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ena K：《明報》風波為什麼令我失望 -OmenaK
説到香港，所謂的“港獨”份子闖軍營成了內地人民最熱議的話題。然而在我們這邊，這只是不起眼的小事：一是因為這確是小事，搞事的不過三數人，整個“港獨”羣體也只有一千幾百之譜；二是因為我們素來沒有國家觀念，比起諸如“新聞自由、政治干預”之類的渲染，國家主權還真不是我們關心的焦點。
而《明報》總編劉進圖被調職、新總編即將從馬來西亞“空降”的風波，就正是這樣的渲染題材。消息一傳出，《明報》好些專欄作者紛紛“開天窗”，指控“中共打壓”云云，而反對派也發起攻勢，把事情説得彷彿香港媒體已經兵臨城下，覆滅在即。
有消息指，前《南洋商報》總編輯鍾天祥很有機會接管《明報》。《南洋商報》和《明報》同屬張曉卿旗下的“世界華文媒體集團”，所以如果消息屬實，那麼也不過是集團內部的高層調動，其中能有什麼政治含意？一些反對派的文章指張曉卿在內地有不少投資和合作，比如説“中馬欽州工業園”等等，還有他與中央電視台合作的紀錄片《下南洋》，無疑“證據確鑿”。
最近《亞洲週刊》江迅的文章《冷戰心態綁架香港》，指出這是反共意識形態大勢下盡捕風捉影之能事，是白色恐怖。這樣的心態和思潮，很多評論者也提到過，而內地人民昔日的戲言“不到台灣不知文革還在搞”的主語，也漸漸置換成了香港。
然則，我們不妨順着反對派的思路來想，假如這是真的，我們也要看看這“真”在什麼地方。對反對派來説，其中“政治意味”的主體是“打壓”，那麼打壓的客體，就是其一直所標榜的“中立、公信”。與其聚焦於臆想的主體，倒不如看看明擺着的客體，更有收穫。
事實上，《明報》就長期以“公信力第一”自居，在中文大學的研究中，亦與英文大報《南華早報》並駕齊驅多年；直到今年才跌出前二名，被《經濟日報》趕過了。這是什麼原因？
明報在紙媒公信力排名中長期位居前二位
在香港日趨激烈的政治氣氛中，言論日漸非黑即白，要保持公信力，這混水就沾不得。但相對於《經濟日報》，《明報》並沒有少顯示立場，而一旦顯示立場，在大多數厭倦政治內耗的市民心目中，不管到底誰是誰非，亦必失去“公信力”。
《明報》不同於《蘋果日報》和《東方日報》，後兩者雖然銷路最高，但始終是小報本色，《蘋果》作派人盡皆知，而《東方》雖然立場不同，但手法也不遑多讓。《明報》是傳統大報，表面上報導中立、包容並蓄是起碼的條件，然而在中立的外表下，讀者越來越感受到“正文”以外的偏頗立場。專欄就不用説了，主要都是反對派的地盤，不過這和文化界、教育界主流被佔領有關，也不全怪報紙方面。可是在一些編輯自主的欄目，“正文”之外的立場卻俯拾皆是。
比方説，在面向中學生的“通識科漫畫”部分，貌似羅列了正反觀點，客觀分析；可是，如果我們只看對學生造成更深刻的、潛而默化的影響的漫畫部分，卻幾乎是一面倒揶揄針對政府，或者乾脆把反對派單方面看法説成既定的事實。
香港《明報》的通識科漫畫，貌似中立，實則一面倒揶揄針對政府
《明報》這種旁敲側擊的、斯文含蓄的立場宣示，和《蘋果》赤裸裸的鼓吹正好相反，如果把《蘋果》比喻成半夜街頭凶神惡煞的混混，那麼《明報》大約就是CBD高級辦公室衣冠楚楚的金融吸血鬼。
儘管目前反對派在輿論上佔了優勢，但並不意味着社會大眾的立場也一面倒。何況《明報》向來走中產界、知識教育界路線，讀者更不容易被煽動，其日漸偏頗的立場肯定會在民眾心目中扣分。可以説，在目前的政治氣氛中，客觀中立的媒體是難得的淨土，因此，即使從生意考慮，《明報》也不應該在混水之中越走越深。
那麼《明報》自己又怎樣看待“客體”？反對派政客固然自知造謠生事也必須厚着臉皮抬着“中立、公信”的招牌，然而《明報》大量員工的抗議聲音，又不似都是厚臉皮的。在Facebook上，我有不少明報的員工、甚至前員工朋友，也對這次事件抗議聲援。由此看來，《明報》的公信力的確存在於大眾心目中，即使編輯方向漸見偏頗，員工也真心相信自己在捍衞“珍貴的社會公器”，以至於站出來抗爭。
這既由於過去的慣性印象，也由於商業媒體的生存策略——特別是在香港——必須向政府進攻，才是“公器”。很多人認為，香港是“反共橋頭堡”，針對中國政府、特區政府是大勢所趨。然而我們可以假設，撇開政治立場不論，商業媒體為了生存，也須把民眾對媒體權力屬誰的質疑，轉化為對政府的各種不滿。
《明報》員工在總編被撤後，紛紛站出來“抗爭”
別的不説，香港人從小習得的第一個非英語單詞，不是基本邏輯常用的Vice Versa或者Ceteris Paribus，而是Laissez-faire——自由放任經濟。我們從小就被教育，市場是多麼的有效，是社會支柱，政府的作用只是給市場服務。所以，與其説香港是“反共橋頭堡”，倒不如説是“資本主義橋頭堡”，以至於我們相信一傢俬營公司是“社會公器”，而“社會公器”為了保持自身的光環，也必然順水推舟。香港的私營報業無不如此，《明報》也不例外。長期下來，員工自然覺得和政府結下樑子，是敵我關係——只是現在越來越不加掩飾。
從這個角度看，媒體還真是政治中的重要一環，總編的撤換怎麼都脱不了政治意味，不論是主觀的還是客觀賦予的。那麼這次事件的意味是什麼？主觀的有如上述，是把政治當生意的算盤；至於是否更直接的政治指令，我們無法猜度。客觀賦予的，表面上當然是反對派所聲稱的“打壓新聞自由”和隨之而來的社會風波。
我們總是喜歡看所能看見的，不看還沒有看見的。目前所見，是反對派的又一波政治進攻，近者承接一個多月前的香港電視牌照事件，遠者呼應一年多以前的反國民教育運動，主題都是新聞自由、反對霸權洗腦之類。在這看似一浪接一浪的運動中，我們往往只看到了聲勢浩大，卻沒看到其千篇一律、無以為繼。
香港社會發展停滯，青年前途無望，是最大的社會問題。反對派十分清楚所謂“新聞自由”之類的主題只能侷限於學界和知識界。可書生造反十年不成，只有煽動起社會青年的憤怒，而不是“學民思潮”那種中學生的搞笑嚷嚷，才可能透過社運達到目的。
然而，傳統民主派只要支持2017年的“有篩選”普選方案，就可能參與競逐，為此目的，他們不可能發動真正的社運；參選無望的新興反對派，特別是有“獨港”傾向的“本土派”，則方興未艾，羽翼未豐。前者要在可能的選戰中保持實力，就不能過早流失新興派的選票；後者要茁壯成長，則不得不仰賴前者成熟的政治機器。算下來，彼此的最大公約數就是“新聞自由、言論自由”，不管是“反共不反華”的傳統派，還是“反中國殖民”的“本土派”，都可以找到發揮空間。
我們可以反觀最近香港法院宣判“內地新移民不必住滿七年也可以拿低保（港稱‘綜援’）”一事。這本可以大大煽動基層青年因“切身利益受損”而憤怒，可是反對派卻陷於分裂，無以醖釀成社會運動。傳統反對派“民主黨”説這是維護公義，而以律師為主的“公民黨”自然“尊重法院判決”；新興本土派的右翼民粹再一次把中國內地人説成“蝗蟲”，要在香港搞排華。事實上，建制派也同樣左右為難，右翼與左翼爭持激烈。
説回這次《明報》風波，反對派進攻靶心是張曉卿，而張曉卿成為《明報》大老闆已經好幾年，與內地的生意關係也不是新鮮事。他之所以今天才成為攻擊對象，明顯是反對派故意留有一手，用在一朝，這正好説明這步棋是經過選擇的。
如此説來，香港真正的“深層次矛盾”，也就是中央三令五申必須解決的問題，在2017年普選之前是不會有人正視的。《明報》風波之讓人失望正在這一點，不在於反政府的捕風捉影，而在於各種政治力量又一次耗在無意義的偽議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