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慧治理》：治理的新挑戰——社交網絡與巨型城市-尼古拉斯·博古睿、內森·加德爾斯
【本文節選自《智慧治理——21世紀東西方之間的中庸之道》一書第四章——《治理的新挑戰：社交網絡、巨型城市與生產能力的全球化離散》。作者為美國資深投資家、21世紀理事會創始人尼古拉斯·伯格魯恩，以及美國政治學者、《新觀點季刊》主編內森·加德爾斯。十八屆三中全會前夕，本書作者在人民大會堂對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進行專訪，訪問報道刊於《世界郵報》（World Post，美國《赫芬頓郵報》新的新聞評論網站）創刊號（1月21日）。《智慧治理》由觀察者網獨家翻譯，已於2013年9月出版上市。觀察者網此前已刊出本書部分內容。】
西班牙學者曼紐爾•卡斯特爾（Manuel Castells）將他的課題從城市研究轉到了傳播學和網絡理論，這並不讓人驚訝。
對卡斯特爾來説，21世紀興起的巨型城市——多達一、兩千萬城市居民人口足以敵國——與其説是“地理空間”，不如説是“流動空間”，遷徙來往的人們通過電子社交鏈接遠程互通信息，做交易，做決策，享受高端服務。巨型城市沒有製造特異的文化，而是成為“高度移動化的人和信息的”擴張場域。
通過麥肯錫全球研究院（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的調查，未來15年崛起的大部分巨型城市都將在亞洲。東京、首爾、上海和孟買，拉丁美洲的聖保羅和墨西哥城，這些巨型城市人口已經接近2000萬。
巨型城市的歷史地理內涵在減弱，城市空間已經越來越上升為一個“地球城”，媒體、貿易、金融和製造業的全球化將世界變為一個虛擬整體。這創立了一個二分法：大城市如倫敦和孟買或者像硅谷地區發揮它的國際角色，比他本身的地理位置還要顯著。
荷蘭建築師和城市理論學家雷姆•庫哈（Rem Koolhaas）同樣提出一個理論，即大城市的集中人口，其增加源於全球貿易、生產、消費和金融的力量，對比起來，其歷史地理身份變得讓“過去太小，住不下這麼多人”，由此產生了遍佈亞洲的“通用城市”，特別是在中國。對庫哈來説，“新的通則已在新加坡形成——核心是肆無忌憚的儒家倫理，其超級效率將為亞洲的現代化進程提供動力。”
至今為止，網絡連接的、全球化的巨型城市的複雜性，以及人類探尋多樣性的好奇心，對威權體制的善意形成了挑戰。即使在為了效率而設計的巨型城市中，多個事件同時、自動發生，毫無組織，如庫哈所言，都市空間“就像互聯網一樣”。
新加坡的楊榮文對此深表認同，他在2011年失去了屬於李光耀領導的人民行動黨的議席，只因為社交媒體把他描繪成這個與世隔絕的城市國家的家長式統治精英。
對於楊榮文來説，互聯網表達了今日城市關係中的複雜性，它打亂了傳統的階層制農業秩序，而儒家思想正是基於鄉村秩序。從農村運動起家的中國共產黨面臨同樣問題，它統治的國家目前有一半是城市人口。
正如我們在這本書一直論證的觀點一樣，如果中國今日的官僚體系依然不為國家中廣大的並不斷增長的城市人羣開闢發聲渠道的——就像新加坡被迫打開其準開放政治空間——那麼它本來脆弱的權威性將被打破。反過來講，如同我們曾經提出過的，如果經過科技賦予力量的多元文化進一步入侵西方的公民共識，民主將分裂其自身，直至失敗。有鑑於此，每一種體制都要為各自尋找一種平衡。
自我治理的反饋
若要平衡點，必須先解決一個矛盾。由於城市的網絡建設，參與反饋的速度加快了，自我治理越來越智能化。就如建築師和生態學家保羅•索雷裏（Paolo Soleri）指出的，網絡加大了信息密度，信息反饋的時間和距離幾乎都可忽略不計，彷彿大腦一般快速運作。
對推特的創始人傑克•多爾西（Jack Dorsey）來説，即時網絡連接加快了反饋速度，信息的“識別時間”縮短了，這可以幫助政府實時、有效利用信息，提高治理水平。
但是，個人的行為被放大數百萬倍，在巨型城市中，個人選擇所造成的集體影響也可能傷害公共利益。跨過一定的門檻後，就如我們今天在伊斯坦布爾到北京看到的一樣，個人數不清的流動和無數的汽車會造成交通堵塞。數以百萬計的居民和汽車排出的尾氣將給氣候帶來變化。
巨型城市若要實現其最大價值，需要開發一種新的“公共軟件”，不光是培育通過透明和參與而連接起來的羣體智能，而且還要用機構來過濾短期的、私利的選擇，保持個人力量和社交網絡之間的平衡。
從生態環境的角度看，網絡的集約性有效利用與消費者文化的工業化慾望之間存在衝突。節儉將成為佈滿城市的星球的首選公民美德。
同樣，這種平衡了個體和社羣的新“公共軟件”需要下放權力、包容公民意見和決策。
這不是為了不再適宜生存的過去而構想出來的思鄉情結，而是再次強調地方的政治和文化認同，抵抗“流動空間”，創造本土身份與全球網絡之間的平衡。它尋求利用網絡，而不是被網絡操控，加強治理的節點，讓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的關係更加緊密——這是治理的最重要的合法性來源。城市是個體和非正式團體能發揮作用的最高級別。對於國家來説太大或者太小的問題，都是在城市這一級得到解決。
特別是在全球化事項上，例如氣候變化，很難在一個國際會議上達成共識，城市區域或者國家以下的行政體比如美國的州或者中國的省——這些是排放二氧化碳的主體——可以採取更有效和直接的行動，而不是由國家來操作。比如説像波特蘭、杭州以及紐約，就像加州一樣，各自採取行動，實行空氣清潔戰略。
通過全球化的鏈接，城市-區域或者城市-國家也能夠接受他者的社會價值觀，甚至超越國界，接受域外文化。就像貝淡寧（Daniel Bell）和艾維納•德夏裏特（Avnerde Shalit）指出的：
城市擁有獨特的社會思潮——一種共享的生活方式能夠啓迪居民的思想和判斷——這種想法有很長的歷史。在古代社會，雅典人是民主的代名詞，而斯巴達人代表了軍事紀律。耶路撒冷人宣揚宗教價值，周王朝的首府洛陽則是充滿商業精神的大都市。
楊榮文從更加積極的角度思考了雷姆•庫哈關於新加坡的想法，他認為，過去不足以容納這麼多人居住，而民族國家和“地球村”則變得太大，無法管理。他説：“信息革命將不會把世界變成虛弱的政治聯合體，而是形成一個個更為有效的權力單元，例如歐洲的城市-國家和帝制時代以前的中國。
將城市國家看作是全球網絡中的獨特節點，這對於多元身份的互聯世界來説，也是增強合法性的關鍵。多重管轄權被共同利益所連接，但沒有簡化為同一身份，這是面對地方/全球性難題的一個頗為便利的權宜之計。“同一個世界，不同的系統”，這是針對普世主義的“文明衝突論”和“歷史終結論”相應對策。
英國哲學家約翰•格雷（John Gray）與楊文榮持有相同論點，他認為，我們將進入的情境將“更類似於中世紀晚期”，而不是一個現代社會的早期。格雷寫道：
中世紀時期實行多重管轄，威斯特伐利亞和約之前，現代國家的絕對主義還未得到承認。我傾向於接受以賽亞•伯林的判斷，即，從某種角度來説，相比較我們的世界戰爭時代，中世紀更加文明、和平。這恰恰是因為所有的管轄權需要相互協商，沒有一方有能力簡單地控制其他各方。
雖然目前民族國家還是身份認同的主要體制，互聯網、媒體、全球化供應鏈以及全球化生產中的勞動力分工，都對城市區域佔據全球化治理中的關鍵地位提供了可能性。
[美]尼格拉斯·伯格魯恩、內森·加德爾斯：《智慧治理》，朱新偉等/譯，格致出版社，2013年8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