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正富：今日中國的變革是“轉型”嗎？
1月19日，復旦大學中國發展模式研究中心研究員、春秋研究院研究員陳平教授七十大壽，復旦新政治經濟學研究中心和春秋研究院特意舉辦研討會為陳教授慶生。觀察者網昨天（6日）刊發了陳平教授的講話。本文為復旦大學新政治經濟學研究中心主任史正富教授在研討會上的發言。觀察者網特此刊發，以饗讀者。
陳平教授在生日會上展示了早期照片。圖為陳平教授與他的老師普利高津（中）及羅斯托（左）
改革開放剛開始，我在大學讀本科的時候就已經知道陳平老師的觀點，他的那篇《單一小農經濟結構是中國長期動亂貧窮的病根》對我影響至深，他是中國最早看出西方經濟學理論體系有根本問題的人。回顧西方經濟學歷史，從瓦爾拉斯的模型構建出來，經由上個世紀薩繆爾森的努力成為經濟學主流，這裏面一系列的大人物做出了一次次非凡的貢獻——先是建立一般均衡體系，然後再由莫迪利安尼推廣到貨幣領域，貝克再推廣到非經濟學領域，有效市場理論再把它推廣到資本市場領域。用錢穎一老師的話説，一般競爭理論已經延展到經濟社會生活的一般分析當中。
西方體系遭遇大危機
有句話叫做“經濟學的帝國主義”，實際上，經濟學的擴張背後是數學化支撐的一個歷史進程。在我們國家改革開放初期、強調科學和理性的時代，正好趕上這個思潮的擴張，基本上對它是無條件接受，帶着敬仰和仰望的態度來學習的。真的從根本上考慮或是認識這個體系的問題要到很晚以後。這個過程中，我覺得陳平走在了時代的前沿，較早地認識了西方經濟學存在的認識論問題。今天我們都知道，陳平老師研究複雜系統，致力於用非線性的複雜系統觀來分析被線性經濟學簡化的經濟社會，對現代經濟學的好多重大命題、好多大人物的發現進行了深刻地挖掘，在學術上開創了一個新的方向。
當時國內沒有西方經濟學的非主流分支，都是主流。到今天為止，非主流慢慢成為一個大的潮流。所謂的西方現代經濟學比一百年前也許在某些地方有所進步，但總的來看，進步很小。現代經濟學的絕大多數重大問題依然是未解之謎，需要另外的思路、另外的研究範式來解讀。雖然後來我對美國學術界的變遷不是很清楚，但總的來説，全球經濟思想都面臨着巨大挑戰。
學術思潮的變革背後也透視着社會思潮的變遷。前幾年談的比較多的是中國體制改革以及由此產生的中國階級問題。2008年以後，由於美國金融危機導致全球很多問題暴露，談的多一點的還是西方，尤其是西歐和北美，兩百來年形成的一整套社會科學的理論體系和配套的社會政治經濟制度的安排都面臨着挑戰，甚至可以説是面臨着千年未有之變局，這是我個人的看法。我覺得他們這個體系走到今天，同樣面臨着結構性的深層次改革，某種意義上和中國清末帝制所面臨的改革挑戰具有等同分量。我覺得他們暴露出來的問題，實際上是這個文明最深層次的理念和它的制度安排能否面向未來一百年，能不能支撐構建一個可持續的人類和平共處、人類與自然和平共處、國家與國家和平共處的世界，這是個大疑問。他們的這個體系似乎非得建立在一個一部分人、一部分國家高出另一部分人、另一部分國家的等級制之上。
我覺得在中國崛起背景下，當代世界發達國家內部問題的暴露可以引起我們進一步的思考。這個時代面臨着真正大的變革，不僅是中國的變革，發達國家同樣面臨着深層的制度、文化、文明體系的變革。在這個背景下，學術思潮的變革就具有更加宏大的意義：它要超越傳統學術狹隘的一面，融入世界大型變遷當中，進行學術轉型和認識體系的重新塑造。在這個過程當中，中國有一批實幹的經濟學家，比如陳平教授，表現出了較早的覺悟並且做出了一系列探索，他早年講中國的小農體系，後來講生態文明與全球格局，用複雜科學的方法來研究當今世界的種種問題，得出了很多有意義的結論。這些想法雖然還不至於構成一個整體的理論，但很多方面都具有前瞻性、衝擊力和啓示性。
《國富論》到底有多了不起？
我最近不停在想，亞當•斯密到底有什麼貢獻呢？你仔細想亞當•斯密又有多麼了不起？蘇格蘭當時是個很小的地方，從這個地方到倫敦坐車要幾天。這是一個手工業的時代，用馬克思的話説“工場手工業正在進行的時代”，兩三百萬人口的地方，出了很多著名的學者，這是很了不起的。
但是我們仔細看《國富論》到底有多了不起？今天回過頭來看，並不覺得亞當•斯密是一流的，他其實缺少跨越幾百年甚至上千年曆史的大視野。他講的是一個分析主義的故事，講做針工場分工的歷史。他參加了這些製造商的活動，瞭解市場環境的變化。之後他提出了價格機制理論，破除了當時對自由市場可能造成混亂的擔心。但是我們仔細想想，價格真像他説的這樣嗎？真的可以由“看不見的手”調節價格向價值迴歸嗎？市場自古就有，有多少時刻市場價格是可以向價值迴歸的？
所以説，亞當•斯密的核心貢獻實際上很成問題。沒有人追究亞當•斯密到理論漏洞是因為資本主義獲得了成功，正好是建立在自由交換、自由調節生產的基礎之上。然而特別是最近幾十年，已經有很多重大事件表明，很多時候價格不會迴歸到價值上去，一定要有政府的強力干預，一定要有危機、戰爭、災難。但是沒有一個人回過頭去認識亞當•斯密的理論在本質上的問題。亞當•斯密不是一流的，但是他勝出了。他的自由市場理論在西方的整個理論體系之中佔有最核心的地位，不光是經濟學，政治學有很長時間也一直摹仿這個理論來建立政治學的一般競爭理論。所以，亞當•斯密理論的勝出不完全是這個學派對別的學派的優勢，更是以自由放任為基礎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戰勝其他種種體制的歷史選擇。
用轉型來概括今日中國變革是不夠的
我覺得我們今天的好處是處在這樣一個時代，中國走怎樣的制度安排道路，是決定以後中國未來理論方向的關鍵。反過來説，提供一種理論，讓這個選擇過程保持開放性，就至關重要。只要社會各界的選擇保持一個開放的心態，用實踐去檢驗成果，中國就極有可能走出一條不同於歐美現代化的道路。
這樣一個現代化過程，即由帝制中國轉向未來中國的進程，當中國的社會經濟政治基本安定，會是什麼樣的制度安排？會由什麼樣的文明體系呈現出來？如果任何一個文明體系與當今歐美的體系有本質區別，那一定是另外一套話語建構的。我覺得這確實是個挑戰。當然，自由主義思想體系對於建構未來世界來説，也是一個不可或缺的資源。但全套的西方體系，或者替代性的全套的東方體系乃至西方體系極大部分的分支，都有着重大的缺陷。實際上我們面臨的真的是一個轉型，這不是由一個簡單理論就可以命題的轉型，而是整個世界觀的轉型。我們生活在這個時代是很幸運的，但這個任務不是一代人、兩代人就能完成的。我們正好處在建構的過程。如果我們有足夠的時間，讓中國社會保持一個自主選擇，那中國就有希望走向輝煌。如果不是自主選擇，是目前西方主導下的、指導下的、籠罩下的、西方意識形態主宰下的，那就不是在選擇。
2008年的時候我就説，大家都在説轉型，意思是前面有一個清楚的目標——實際上就是歐美。歐美的今天就是我們的明天，認為這就叫轉型。從一個被認為是怪胎的中國社會制度轉到一個被認為是未來發展方向的制度，轉型就完成了。但我認為用這個詞來概括中國今天的變革是牽強的，我們的歷史進程不是轉型，而是自主式創新，是在尋找明天。西方所有的思想題材，都是這一自主創新過程的養分，中國幾千年的文明傳承也是養分，共產黨這幾十年來的紅色傳統也是養分，改革開放積累起來的經驗也是養分，所有這些養分都在歷史進程中，就像一個大的發酵罐，一個大的化學反應，呈現出來的是一個大國，一個負責任、文明、繁榮的國家，這才是我們的追求。
我們要避免過早地封閉自己的心理，需要繼續保持開放的心態，去吸收世界上已經存在的各種各樣思潮。畢竟我們有兩三千年的傳統，不是很容易就可以走出來。還需要繼續努力，大家共同努力。
（本文為錄音整理稿，未經作者審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