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約時報》刊文：我們需要轉基因小麥

轉基因之爭因為方舟子與崔永元的“嘴仗”而演變成大眾話題，崔永元甚至專門赴美考察轉基因食品在當地的狀況。《紐約時報》2月2日刊發奧克拉荷馬州立大學農業經濟系教授Jayson Lusk與胡佛研究院研究員Henry I. Miller合寫的文章，呼籲美國政府允許種植轉基因小麥。

文章題為“我們需要轉基因小麥”。兩位作者指出，現在美國國內生產的玉米和大豆有90%都是轉基因品種。觀察者網全文譯出，供讀者參考：

我們需要轉基因小麥

Jayson Lusk and Henry I. Miller

玉米、大豆和小麥，這三種作物佔了美國農業產出的大頭。但小麥有其特別之處。全美逾90%的玉米和大豆耕種面積撒上了轉基因品種。這些轉基因品種可以抗蟲害或抗農藥，或兩者兼有。可是，美國卻沒有一塊地用於轉基因小麥的商業化種植。

種植小麥的農民由此遭受損失，購買麪包和意大利麪的消費者們也利益受損，他們支付的價格將越來越高，因為種植小麥的耕地正在逐漸減少。美國小麥產業若少了轉基因分子技術的幫助，就得咬緊牙關與其他採用了生物學新科技的農業產品競爭，應對西方的乾旱狀況。而所有這一切的背景是，全球人口還在增加，而全球小麥需求量也水漲船高。

為什麼小麥落後了？其中一個原因是，1990年代中期，玉米和大豆種植者熱情地接受了新興生命科技革命，使用新研製的轉基因種子。但種小麥的農民羣體則擔憂新品種的種子未來可能漲價，擔憂國外貿易商可能抵制轉基因產品，因而在新科技面前逡巡不前。

如今，玉米和大豆種植者轉向的理由已經顯而易見。玉米產出增加了，農民減少了農藥使用量，轉而使用毒性較輕的除草劑。農民賺的錢也多了。同一時期，小麥種植面積下降約20%，雖然產出有提升，但生產率比使用分子技術的轉基因作物低。

孟山都最近宣稱，該公司在研製適合除草劑的小麥品種方面獲得了重大進展。這將幫助農民使用對環境更加温和的除草劑，為下一步商業化種植做鋪墊。但美國聯邦政府必須先通過這一新技術，而政府程序因對轉基因技術的區別對待而管制特別嚴格、費用高昂、極不科學。

科學界的共識是，現有的轉基因作物與非轉基因的雜交作物一樣安全，而後者已是我們日常飲食的重要部分。政府應當鼓勵、推廣這些新技術。

小麥和其他商業化農作物有何不同，即使有所不同，又有什麼關係呢？美國國內生產的玉米和大豆主要用於餵養牲畜，或者製造乙醇；而大部分的小麥都做成了麪包和意大利麪由人類食用。這就是一些人擔憂的理由，轉基因小麥可能會影響出口。歐盟國家和日本每年向美國購買的小麥大約佔美國小麥出口量的15%。但他們也對轉基因作物和食品頗為反對。

因此，小麥種植者大概失去了轉基因最大的好處：作物能夠抵禦乾旱或者低水量。而這個好處將是小麥種植面積提升、受農民歡迎的很大一個原因。美國小麥種植地是在奧加拉拉蓄水層之上，美國中部平原。而該蓄水層正在迅速枯竭。按照目前的用水量，50年後奧加拉拉蓄水層就只剩30%的水了。以此為生的農民將面臨嚴苛的用水條件。

過去幾年該地區還發生了乾旱，加重水資源枯竭狀況。最近情況雖有所好轉，但上一季的冬小麥仍舊遭遇嚴重乾旱。

例如，在埃及，研究者們10年前發現，將大麥的某個基因轉移到小麥上，可以幫助小麥抵禦更嚴重的缺水。它只需要傳統小麥八分之一的水量，而且少量雨水灌溉即可。這正是小麥種植者需要的。

轉基因作物的領先者，孟山都公司，2004年砍掉了改良小麥的項目。原因之一是，北美的農作物貿易商和農民們擔憂某些外國進口商會抵制。自那時起，許多種植者和加工商都轉變了想法，希望獲得抗蟲害、抗病、抗霜、抗乾旱的轉基因品種。某些國家懷疑或牴觸轉基因，但中國、巴西、印尼和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的某些國家非常關心他們的食品安全，通過國內生產以提高產量的可能性較為有限。這些國家應當會接受轉基因小麥。

鑑於小麥的重要性，以及水資源供應緊缺、乾旱、全球人口增加和農作物利潤競爭，我們應當挽回頹勢。我們需要採用更多的新技術突破，結束不科學的、過度的、歧視性的政府管制。

（Jayson Lusk is a professor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at Oklahoma State University and the author of “Food Police: A Well-Fed Manifesto About the Politics of Your Plate.” Henry I. Miller, a physician and a fellow at the Hoover Institution, is co-author of “The Frankenfood Myth: How Protest and Politics Threaten the Biotech Revolution.”）

美國的大農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