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魯鄭：“正常”中法關係面臨第二次戰略選擇

2014年1月27日，中法建交五十週年大慶。五十年雖然只是歷史長河一瞬，但對於壽辰有限的人類來講卻可仍有蒼海桑田之效。這同樣體現在中法兩個傳統強國之間。

在中法雙方的政治巨人毛澤東和戴高樂共同的戰略眼光下，法國是第一個和中國建立大使級外交關係的西方大國——而且是頂住美國的壓力。自此，這個“外交紅利”儼然成為中法兩國外交特殊關係的一個重要基礎。然而，事過境遷，當時的國際環境和雙方的國力對比都已經今非昔比，在雙方表面熱烈的外交辭令下，卻掩蓋不住雙方關係已越來越趨雞肋的現實。

中法關係正如總統奧朗德第一次訪華時法國《世界報》的封面評論所言：這是已經58歲的奧朗德一生中第一次訪問中國，而德國總理默克爾已經連續六年訪問中國，而且僅僅在2012年就訪問了兩次！尤其不同的是，默克爾在中國一待就是五天，第一次出訪的奧朗德卻僅僅是37小時，這和他去年第一次訪問印度的安排相當。而隨行的企業家（五十三位）甚至還少於訪問印度之時（六十餘位）。要知道印度和中國在全球的份量完全不可相提並論，從中也可看出中國在法國的外交份量。這正如法國媒體所評論的：奧朗德出訪中國時間短暫緊湊，從長達一年的準備和僅僅只有兩天的日程安排，從一個側面體現了法國與中國雙邊關係的現狀——友好，正常，但並不那麼如漆似膠。所謂“友好、正常”，這不過是雙方關係已是雞肋的外交包裝罷了。

2013年4月，奧朗德37小時訪華，在上海交大發表演講

中法關係從“特殊”到“正常”，最根本的原因還在於雙方國力的變化。這正如清朝外交第一人李鴻章所言：“國際上沒有外交，全在自己立地。譬如處友，彼此皆有相當資格，我要聯絡他，他亦要聯絡我，然後夠得上交字。若自已一無地步，專欲仰仗他人幫忙，即有七口八舌，亦復無濟於事”。

雖然今天法國仍然是聯合國常任理事國，世界核大國，也是世界經濟前五強。但和中國相比，已經是小巫見大巫了。法國的經濟總量連中國的四分之一都不到（十年前中國還落後於法國），它在中國市場的份額僅有1.27%，而德國在中國市場的高達5.33%，其對中國的貿易逆差高達265億歐元，佔全部逆差的40%。更重要的是，經濟危機以來，法國不思變革（或者難以變革），是少有的經濟形勢繼續惡化的國家。到現在，國家債務佔GDP的比重已達到90%（由於避税而出逃的資金卻高達26萬億歐元，是法國經濟總量的13倍），失業率更創1997年以來的最高值。還有一個指標值得一提，軍事一向是一個大國實力的重要標準，經濟困難下的法國軍事開支逐年減少，到今天還不足中國的一半。

今天的世界已不同於冷戰，國與國之間的較量主要是經濟實力。法國顯然已經不再具備和中國平起平坐打交道的重要籌碼。奧朗德剛到北京就呼籲中國投資者到法國去，越快越好，以解決法國的失業，並承諾“所有的障礙，所有的限制都將被取消”。他還一再解釋，他去中國就是為了對抗失業。不僅如此，他還要實現雙方的貿易平衡，即中國要更多地購買法國的產品，畢竟他上任後就承諾將在2017年使法國外貿收支平衡。

我們試想，當一個國家領導人到另一個國家要求投資和更多的採購時，它的地位何在？

其次，**從地緣政治角度看，中法相隔萬里，雙方既無核心衝突，也無核心共同利益。換句話説，雙方（也包括中歐）既不會成為真正的戰略盟友，也不會成為真正的戰略敵人。**如果沒有特殊的國際環境（如法國欲在冷戰中走獨立於美國的外交路線，中國則欲藉此擊破美國的封鎖），對任何一方來講，另一方都不是自己最重要的利益相關體。

**對於法國而言，其最重要的地緣利益是如何把曾經歷史上多次入侵自己的德國納入某種安全保障體系。為此，它需要俄羅斯加以平衡。這也是為什麼，在冷戰時期，法國是唯一一個和蘇聯保持密切關係的國家。**它不僅是西方國家中最早和蘇聯簽訂長期經濟技術合作的國家，甚至後來蘇聯入侵阿富汗，法國不僅反對制裁，還認為蘇聯並不是蓄謀所為，而是阿富汗國內局勢所致。並且不顧美國抵制莫斯科奧運會的倡議，派隊參加（中國卻抵制，站到美國一邊）。到了八十年代，美國推出“星球大戰”計劃，法國和蘇聯一起表示反對，法國甚至要阻撓此計劃的實施。法國對蘇聯關係的重視，從一個細節可見一斑：法國總統蓬皮杜在去世前三週仍然堅持訪問蘇聯，在訪問結束時甚至還開玩笑説：“我總算沒有死在這裏”。後來兩德統一前夕，法國總統密特朗疾訪蘇聯，要求聯手阻止。法國也是西方國家中少有的反對蘇聯解體的國家。

其次便是法美關係。**事實上，只要是未被排除在國際體系內的大多數國家都是如此。排第三位的則是歐盟。法國作為歐盟的主要成員國來講，這是順理成章的。再往後的外交重點則是其前非洲殖民地。**法國每兩年舉行一次法非會議（中國建國六十多年也才舉行過一次），每隔一年舉行法語區的法非對話。可以説法國作為一箇中等規模的國家在聯合國常任理事國中能夠佔據一席之地，與其和非洲的特殊關係和特殊影響力密切相關。非洲之後則是阿拉伯世界。這不僅是因為阿拉伯世界富含石油，更由於其本國就有七百餘萬穆斯林。而當年法國之所以拼盡老本也要反對世界唯一超級大國美國對伊斯蘭國家的伊拉克動武，原因也在這裏。最後才是中國、印度等新興發展國家。

如果從法國的亞洲政策講，中國未必會排在日本之前。2008年，法國居然會為了一個和他們毫無經濟利益關係的西藏而不惜得罪中國，可見中國在其心目中的真正份量。而這一點，可在法國總統薩科奇競選總統時出版的《見證》一書覓得端倪。薩氏在最後一章論述法國外交關係時，法美關係、法非關係、與阿拉伯世界均使用單一章節論述，而中國僅一筆帶過，而且是和“印度、巴西和東南亞各國”放在一起並論。

不僅政治人物，學界也同樣如此“排列”世界。法國以國際事務為中心的雜誌《Alternatives Internationales》在2014年第一期是按這樣的順序預測新一年的國際形勢的：歐洲、南部非洲、中東、美洲、亞洲。

同樣的，對於中國而言，外交第一位的是同為太平洋國家的美國。其次是亞洲各鄰國，這其中又以俄羅斯為重中之重。再往下就是歐盟。這又包括中法、中英、中德關係。如果説過去，中法關係具有超越其他國家的優先性，但現在，其重要性已經低於中德關係。再往後自然是資源豐富的中東、非洲乃至拉美。

有一個細節可以佐證法國在今天中國心目中的份量。2013年中國駐法大使孔泉離任後，至今新大使都未履新，甚至有時連代辦都缺席。我們無法想像這樣的事情發生在中美之間，甚至中德之間。

**第三，本來不管怎樣，法國也是世界大國，和中國一樣也都是聯合國常任理事國，在國際關係的份量和資本並不次於中國。從理論上講，中法還是有合作的巨大空間。然而，這個前提則必須是法國可以有獨立的外交政策，能夠獨立做出決定。**但是，作為歐盟的一個成員，歐元區的組成部分，法國既缺少外交的獨立性，也缺乏經濟的自主權。比如，只要一國反對，法國就不能單獨解除對中國的武器禁運，不能向中國出售武器，也不能承認中國的完全市場經濟地位——儘管全球已有包括俄羅斯、巴西、新西蘭、瑞士、澳大利亞在內的81個國家承認中國市場經濟地位，到2016年，根據世貿組織規則，中國將自動具備此地位。再比如，儘管經濟困難，出口逆差巨大，但它也不能依靠貨幣貶值或者發行債券，或者央行購買金融資產。也就是説金融危機發生後美國採取的一系列措施法國都不能做。歐盟體系限制了法國政治大國功能的發揮。即使中國想同法國合作，法國也無法扮演合作者的角色。

 

   

**第四就是雙方的政治文化和倫理不同。**中法建交之後，曾多次發生衝突。但每一次都是法國單邊挑釁，而不是中國侵害了法國利益。比如向台灣出售武器、干預西藏事務、藉口人權對中國進行制裁等。國之交往，貴在誠信和持之以恆。假如以投機心態處之，朝令夕改，以今日之我否定昨日之我，雙方則無法建立起牢固的信任關係。所以，今天的中國，對於處於困境的法國，恐怕真正的心態也是應付了事：面子上做的光彩，重要的裏子卻無。畢竟，誰都難以保證下一刻，法國又會是以什麼臉面示人。這方面，法國給中國的教訓已經太多了。

再説，社會黨一向注重意識形態和價值觀，治國富有理想主義色彩，脱離實際。現在法國處於困境，面對中國也不得不低頭。但假如一旦有所好轉，或者哪個政治人物一衝動，或者出於內政的需要，説不定就會拿中國説事。對此，中國恐怕也早就心知肚明，做好各種準備了。這一次，奧朗德訪華，各大報都是極其突出地報道。右派的《費加羅》，中間的《世界報》，重點都在經濟，重視和中國的關係，《費加羅》更引用一位外交家的觀點，認為建立私人間的信任十分重要。唯獨一向支持社會黨的《解放報》聚焦於人權，罕有地強烈批評奧朗德為了利益而消聲。對中國更是充滿了火爆地攻擊，它的社評：“錯誤”，竟指中國是一個巨大的監獄——這種時代謬誤，令人倍覺荒唐。

第五，中法關係有易爆點，即西藏事務。由於歷史教育、西方對達賴的美化、整個西方社會對西藏香格里拉般的想像以及西藏已經成為不少學者和政客的衣食飯碗，法國民眾整體上都認為西藏是一個獨立的國家，正在受到中國不人道的殖民統治。因此，一旦西藏出現什麼風吹草動，就立即成為法國社會的重大事件。法國政客雖然對真相心知肚明，但在選舉制度下，或者不敢逆民意而動，或者迎合以撈取選票，便不由地走向干涉中國內政的道路——清醒的政客不得不迎合不明就裏的選民而造就民主的民粹化已經成為今天西方民主的主要挑戰。

如果説以換人換黨為特點的西方政治體制本身就意味着政策常態性的鉅變，那麼西藏就是最可能成為中法關係鉅變的導火索。

另外，還有一個美國現象。**歷史上，只要法國和美國關係緊張，中法關係必然緊密。**戴高樂時期要堅決走獨立自主之路，退出北約時以及希拉剋反對美國入侵伊拉克時，都是如此，分別營造了雙方建交以來的兩個高潮。只要法美關係接近，中法關係就疏遠和冷淡。自從薩科奇擔任總統以來，法美關係日益友好，期間雙方共同推翻了卡扎菲政權。奧朗德雖然擔任總統還不到一年，但在出兵馬裏、軍援敍利亞反政府軍兩大外交舉措都得到了美國的支持。從歷史的經驗觀之，奧朗德治下的法國，雙方不發生衝突就已經值得慶賀了。

**最後還有一個角度，就是以本人在法國生活十多年的點點體驗所感悟到的：法國民眾的恐中、不平以及內心並沒有把中國人當作朋友的心理。**直至五六年前，法國面對中國時還依然保持相當的心理優勢。但現在，法國的加速衰落與中國的加速崛起已經形成質的結果。2014年法國第一大日報《費加羅》進行的民意調查顯示，高達87%的法國民眾對新一年持悲觀態度。

然而，法國社會一方面把衰落的責任歸罪於政治人物的無能，另一方面則是中國。筆者曾在法國的高鐵上被一位素未謀面的乘客當面質問：中國人為什麼不能少工作一些？（這就如同一位成績差的學生要求成績好的學生少學習），還有一位筆者的朋友，也質問我中國究竟需要多少石油才夠？

**在西方，如果視你為盟友，則不管你做了什麼，都會袒護，依樣支持。**突尼斯發生茉莉花革命時，法國一直堅定地站在本·阿里一邊，外交部長甚至提出派法國警察教授如何對付羣眾的示威。當筆者質疑一位法國學者時，他竟然回應是為了避免死更多的人。89年政治風波過後，法國站在譴責和制裁中國的最前沿。但幾個月後，當其前殖民地阿爾及利亞發生同樣的事情時，法國的反應卻是提供150億法郎援助。當筆者質疑同一位法國學者時，他的回答是：第一，抗議者雖然是平民，但卻是伊斯蘭主義者，而且他們也使用暴力。第二，當時的媒體沒有過多關注，所以事件發生時沒有多少影響。可是西方媒體不報道本來就是媒體失職，何以竟然成了法國政府支持的理由？

説一千道一萬，如果你被視為西方真正的盟友，它們自然會百般為你辯護。但今天的法國則對中國百般挑剔。顯然，缺乏民眾共鳴基礎的兩個國家也難以成為真正的盟友。

儘管如此，筆者還是要解釋一下，何以中國仍然非常“重視”法國。習近平主席在中法兩國建交五十週年之際還是要訪問法國。

**一是法國現在雖然成事不足，但敗事還是有餘。**現在中國既面臨美國的“戰略東移”，也面臨着東海和南海的爭端。此時的中國，自然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中國不指望法國在這些衝突中站在中國一邊，至少也希望它保持中立。

**二是中國對法國有所回報，自然也令法國投桃報李。**這在外界看來自然是法國的屈服和讓步。既然法國這樣的強國也和中國合作了，那麼其他國家就更斷了挑戰中國的念頭了吧。這其中，英國人應該是看在眼裏酸在心裏。2012年5月英國首相卡梅倫不顧中國反對會見達賴，結果一直受到中國冷落。後來終於訪問中國時，竟然説出“英國要做中國在西方最強的支持者”。這正如悉尼大學中國研究中心負責人、曾任英國外交官的布朗（Kerry Brown）表示的：“過去，英國可以在人權和達賴喇嘛等問題上固執己見，但現在，對中國來説，這就像拍掉背上的一隻蒼蠅。”

**三是經濟上雖然法國的重要性降低，但仍然有互惠的空間。**法國的核能、空客、環保產業，對中國依然有吸引力。更重要的是，這些產業和美國是競爭關係。這自然可以成為中國對付美國的一張牌。

還需要指出的是，法國在西方陣營還是扮演着獨特的角色——經常做些獨立於盎格魯·撒克遜英美體系的事，這對於現階段嘗試建立多極體系的中國而言，還是有共同立場的，也是符合中國國家利益的。再者，中國和西方發生摩擦，一個很重要的領域是在非洲。法國作為非洲最重要的前宗主國之一，中法關係呈現給世人的親切和熱絡，也有助於減少中國在此一領域的壓力。

但不管怎樣，法國已喪失了中國外交菜單上的特殊地位和特殊作用，它已經淪落到和其他國家差不多的“正常”關係。如果回顧歷史，2008年本是法國延續其特殊地位的最後機會，結果卻非常不智地毀掉了。對於法國而言，現在最重要的應該是未雨綢繆地考慮如何處理與未來世界第一大國的關係。而這顯然就需要在仍然試圖遏制中國的美國和急劇成長的中國之間做出選擇了。

如果説1964年法國和中國建交是走在了歷史前面的英明的戰略性決策，那麼這一次法國是否能夠再一次走到歷史前面呢？如果法國仍然能夠做出正確的選擇，中法關係又將恢復到“特殊狀態”——當然這一次法國將是作為配角，其作用也只是助推中國的崛起，而且這種特殊關係將持續到中國取代美國那一天。如果法國不再重現2008年的錯誤，即使法國連配角都不夠扮演的情況下，中國依然會念及舊情，繼續給予法國“特殊的地位”。只是我個人非常懷疑，沒有了戰爭時代產生的巨人，在民主時代只能產生庸人的體制下，法國能再次走到歷史前面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