邊芹：陌生人文化——人間“天堂”靠什麼建造？
【在解剖學系列之八發表之際，有必要補充一句，此係列文章意在深入剖析中西文明諸多差異的根源，嘗試揭開種種觀察和理解之誤區，藉此打破百多年來中國人業已習慣的定勢思維，尤其是“半途思維”（被詞語特別是事先設計好的詞語截獲）。雖殫精竭慮務求客觀全面，終就只是一家之言，一文之意，並非普世真理，也不可能面面俱到，讀者可秉持自己觀點暢所欲言。】
有一天，我一邊等綠燈，一邊漫無目的地望着對面馬路。綠燈亮時，對面的一羣人朝這邊湧來，走到路中央的時候，有一年輕人當街吐了一口痰。由於是在市中心相當整潔的環境和馬路中間，那舉動十分刺目，他自己卻毫無意識。從穿着舉止看，他應該是一個受過一定教育、生活優裕的青年，如果沒有這個動作在先，讓他站在我面前，我會覺得這是個儀態不錯的年輕先生。但這個舉動暴露了他的教養以及他可能的生存環境，尤其昭顯了一個世紀公共教育的失敗。
為什麼一個一百年都在試圖糾正的行為卻始終未改掉、還由於新的人口大量湧進城市而欲演欲烈（市中心重點保潔的區域可以做到無灰土無垃圾，唯獨做不到無痰跡）？為什麼一個孩子從小學到中學十幾年的教育卻阻止不了他繼承陋習？這説明已有百年曆史的中國公共教育存在失誤，因為不管出自城市還是鄉村，三十歲以下的人都普遍受過中小學教育。我在以前的文章裏就指出中國現代公共教育的第一大缺失是沒有屬於自家文明的思想體系，用考分的方法強迫學生背馬列主義、社會主義理論或領導人的講話不是長久之計。而自家文明思想體系在公共教育中的缺席，直接導致的便是外在行為審美權的喪失，進而造成外在行為審美教育（與道德行為教育大不同）一代代退出歷史舞台。
邊芹新書近日出版
中國現代公共教育是近代從西方引進的，引入過程不是緩慢地、取長補短地借鑑，而是一次創傷巨大的手術，猶如一個女人為了專寵領養的嬰兒，將自己懷着的嬰兒強行引產，中止了生命，因為人們反覆告誡她反正那懷着的嬰兒是沒有任何希望的，與其生下一個必死的腐朽嬰兒，不如領養一個健康的。那場人類文明史上罕見的自我“閹割”全盤丟掉了綿延中華文明千年不斷的傳統教育體系，隨着舊水潑掉的第一嬰兒就是自家文明的思想體系，第二嬰兒就是伴隨思想體系的外在行為審美。而這第二嬰兒就與我們文章開頭的那口痰息息相連。何況這史無前例的“換嬰”之舉，並未吸取西方現代公共教育的真諦：即首要是人的馴化而非知識的儲存。任何一個文明伴隨其思想體系的都是與之配套的外在行為審美，在教育的排序上，這應是老大老二，因為直接影響文明和社會的根基，知識與技能是排在第三位的。而中國的現代教育體系卻自始至終就是一個怪胎，它讓知識與技能教育充斥全部，養着一個無頭無腦、身體畸大的嬰兒。沒有自家文明思想體系的結果是培養的人才知識和技能一流，唯缺自我意識！這使得整個上層建築由於缺乏自我意識，而變得有體無魂，無魂的突出表現便是不知何為外在行為的審美。
外在行為規範教育並不是我們一般理解的、也還勉強保持的道德行為教育，諸如做好事、要誠實、愛勞動、拾金不昧等等，而是衣食住行的日常行為審美規範——人應該怎麼站、坐、行、食、衣，髮膚應保持怎樣的整潔度，待人接物人情之外應有的禮節等。總而言之就是外在行為的審美。我們在以前的文章中談過“內在人格與外在行為”的距離，並指出西方文明的特點是儘可能拉大其間的距離，功夫全部做在外在行為的審美上，將內與外清晰地分在私與公兩個隔絕的世界。這樣做的結果有正反兩面，正面是西方人走出家門一舉一動、從頭到腳皆不隨意，人人意識到何時何境私我結束公我開始，而這兩個“我”距離越大越紳士。這一傳統雖然自六十年代以後也有所鬆懈，不似以往那麼嚴苛，但既是傳統即為本性，注重外在行為的審美，併為此嚴格劃分公我和私我，且以此作為公共教育的重要目標，並未改變。
西方公共教育，尤其私立學校，基本上可以通過若干年教育讓一個人抹去或至少藏起出身或所處生存環境為其外在表現打下的烙印。這也是西方社會一個普通人要得到社會承認的必要途徑，因為這是公共教育的最基本目標。在進入工業化社會的最初一百多年裏，他們做這種事曾經非常嚴苛，從體罰到精神壓制，無所不用其極。何況他們早有宗教傳統墊底，在現代教育出現前，教會已有如此“格式化”人之精神與行為的漫長曆史。1949年後有不少人控訴“育嬰堂”（西方教會經營）的殘酷，其實就是中國人受不了西方式的“格式化”馴養。而中國向西方學來的公共教育恰恰忽略了這一目標，以致受過義務教育的孩子若未邁過高等教育的門檻，在其後的社會人生中，很難重塑一個有別於父母和出生環境的“公我”。何況即便受了高等教育，也由於中國高等教育除了知識技能的傳授根本沒有其他目標，如果個人毫無意識，通過外在行為審美規範重塑一個“公我”這一本應具有的目標，同樣是遙不可及。
所謂“公我”不是“無私的我”，而是通過外在行為審美規範儘可能糾正或掩飾其生來俱有的本能和習慣狀態。公共教育如果能改造“私我”，培養一個道德品行高尚的人，當然皆大歡喜，但如此高遠的目標，必然完成的比例不會大。與改造“私我”相比 ，用外在行為審美規範修飾“私我”，則相對容易和現實。
檢驗一個文明還有沒有真正意義上的上層建築，就看這個社會還有沒有外在行為的審美規範，這個審美權還在不在自己手裏顯露的不光是一個社會風貌的美與醜，也透射出這個文明的肩膀上是否頂着自己的頭顱還是早已空空如也。丟失這個審美權與丟失自家文明的思想體系是前腳後腳的。在東亞國家中（何止東亞國家）只有我們徹頭徹尾地丟掉了祖先的外在行為審美規範（從言行到服飾），以致整個社會失去了外在行為規範和規範之下的美感。其結果便是這個社會外在行為的審美不是向上走，而是一天天往下墜落，一方面是城市白領小資的洋化和與本文明的割裂，另一方面就是廣大人羣（包括原來尚存的市民社會）的鄉村化。我這麼説可能有人不解，他們會説如今是城市化的步伐大大加快，何來總體的鄉村化？城市化不光是建高樓大廈和離開土地，它的另一重要體現是外在行為審美的提升。我們現在是海量人口湧入城市，不是城市改造他們，而是他們用其外在行為將城市變回大農村。
我小時的中國市民社會雖然沒有什麼奢侈品還可能衣着有補丁，但人們普遍注意外出衣飾的整潔，頭髮和臉面雖不講究但乾淨整齊卻是最起碼的。不信你去看看老照片，城市居民不論是職員還是工人，外出的衣着和髮型都避免髒亂。將上世紀五十年代電影中的人與今天寫實電影中的人對比，會更驚心，好像人種都換了。童年少年時的生活給我留下了周圍人羣雖不富有但也絕無貧賤的總體印象，如今這麼富了卻不敢保證能留下這樣的總體印象。我那天在王府井大街閒走，一路都是現代化大都市的風采，唯獨幾個漏洞。首先是當街叫賣，有用喇叭叫賣的，更有僱人站在店門口甚至店外扯着噪子吆喝，讓人恍若走在集市上，我年輕時的王府井可沒這架勢。那時的服務員可能熱情不足，但沒有這種腆着臉的糾纏；其次是街道色彩日益濃豔，大金大紅，都説中國人喜歡紅，可我看漢唐的服飾並不喜豔，幼時在城裏也沒見過這麼豔俗的陣勢。恢復傳統是重拾文化傳統，可不是城市倒退回農村；再就是周邊小衚衕的鄉村化，與主街的時尚鮮亮形成刺目的對比。比如我一離開王府井大街拐進多福巷沒走幾步，就如同進了廢品收購站，一羣人把一截衚衕變成了堆集和收購廢品的場所，污漬遍地。回收廢品是環保的表現，但不能把街道變成收購站。從前北京的小衚衕也不是什麼光鮮所在，但沒有如今的亂與髒，髒亂的集中表現就是公共空間也變成了私生活的場所，髒東西可以亂丟，髒水可以亂潑。由於各種食攤、小鋪一家接一家，烹煮洗漱不少都放到了室外進行，這使得路上到處佈滿三跡：油跡、水跡、痰跡。油跡是把街道當廚房或流動餐桌的“傑作”，水跡是把馬路直接當下水道的結果，痰跡則更進一步，乾脆把公共空間當自家痰盂，在全世界能把人送進太空的國家中，這無疑是絕無僅有。有些愛國者可能愛之心切，對這些弱點頗不以為然，他們的思維非常直線，認為有弱點怎麼造出了原子彈還把玉兔送上天？其實這根本是兩件不可比的事，行為缺點與聰明才智沒有因果關係，只是前者會阻止後者效益的最大化。
城市鄉村化的另一表現，是陌生人之間稱呼的親屬化。我注意到現在有不少商店，你一邁進去便莫名其妙地被人以兄弟姐妹相稱，還叫得特別親，這是以前的城市商店裏從未有過的。這種把陌生的、本應保持一段適當距離的關係一下以親屬稱謂拉近，讓人極不舒服。這些年輕店員要麼習慣這麼稱呼，要麼以為直接將關係拉近，會有利銷售，也有利於自己，所以對陌生人顯出過分親暱。殊不知這麼做並不能拉近關係，還可能讓有些顧客感覺不自在，一般人不習慣隨時隨地被人以親戚稱謂招呼，他進店東西還沒仔細看就已經被你用這種感情收買的方式套近乎，效果可能適得其反，讓他感覺你急功近利、不是實誠的售貨員，那麼你其後的推銷也會讓他覺得不真反假。人類文明設計出尊稱，並在血緣之外避免暱稱，就是為了讓社會之人保持一份距離，並由這份距離而保持尊嚴。人人互稱姐弟的社會並非大同世界，而是虛情假意的社會。賣東西並不一定要將尊嚴也搭進去，隨時奉出自己的尊嚴也是對他人尊嚴的冒犯。
城市鄉村化還有一個突出的表現就是衣冠不整、蓬頭垢面的人多了，這與日益加快的現代化也構成鮮明對比。我在久違多年之後再進北海公園就留下了這一印象。如今的公園不到旅遊季節或外地遊客光顧的時間，相當冷清，可能是門票太貴，也可能是即便持有公園年卡，進去也只能享受一點綠化環境，古蹟和名景一般都須另交費，更有可能是城市青年覺得在老公園裏約會遊玩不夠時尚，因而中青年市民進去的不多，至少按比例相對稀少。這造成你若在四、五點鐘進園，映入眼瞼的主要是兩類人：園內僱傭的保安；來鍛鍊或參加別的聚會的老年市民。如果説後者還是衣冠隨意、蓬頭而不垢面，前者用衣冠不整、蓬頭垢面來形容絕不為過。這些人不知從何處招來（從中可以窺見中國尚能提供多餘青壯人口的地區只剩落後貧困地區），在他們身上看不到最起碼的作人教育，僱傭者也沒對他們進行職業之外的最基本培訓，比如臉要洗乾淨，頭髮要梳整齊，比如制服要穿正、要潔淨，而不能吊爾郎當、一身污垢，既作保安就要站要有個站相、坐要有個坐相，否則有辱自己這個職業。但就是這些最基本的作人規範，在他們身上也一丁點看不出來，可見家裏、學校到用人單位無一處對他們進行過這種必不可少的最低標準教育。當一個社會最低標準教育都未完成，滿大街地懸掛再美好不過的道德口號又有何用呢？
那羣公園的主要使用者老年人也有不注意言行儀表的傾向，他們把公園當成了自家後院，不光把在自家廚房穿的衣服照樣穿出來，而且好象在裏面什麼都能做（放錄音機、聽收音機、用麥克風，直接把園子當自家客廳），根本沒有公行為與私行為之間多少應有個界限的概念。就算如今人人有能力買麥克風和收、錄音機，也並不意味着時時處處都能使用。由僱來的保安（自己管理園子卻不懂得愛護自己的工作環境）、城市退休老人（最經常使用園子也不知愛惜自己的娛樂空間）和外地遊客組成的吐痰大軍，在昔日纖塵不染的皇家園林留下斑斑點點的痰跡。
城市鄉村化的最突出表現是公生活與私生活的混合，中國社會較之西方社會本來就是公私模糊的，街頭生活一直在模糊着中國社會公行為與私行為的界限。西方社會在工業化過程中，從事的一大事業就是馴化個體，為此強行將街頭生活驅除出公生活舞台。中國社會雖然沒有將之作為大事業，但城市在一定程度上也對街頭生活進行了規範，市民生活逐漸建立了一些公私概念，然而這個一點點分開公私的市民社會，卻被近三十年海量湧入的新人口衝得七零八落。之所以不是城市以其行為規範讓新來人城市化而是他們讓城市鄉村化，就是因為這個社會本身早已丟失外在行為的審美。
隨地吐痰究其根源也是公行為與私行為不分的表現，扣上其他道德指責都未挖到病根。吐痰的動作和吐出的人體垢物在一個公行為和私行為截然分離的社會，是絕對不應出現在公共場合的。城市生活與鄉村生活的最大區別是公生活與私生活的隔離，哪些事、哪些行為能在人前做哪些不能，在西方社會是有着明確劃分的，其高度的精神集體主義在公私分隔上表現得淋漓盡至，城市整潔有序這一隔離功不可沒。以法國為例，“吃”這種行為一般是不在大馬路上進行的，天好的時候餐館、咖啡館可以設露天座以供顧客沐浴陽光，但城市嚴格禁止流動食品商販（只有度假的海灘或特殊聚會例外），三明治和煎餅都只能在定點商鋪購買，且一律不能在露天售賣。公司或機關僱員則不得在辦公室用餐和喝茶，一般設有專門喝咖啡或茶的空間，而不得在自己辦公桌前進行，午餐沒有在辦公室用的，若無食堂，一律去餐館，經濟拮据的人則帶着在家準備好的午餐躲到某個公園一角去吃掉，無論寒暑。分隔得如此一絲不苟就是為了從根上斬斷公私混合。我認識一個白人店主，自己開一家小店，按理沒人管他，在自家店裏做什麼不行？但他硬是一隻礦泉水瓶子都不會露在顧客看得見的地方，店內更不會放置水杯水壺等任何暴露私我的物件，口渴了寧肯關店去旁邊咖啡館喝。後來他生意不景氣，我以為他會破破規矩在自家店裏吃中飯（餐館破費大），誰曾想人家情願外面去買一個三明治冷着吃下去，也不會讓店裏飄上丁點兒飯菜味。那內外、公私分得之清，外在行為的審美規範把守之嚴，讓我感嘆不已。換個中國人自己開店，吃喝拉撒誰管得着，熱水瓶、茶杯、甚至鍋碗瓢勺都可以不避人眼，我就見過那些商品動輒上百萬元價格的店鋪，毫不掩私，可以杯盤狼藉，當着顧客的面吃吃喝喝。
我新近去座落在萬壽寺內的北京藝術博物館，幾百年的古蹟配上藝展的功能真是高雅的天仙配，然而如此場所卻被一羣毫無公私界限的管理員搞得有辱頭銜。一進寺內尚未入展廳便被兩個女人的高聲閒聊（大葱價格、晚上吃什麼）攪得彷彿走進市場，二人也真有能耐，一個站在東展廳門口（僱她們看守室內展品，她們站在門外聊天），一個站在西展廳門口，隔着十多米長的庭院，旁若無人地大聲閒扯。待走進一間展廳，看守的女人一邊聽收音機，一邊與另一工作人員聊着家長裏短，參觀者走過，如若無物，毫不影響她們把工作場所當自家客廳，閒聊不停，音響不關。前不久我去北京宦官博物館，也遇類似情境，一共四個展廳，還有一間鎖上了，問為什麼不能參觀，答裏面放了東西。古老的寺院、公共的場館好像不是僱他們把守而是供他們私用。
缺乏自我意識的中國人，幾乎也毫無公私、內外概念，人後做的事，人前也一樣能做，在自家廚房穿的衣服，可以毫不羞愧地穿到大馬路上，甚至走進肅穆而正式的場合。公私不分的最大弊病是工作場所被挪作私用，不要説一個看守千年古剎的管理員可以把古蹟當成他自傢俬宅，就是一個購物中心打掃廁所的清潔工也可以在裏面涼衣鞋放私物。説中國人自古如此，我是懷疑的，不如説隨着自家文明思想體系的崩潰，與之緊密相連的行為規範也土崩瓦解，一代一代，外在行為的審美蕩然無存。
我不知美國這個新移民國家怎麼做，在老歐洲公行為與私行為的分離是家庭和公共教育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是一個小孩學作人的起點。我在以前的文章中寫過，教育小孩將公行為與私行為分開，是培養自我意識的捷徑，因為教育他們拉開公私的距離，實際是讓他們意識到自我與他人的距離，以及與他人的關聯。所以以分開公行為與私行為為起點從兒時起便進行馴化，很可能比我們一慣做的道德行為教育（可以並行）有效。中國社會的很多不文明舉動根源就是毫無公行為和私行為分隔的概念，人羣幾乎沒有在人前必須收掩私行為的意識，圍繞着“吃”這個私行為尤其如此。我在《解剖學系列之四：“世界上層社會”的門檻》一文中談到西方人劃分“世界上層社會”和“世界下層社會”的標尺，標尺上也有公行為與私行為是否分隔這一刻度。看一個社會是否講究禮儀，觀察它怎麼規範“吃”（場合、方式、內容）就能測個大概。
人並不需要隨時隨地吃東西，也不需要只要滿足嘴欲什麼都吃。人有別於動物，此為一大分界線。文明社會需要規範外在行為的審美，西方社會對外在的我與內在的我劃分極清，能不外露的私我儘量不在公共場合顯露，因為外在的我經過剋制和裝飾，而內在的我則是赤裸裸的。窮困潦倒的時候為了活命什麼都吃、什麼場合都吃，情有可原，可如今的中國卻是因吃喝有餘而滿大街飄着煎、炸、燻、烤的食味。我走在國內的街上，時常有一種城市變成了私家廚房的感覺，人不分場合、不分鐘點、不顧儀態地什麼都吃，年輕人尤其如此，因為滿街誘惑。再看一些電視節目也不例外，熱衷於介紹各種稀奇古怪的吃食和吃客，大快朵頤之下，無論是採訪者還是受訪者，無人考慮在鏡頭前的吃相。記得我兒童和少年時代的中國大城市，並沒有隨處可見的鴨脖雞爪麻辣燙，瓜子更不會嗑到大街和店鋪裏。最令人驚異的，是奢侈品店裏嗑瓜子、啃零食，而賣的是標價動輒幾十上百萬的寶石、紅木！我某天走過一個陳設豪華的傢俱店，從價格看是地道的奢侈品店，只見兩位女店員（也可能就是私人老闆）坐在門口標價十幾萬的桌椅上大嗑瓜子，一地垃圾。毫無內外、公私意識的二人，一點也未想到奢侈不僅僅是高高的標價，還須優雅和尊貴去襯托，才能自圓其説，否則就是人賤物亦賤。
我們一直強調西學，可中國西學有個天生的毛病，就是理想化進而道德化對方優點，這阻止我們看清表皮下的真傳。外在行為的裝飾乃他們的真傳之一，這樣的行為特點故然有偽善的一面，但將公行為與私行為完全分離，也是西方社會許多令我們豔羨的優點的源頭之一。與其籠而統之地道德化他們呈現在外的一面，同時一句“素質差”把自己一抹到底，不如細分源頭，學到實處。
中國並不是自古就不講究外在行為的審美，沒有一個文明不對它的外在表現制定審美標準，而吃相是這一審美的基礎，是人區別於動物的第一步，否則我們的祖先要先於所有文明創造那麼精美的青銅器和瓷器幹嗎？啃、磕這類形同野獸的吃態，在家裏做倒也罷了（在西方，中上層社會家裏飯桌上都不能做），滿大街眾目睽睽下做，跟在沒有門的廁所方便本質相差不大。西餐刀叉的出現要遠遠晚於中國人用餐的筷子，也就是説當我們已經斯文用餐的時候，他們還在茹毛飲血，但他們後來居上，用上刀叉後，就嚴格讓人的吃相有別於動物，比如用叉送食是為了人的身體不直接俯向食物（用餐時身體必須坐直，俯身於餐桌餐盤上是沒教養的表現），用刀在盤裏切、剔是為了人的牙齒不直接去啃咬食物（除了便餐沒有條件，正式用餐時忌用門牙）。記得小時母親教餐桌禮儀，胳膊肘也是不能放在餐桌上的，食物要用筷子送進嘴裏而不是嘴直接伸進碗裏，吃時嘴不能發出響聲。這些規矩都只有一個目的，讓人的吃相有別於動物，因為人有恥辱感。法文有一個詞叫pudeur，譯成中文可以叫廉恥或害羞，意思是人有私密和不雅的一面，在人前顯露他會感到羞恥。一個文明失去了恥辱感，完全沒有私我與公我意識，這不是灑脱和豪爽，而是精緻文明向原始文明的倒退。
這種倒退是一步一步下墜的，從宋滅明亡就已經打響了發令槍，十九世紀後更險峻的世局和內亂，愈加趕着這匹只顧逃命和活命的“瘋馬”在下墜的跑道上狂奔。特別是這個文明的上層建築幾經毀滅，每次重生都多少帶點負不了全責的繼父身份，一代比一代撒手不管，一代比一代失去主人意識，以致現如今，單從外在行為的審美審視中國社會，上層建築連繼父之責都難以擔待，因它自己就已失去了外在行為的審美框架。中華復興，單有高科技和財富是不夠的，還須重建外在行為的審美。如果上層建築自身丟掉了這一審美權且連“丟”這一事實就意識不到，那就不是復興而是下墜到底的問題了。那些上層建築被屠刀炮火或被暗地篡變連鍋端掉的國度，都面臨外在行為審美的缺失或危機，好象人死前衣飾先被暴力扯掉一樣，黑壓壓的人羣只剩下生的本能。我理解的“中國夢”，除了富足強盛，還要人人知恥，知恥的第一步是把內我、私我藏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