如此。
“我是一個醫生，看着病人痛苦，我覺得有使命做些什麼。”上世紀70年代末起，王正敏開始尋找解決耳聾的有效方法，國際前沿的人工產生生物電刺激耳蝸的理論進入他的視野。
1980年左右，美國傳出消息：通過電流刺激神經，美國人研發出一款單通道人工耳蝸，並在臨牀上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所謂單通道人工耳蝸，即患者配戴後可以分辨單一頻率聲音，比如遠處駛來的汽車喇叭聲、車胎爆裂聲、敲門聲等。但，要實現語言交流，還不可能。
這則消息如同給正在黑暗中摸索的王正敏注入一針強心劑，告訴他：研發一種醫學替代裝置（人工耳蝸），這條路或許行得通。
1982年，王正敏從瑞士蘇黎世大學博士畢業歸國，意氣風發。接觸了瑞士乃至歐洲在生物電刺激治療耳聾患者的探索，獲知美國人在人工耳蝸領域邁出的新腳步，此時的他迫切希望在中國也能獲得“零的突破”。
他在實驗室裏拼命地做動物試驗，屍體解剖，研究單通道人工耳蝸。
3 沙家浜“閉門會議”
“走複雜的路”，面對國際上眾多研究思路，王正敏團隊做出了選擇，但他坦言，人工耳蝸研發對於當年的他們如同在迷霧中行走，誰都不知道會走到哪裏。
隨着研究深入，王正敏意識到，要研發人工耳蝸，已大大超越了醫生的能力範圍。在獲得醫院支持後，1984年起，王正敏在臨牀工作之外，開始了外出“遊説”。
如今，人工耳蝸已像一塊磁石，令微電子學、生物工程學、材料學、耳臨牀醫學、聽力學、聲學、軟件等多學科緊密圍繞在它周圍。而對上世紀80年代的中國研發者來説，如何組隊，尋找什麼樣的合作者，無異於盲人摸象。
起初，王正敏到復旦大學旁聽電子工程類課程，並請教求學。慢慢地，他找來了醫院裏的專家、高校的教授、工程師等。
1988年夏，為避免外界干擾，這個自發組成的團隊來到沙家浜開了一次“閉門會議”。
那年，天氣格外炎熱，空調遠沒有普及，房間裏傳出兩種聲音：吊頂風扇吱吱呀呀的旋轉聲，專家們激烈的爭吵聲。
“這完全是個新事物，國外沒有成功樣品，但思路不少，選擇多，干擾也多。”王正敏回憶，對於怎麼做人工耳蝸，他們這羣來自不同行業的人意見很不統一。
他們主要遇到三種選擇：第一，研發國外已有的單通道人工耳蝸，還是新提出的多通道人工耳蝸？第二，人工耳蝸的體外機和體內機依靠電線插座連接，還是利用新出現的無線射頻連接技術？第三，語音信息處理是要沿用模擬信號（比如模擬聲波，即貝爾發明早期電話的原理），還是採用方興未艾的數字信號？彼時，電子計算機（電腦）已經出現。
擺在他們面前的有國外現成的實踐，以及十分美好但飄渺無比的新方向。資金有限，人力有限，他們不可能什麼路都去試試，得做個決斷。
一行人關在房裏整整3天，激烈爭執，大汗淋漓，最終達成共識——走複雜的路，研發一款多通道、無線射頻連接、數字信號技術的國產人工耳蝸。事後證明，它依然是現在國際上的主流發展方向。
“如今倒推看，應該做什麼決定，一目瞭然。但對當時的我們來説，決定很難。走現成的路，比如單通道人工耳蝸，研發出來後可能臨牀效果就是跟此前國外的一樣——不理想；走複雜的路，不知道國內工藝水平是不是到那個地步，可能最後什麼也做不出來。”王正敏坦言，“當時大家如同在迷霧中行走，誰都不知道會走到哪裏。”
4 獲贈澳洲樣機之後
“澳洲人怎麼設計出這塊專用芯片，光看是看不懂的。而醫院説，這塊東西絕對不能破壞，我們就沒再動，原封不動還回去了。”吉為民強調，當年的這個決定足以回應此後的“抄襲説”。
完全自發性質的草創團隊，失敗是情理之中。
剛開始，在研發體外機時，為了接近人耳“天然濾波”的功能，他們做了一個有20多個濾波器的體外機，機器足有2公斤重，病人揹着太重。
這次失敗讓他們把目光投向了數字技術，開發DSP（數字信息處理器）電路的應用。眼耳鼻喉科醫院則成立研發項目組，開始委託上海半導體研究所研製集成電路。
1985年，美國又傳出消息，美國食品藥品管理局（FDA）同意一款澳大利亞研製的多通道人工耳蝸應用於成年語後聾患者（即在語言功能學習完成後，由於種種原因失聰）。
這個消息促使王正敏團隊加快研發腳步，閲讀消化澳大利亞團隊公開發表的有關這款人工耳蝸研發的文獻。值得注意的是，上世紀90年代初，王正敏拿到了“實物”，他獲贈了那款澳大利亞人工耳蝸（科利爾公司研製）。也正是它，如今被指為第一代國產人工耳蝸的“克隆”對象，引起軒然大波。
吉為民並不接受這一指摘。“我們拆開樣機後發現，裏面有一塊芯片——這印證了我們此前認定的刺激器研究方向，但問題是，這是一塊專用芯片。”
吉為民解釋，類似於私人定製服裝和大眾通用品牌服裝的區別，所謂“專用芯片”，即是由專用集成電路的方法制作，並非市場上可以買到的“通用芯片”。
“澳洲人怎麼設計出這塊專用芯片，光看是看不懂的。而醫院説，這塊東西絕對不能破壞，我們就沒再動，原封不動還回去了。”吉為民稱，當年的這個決定足以回應此後的“抄襲説”。
對於“不破拆芯片”，王正敏的解釋是，既然不清楚專用芯片是怎麼設計的，至少，一旦我國自主設計出樣機後，可以與之比較“表現”，以驗證我們的設計方向是否正確。
在這種情況下，上世紀90年代，上海半導體研究所首先攻關芯片。歷時三年，最終沒做成。團隊後來發現，這塊電路已大大超越了這個單位當時的能力。
與此同時，復旦大學電子工程系洪志良教授也加入芯片研發。1993年，採用全定製和半定製相結合的方法，他設計出一種多通道電子耳蝸接受刺激器專用芯片。1994年8月的《電子學報》，記載着這個科研成果的論文《多道電子耳蝸接收刺激器專用集成電路》。這是一項申請到國家“八五”攻關項目資助的課題。
遺憾的是，在系統實驗階段，洪志良教授的芯片與臨牀要求還有差距。
“第一階段研發是以沒有得到滿意結果而失敗告終的，但以洪志良教授完成的芯片為代表，我們實現了從無到有，並得出幾點結論：第一，自主設計，是可以的；第二，只要將來遇到合適的工藝，這條路才可以走。”吉為民告訴記者。
1995年起，這個團隊進入第二階段研發。團隊骨幹成員範寶華聯繫到安徽的一家涉秘軍工設計單位。後者明確表示“不用任何參考樣品”，可以根據甲方要求，自主設計、研發、生產。
又三年，這個單位利用鋁柵工藝，全定製技術，研製出了芯片樣品。它解決了洪志良教授此前遇到的技術問題，但卻無法使人工耳蝸在高電壓下工作，這個階段的研究又失敗了。1997年，這個多通道人工耳蝸申請到了國家實用新型專利，但與臨牀要求依然有差距。
“我們反覆地研究工藝突破，但這是非常難的一件事。”吉為民並不諱言失敗，但他向記者強調，第二階段起，就沒有再參考過科利爾的樣品，“雖然設計還是同樣的鋁柵工藝，設計方法是不一樣的。”
5 迴歸上海“團隊大協作”
很難想象，一個醫生，經過30年，前前後後成功召集十多家合作單位。他們跨界之大，即便現在，恐怕也難以將這些單位湊齊。
由於在安徽遇到了難以突破的瓶頸，1998年，王正敏團隊迴歸上海，並見證着團隊進一步壯大。除了此前加入的中科院上海光學精密機械研究所、上海貝嶺微電子製作公司等，新成員自發加盟，比如上海新茂半導體公司（前身是國家和加拿大北電合作的上海集成電路設計基地）、上海德勝電子設計公司、信息產業部58研究所等。
很難想象，一個醫生，經過近30年，前前後後成功召集起十多家合作單位。他們跨界之大，即便現在，恐怕也難以將這些單位湊齊。比如，早期研製團隊中曾有上海老鳳祥公司的身影。王正敏告訴記者，綜合考慮植入人體材料安全性、有效性等問題，國產人工耳蝸的電極最初選擇了白金材料，而植入人體的電極線得比頭髮絲還細，白金拉絲工藝就拜託老鳳祥完成。
“我們的研發過程就是知道誰有什麼本事，就找上門，拉他們入夥。”揣着這份激情，吉為民和團隊成員敲開過交大的大門，因為它有着當時國內最先進的一套CAD（計算機輔助設計）模具；找到了華東理工大學，電極外層塗料需要超薄，且絕緣，以材料研究見長的華理最終解決了這個難題。
這個自發組建的科研團隊，經費有限。大部分情況下，伸出援手者是被王正敏團隊的激情打動，加工單位僅收取成本費，老專家則是在業餘時間來義務幫忙。
時任上海市引進國外智力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的唐根賢對團隊的激情至今難忘，“我是1988年接觸到眼耳鼻喉科醫院申報的電子耳蝸項目，是老範（範寶華）給我介紹了王正敏，説他當初在國外學習時，把國家給的經費省吃儉用，不買自己的東西，全買科研材料。這一點對我衝擊很大，我想，在那麼一個時代，有這麼一個出色的醫生，領導這樣一個班子，有這麼一個好的項目，只要政府給予一定幫助，假以時日一定會有突破。”唐根賢當時同意立項，項目資金不多，給了27萬。
“當年我們很怪，不談回報，大家就希望搞成我們自己的人工耳蝸，來解救那些聽力障礙者的痛苦。”吉為民説，這是那個年代特有的“自力更生，社會大協作精神”。
這種“不散夥”的狀態一路走到了2000年，彼時，在國內工藝水平提升的基礎上，吉為民和專家們投入工藝的重新開發。
與此同時，體外機（語音處理器）的研製也在推進中。時任復旦大學通信系教授周耀華是這項工作的牽頭人。
“2000年，我們邀請周老師來做體外機，我們問他是不是需要看科利爾的體外機，他揮揮手説，我看也不要看，我弄得肯定比他們好。”吉為民對周耀華的自信印象深刻。
“我們的人工耳蝸絕不是仿製的，我們是經過精心製造，跟外國人完全不一樣。”周耀華解釋，國外（包括科利爾的樣機）體外機採用的是集成電路，用濾波分頻，而他當年採用的是一百兆的DSP（數字信號處理器）技術。
至此，團隊開始了第三階段攻關——將體外機和體內機合成。大量動物實驗，反覆調整電流刺激參數後，他們最終達到了國外的性能指標。
2003年，第一套國產人工耳蝸誕生。
6 科學需要一些耐心和決心
天方夜譚的科研，有時需要一些掌聲和鼓勵，或許20年後，遐想會成真。
吉為民坦言，第一代國產人工耳蝸相當於國外上世紀90年代中期的水平，超越80年代的樣機，我們所積累的模型、原理已可以滿足設計國際主流人工耳蝸的要求。
2004年，國產人工耳蝸成功實現技術轉讓，海藥集團為此特別組建上海力聲特醫學科技有限公司。就在國產人工耳蝸走上產業化道路後，國外產品應聲降價。此前，進口人工耳蝸在20萬左右，有了同檔次國產人工耳蝸後，它打折銷售只有11、12萬。
“國產人工耳蝸上市後產生了兩大效應，第一，常規使用的產品降價近一半；第二，中國聾兒又得到了一個世界上最先進的產品。過去你中國沒產品，我給你一個普通的就行了。將來，我們產出更先進的人工耳蝸，新一代進口人工耳蝸也會降價。”復旦大學附屬眼耳鼻喉科醫院教授李華偉説。
不止是“降價潮”，由於進口人工耳蝸是按西語系研發，音調涉及少，根據中國語特徵（四聲聲調）研發的國產人工耳蝸言語處理系統，引起了國外研發者的注意，被認為可能是破解人工耳蝸對音調辨識難的新路徑。
在上海眼耳鼻喉科醫院，這也正是人工耳蝸團隊研發的新方向之一。
儘管已退居二線，但王正敏依然關注着人工耳蝸的前沿研究方向，對此如數家珍，“電流駕駛”、“光學耳蝸”、“全植入耳蝸”……説起這些新名詞，白髮蒼蒼的老人兩眼放光。
“有人認為這些都是天方夜譚，是不務實的研究，但一説起這些，我就想到80年代的我。當時，我們也沒想到今天人工耳蝸會這樣普及，會成為重度聾患者至今唯一的治療手段。或許20年後，這些遐想也會成真。有時候，科學需要一些耐心和決心。”搞了一輩子人工耳蝸研製，王正敏感慨萬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