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妮妮：NHK的光榮與悲劇
在被右翼罵了60多年“日奸”之後，“日本廣播協會”（NHK）——似乎真的是第一次——得到了我國媒體和羣眾的集中關注，卻是以一個“站在保守右傾政府一邊”的形象，何其令人哭笑不得。
新任會長籾井勝人的“慰安婦”發言和運營委員會委員百田尚樹的否定南京大屠殺言論，這些都是右翼的老調反覆彈；而籾井表示説NHK的國際報道“自然”要“同政府立場一致”，節目內容“至少不能偏離日本政府觀點”，倒真是具有顛覆性。也因此，我國媒體也不免嚴肅地將NHK稱為“國家出資的電視台”，並把安倍“支持”NHK和“批判”反右傾的《朝日新聞》放在一起討論。這在普通人看來，就儼然像是“右傾媒體”和“反右傾媒體”的交戰，NHK對日本戰後政治制度的重要意義在這一敍事方式中蕩然無存。
日本NHK新會長籾井勝人（資料圖）
NHK是“公共媒體”，這倒不是獨一無二的形式，英國的BBC也是，但NHK之於日本民主制的意義要遠大於BBC之於英國，這是制度設計、戰後條件、冷戰需要，也許再加上那麼一點點種族觀點的結果。眾所周知，日本戰後民主制是一個經過設計的制度，因此它不只基於日本本身的社會特性，也融合了二戰後世界的普遍思潮：永久和平與——社會主義思想框架下的——公共福利。因此，在制度設計中也體現了重“公共”而輕自由主義的“政府-市場”的傾向。一方面，這個制度及其精神——在麥克阿瑟為首的盟軍司令部（GHQ）眼中——是需要“教育”給前幾天還集結在天皇和軍部周圍的日本國民讓他們知道的，這就有必要提升傳媒在制度中的地位；另一方面，大多數政治精英在戰爭中的表現，使得他們被認為無法承擔戰後監督政府的功能，而左翼的知識分子則正可以通過大眾傳媒在扮演這個角色。新建的傳媒機構需要在“佔領初期確保盟軍的安全，佔領中期強化對日本國民的民主教育，佔領後期建構民主主義性質的傳媒體系”。
在盟軍壓力下，1945年9月，日本政府向GHQ提交了一份自由主義的範本，建議建立私人投資的、獨立於政府的“自由廣播”的意見。然而，GHQ顯然和日本政府一樣清楚戰前的民營媒體被軍部輕鬆收編的歷史，因此它並未對這自由主義的範本做出響應，而是在同年12月11日，單獨公佈了一份NHK改組備忘錄，這份文件明確提出建立一個“公營”的NHK，需要具備以下三個條件：（1）廢止政府控制；（2）性質明確為自治的公共廣播系統；（3）新設一個代表人民的委員會，以選舉NHK主席並向他提供建議。
1947年，盟軍又進一步施壓日本為NHK單獨立法，要求（1）NHK作為一個公共性質的機構，擔當向公眾傳播時事、教育娛樂等作用，須秉承全面公平的原則，收取最低限度的收聽（視）費，並對國家、民族文化有所貢獻；（2）基於廣播活動的社會重要性，機構的報道內容不能具有傾向性；（3）機構須盡其所能，抵消壟斷和競爭不足所導致的缺陷。瞧這過程和措辭，大概不難想象麥卡錫主義時期駐日盟軍某些負責人員有多倒黴了吧，圍繞戰後NHK誕生的博弈，不只侷限於日本的保守和進步，也發生在兩個世界的衝突和歷史的交叉點上，儼然是其光榮與悲劇的起源。
1948年，日本政府立《廣播法》，確立NHK特殊的法律地位，其第二章第32條規定擁有電視機（在此之前是收音機）的家庭按年向NHK繳納一定數額的視聽費，此項規定旨在保證NHK的運作獨立於商業資本，否定了市場經濟話語框架下媒體學説中“購買服務”的商業契約；同時又試圖避免政府與壟斷資本結合影響公共輿論。矛盾的是，視聽費制度作為保證NHK獨立性的關鍵一環，後來卻成為NHK合法性的極脆弱一環，這點稍後談到，先簡單説一説NHK是否履行了它的制度責任。在戰後的國內國際形勢下，NHK一方面需要對民眾進行憲法精神和民主規則的普及教育，促進新憲法和政治體制的大眾化和社會化，在國民中建構一種主流的民主觀，使衝突轉變為調和，從而使日本的資本主義民主制走上穩定運作的正軌；另一方面，則要在“公共福祉”的指導下，超脱尖鋭的階層和政治派別的對立來傳遞信息。
1960年的“安保鬥爭”被認為是日本電視時代的第一個重要事件，在報道的過程中，NHK的“左翼傾向”受到了政府的特別留意，內閣甚至專門為此召開會議討論是否要越過法律權限對NHK實施警告，一些自民黨議員和政府官僚也在非公開場合毫不掩飾地表達了自己的憤怒。這委實是NHK的光榮時刻。
與其他私營媒體不同，NHK較少明確展示出激烈的觀點和立場。一方面，由於掌握了更多的公共資源，加之行動有更多的法律保障，在危機期間，NHK的報道是以廣泛的客觀事實為支撐的。例如，對安保條約強行通過過程的報道，直觀地向民眾展示了執政黨背離民主的行為，這也直接導致了自民黨認為NHK在思想上左傾。另一方面，NHK在鬥爭期間製作了大量的特別新聞節目，全面的內容使得NHK與具有鮮明政治立場的私營媒體區分開來。換言之，NHK在安保鬥爭中的新聞報道，很好地印證了它在戰後民主制下的“公共”角色：超越“保守”與“革新”的二分口號，通過“不偏不倚”的客觀報道促成一個“知情”的市民社會，維護憲法在政治和社會運行中的穩定性，使日本獲得“作為民主國家的正統性和安定性”。
其後多年的民調中，觀眾對NHK新聞報道的信賴程度高於其他私營媒體，即使是到了NHK走下坡路的1997年，民意調查仍然顯示，公眾對NHK新聞報道信息的信賴度是私營媒體、政府和國會的兩倍或以上，是所謂“戰後的日本國民關於政府行為的知識，是從NHK這個公共廣播機構而不是從別的媒體獲得的”。
然而，作為去政治化的註腳，NHK的“公共性”日漸尷尬，這裏既有自身運作的矛盾，也有社會意識變化的影響，人們對“公共”內涵的認識正在消逝。1980、1983、1989和1997年的幾次調查顯示，僅有29%～35%的受訪者對NHK的理解是“特殊的公共機構”，而另有25%～29%的受訪者認為它是“國營機構”，23%～31%的受訪者選擇“半官方半民間的團體”，另有4%～6%認為是“民營商業機構”。所以，真的怨不得我國媒體讀出了它“國家出資的媒體”的形象。
NHK的悲劇首先來自它的“公共獨立性”與今天市場霸權的衝突，焦點就是前面提到的視聽費制度，儘管該制度在法理上基於“公共義務”的共同分擔，卻無法説服現實中日益增長的個體權利意識。到2003年末，拒付視聽費的個案已經累積達73萬件，以致NHK需要通過民事法律手段進行追討，這又進一步把自己搞得好像一個反派。實際上，早在1970年代，NHK就因為赤字不得不求助國會立法提高視聽費額度及批准預算，從而不得不走上了照顧多數黨心情的不歸路，但即使如此，NHK從來沒有放棄自己與多數黨壓力對抗的基本立場——哪怕有時候是實質的而有時候是姿態上的——直到安倍力推的籾井勝人會長召開他的就任見面會，説出要“同政府立場一致”為止。
事實上，這幾日的安倍政府，批《朝日》的意圖——對於天天被罵“日奸”加“左棍”的《朝日》而言，被保守政治家批也不是一日兩日，倒像是肯定了其成就一般——遠不如“支持”NHK來得險惡，這實在是對安保運動後保守派一貫政策的繼承，也就是要架空《廣播法》中NHK的獨立性，亦是對其背後憲法精神的攻擊。偏偏和平年代公眾喪失戰爭與革命的記憶，而市場經濟和自由主義話語居於公眾輿論主流，於是，受到法律特殊保護、不參與市場競爭的NHK在一般民眾心目中就成為“壟斷經營”的形象，甚至進一步成為權力機構的代表，活脱脱的反派。在2004年到2005年間，小泉政府正是活用了民眾的這一想法，積極推動NHK的“民營化”。所以，如果NHK歷史上的人物們聽到安倍政府對NHK的褒揚，會是什麼樣的想法呢？如田中角榮和小泉純一郎者都無法攻破的堡壘，卻出現了一位“坦然”表示要“自然……同政府立場一致”的會長，不知為何我總覺得，大概歷代的保守政治家們都會覺得這戲碼太荒誕了吧。
籾井勝人的“站在政府一邊”發言出來後，不免引得苦笑曰“NHK已死，有事燒紙”，但縱然事態悲觀至此，這紙果斷還是燒不下去。因為祭奠從來不只是為了緬懷，而更是為了繼承者的延續；然而現在似乎已經不是“一個NHK倒下去，千萬個NHK站起來”的年代，在去政治化後的霸權之下，NHK與《朝日》般的抵抗力量實在不應該放任它“自然”消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