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煒：要什麼樣的“貴族精神”？

大概因多年來革命不斷，流血太多，及至文革結束，改革開放，人心思定，中國終於步入一個迴歸傳統、告別革命的時代，而近年來，隨着經濟的繁榮，國家的“崛起”，迴歸傳統、“告別革命”的心態與商業訴求相結合，與物質生活富裕之後一部分人對精神的追求相結合，演變為對“貴族”的欽羨，對“貴族品味”的模仿，富裕家庭之爭相送子女讀英美“貴族學校”，社會上興起的一股帶有濃厚小資情調的崇尚“貴族精神”的風氣，彷彿現實生活中乃至歷史上真的存在一個貴族階級供我們學習仿效，充當我們的人生楷模。問題是，真的存在一些人所謂的“貴族精神”嗎？中國真的有提倡他們所謂“貴族精神”的必要嗎？

中國古代貴族

一

講貴族，就得講貴族制度。什麼是貴族制度？是以出身以血統來獎勵個人，分配權力和資源的制度。中國的貴族製為什麼很早便被消滅了？西方的貴族製為什麼已大大式微？這是因為貴族制是一種違反人性，違反自然規律的制度，一種極其荒謬的制度。

中國文明從有詳細記載的歷史開始，貴族階級和貴族制度便已處於解體狀態，而真正塑造中華民族性格，奠定中國文明品質的，根本不是貴族精神，而是主張人格平等的孔孟精神，是主張依靠德行和才能拼搏奮鬥，追求卓越的儒家精英主義。從西方文明的情形來看，使其擺脱中世紀愚昧、走向現代輝煌的也根本不是什麼貴族精神，而恰恰相反，是17世紀以來一直持續發生着的去貴族化運動，即貴族靠邊站，平民進入舞台中心的歷史運動。

為了更好地理解這一點，不妨簡單盤點一下中西歷史上的名人。在三千年有文字記載歷史上留名的人中，尤其是影響了歷史進程、深化和提升了人類認知的傑出人物中，有多少是貴族？從中國方面看，不説近現代，在春秋戰國時期，孔子、孟子、荀子、老子、莊子、墨子、惠施、公孫龍是貴族嗎？樂毅、張儀、蘇秦、范雎、吳起是貴族嗎？魏晉南北朝以後，李白、杜甫、白居易、韓愈、蘇軾、辛棄疾、王安石、范仲淹、朱熹、王陽明、張居正是貴族嗎？從西方古代看，泰勒斯、蘇格拉底、亞里士多德、盧克萊修、耶穌、保羅是貴族嗎？從西方近現代看，達芬奇、倫勃朗、巴赫、莫扎特、貝多芬、莎士比亞、巴爾扎克、牛頓、達爾文、愛因斯坦、康德、黑格爾、馬克思是貴族嗎？都不是。

既然大家如此着迷於貴族精神，也不妨界定一下“貴族”概念。嚴格地講，貴族指的是奴隸制社會和封建社會中，一個享有高於其他階級的世襲權力和財產的階級；與其他階級相比，這個階級最明顯的社會政治特徵是擁有世襲爵位。在歷史的演變中，歐洲國家的貴族制度延續了下來，至今仍存在一個貴族階級。另一方面，雖然貴族社會的爵位在大多數情況下是世襲的，但在近代以來的歐洲，隨着去貴族化運動（貴族喪失其世襲性政治權力）的開展，隨着自由平等理念日益深入人心，貴族逐漸退出歷史舞台。與此同時，越來越多的爵位被加封給平民，而且這種新型“爵位”也越往後世襲性越弱，最後變成一種終身榮譽。假如以這些描述為參照，不難發現不僅今日中國根本沒有貴族，甚至早在秦始皇時代，貴族制度便已被摧毀了。雖然秦亡漢興，貴族制度有所恢復，但這主要是為了安撫戰功卓著者，遠不如周代那麼系統。郡縣官僚帝國制（春秋戰國時期郡縣制即已出現，秦始皇時代遍行全國，至漢代比秦代更為嚴整）成為必然，一直延續到兩千多年後的現代。這就是為什麼魏晉南北朝以後，不僅西周東周意義上的貴族徹底消亡，勢力極大的準貴族——官僚士族——也不可逆轉地式微，劉禹錫“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便是這一情形的生動寫照。

儘管同歐洲相比，中國貴族制度消亡的時間早得多，但這不妨礙我們對中國歷史上的貴族制及與之捆綁在一起的封建制（並非五四以來通常所謂“封建社會”或“封建主義”，而是嚴格學術意義上的封建制，即這麼一種政治形態：對包括土地在內的不動產進行層層分封，由此形成一種君王與封臣、封臣與更低封臣之間的世襲性的契約關係）作一個觀照。中國從周代開始就實行天子對諸侯進行分封的政治制度。此即貴族制，與西方中世紀以降的貴族制度很相似。《禮記•王制》開篇即曰：“王者之制祿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天子之田方千里，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者，不合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田不足五十里的，不能朝會天子，而附屬於近處諸侯，叫附庸）。”這裏，周天子分封的貴族之等級連同其經濟政治特權都有清晰的界説。在三百來年時間裏，這種制度是穩定的。如果此時中國文明已完成了融合吸納“蠻夷戎狄”的歷史任務，貴族制延續的時間也許會更長。事實並非如此。西元前771年周幽王被西戎殺死，平王繼位後為避西戎，從鎬京（今西安市西南）遷都於洛邑（今洛陽），史稱東周。中國歷史進入春秋戰國時期。

從《左傳》的記載來看，春秋初期周天子即已有名無實。諸如鄭國一類諸侯國不但不擁戴周天子，甚至與周王室處於敵對關係。西元前720年，周王室與鄭國竟相互交換人質：“王子狐為質於鄭，鄭公子忽為質於周”（《左傳•隱公》三•三）。西元前707年，周王室及同盟蔡、衞、陳的軍隊被鄭國擊敗（《左傳•桓公》五•四）。這些事實説明，此時周天子已衰落到與先前所封諸侯等同的地步，喪失了實際控制能力，僅僅保有“天下共主”的名義，只是依靠部分公侯的擁戴，才得以支撐殘局。然而，周王室的衰落不僅標誌着周天子所直接統領的政治實體即周國的式微，更重要的是，也標誌着武王克商建立周人霸權以來實行了三百年左右的貴族分封制的式微。事實上，貴族世襲制本身便包含着摧毀這種制度的因子。既然天子封給諸侯的土地是一種世襲的政治經濟權力，“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便難免流為一句空話。因為要讓封臣生活方式即諸侯將其封地的所有權永遠歸於天子，是不可能的；同樣，要讓卿大夫將其封地的所有權永遠歸於諸侯，也是不可能的事。既然天子或諸侯封給我的土地是事實上的私有財產，那麼爭奪、佔領、吞併其他人的土地乃天經地義。這就是為什麼《左傳》的敍述一開始，便是諸侯之間、卿大夫之間，以及諸侯與周天子之間一個又一個的戰爭故事。同樣應當注意，生產力的進步必然衝破舊的生產關係，導致社會結構變化。西周末或春秋初，鐵器得到廣泛使用，庶人得以在“國有”土地之外廣闢新田，這就使情況變得更加複雜起來。庶人既然能新闢和耕種自己的土地，必然疏於對“公田”的治理。統治者不得不採用新的汲取方式，既強迫庶人耕種“公田”，又在其新開闢土地上實行實物地租制度。這不啻是變相承認了土地私有制，進一步消解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觀念。

二

暫且不對生產力的進步如何導致社會結構變動作進一步的探究，歷史記載給我們留下深刻印象的，畢竟是政治實體間的戰爭及相應社會政治後果。需要注意的是，春秋戰爭時期的戰爭不僅發生在諸侯之間或諸侯與周王室之間，如果某公侯像周天子那樣衰落了，戰爭也會發生在公室之下的卿大夫——如三家分晉的韓、趙、魏集團和導致魯國內亂的“三桓”即季孫氏、孟孫氏和叔孫氏；他們只是“犯上作亂”者中較突出者——之間。既有戰爭，便有勝者和敗者。在戰爭中敗北的貴族，其社會地位必然下降，《左傳》中我們看到少數被俘貴族甚至被用作社祭犧牲。同樣的，政治地位在諸侯之下的卿大夫如果在戰爭中失敗了，其社會地位也必然下降。也就是説，戰爭造成了劇烈的社會上下流動，這就使先前相對穩定的世襲貴族制度難以為繼。然而導致社會上下流動的，還不僅僅是戰爭。隨着不同政治實體間的爭奪變得愈來愈激烈，戰爭的頻度和烈度不斷增大，對新型外交家、戰略戰術家、軍官和士兵的需求也不斷增加（許倬雲，《中國古代社會史論》），這就給了並沒有貴族血統、甚至出身寒微的個人以向上流動的絕好機會（因變法而名垂青史的商鞅雖然出身貴族，本人卻是貴族制度最有力的掘墓人，因而其主政變法時期的秦國奉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理念：個人的官職和待遇一律取決於軍功，即便是宗室，沒有軍功也不能獲得爵位）。

所謂社會流動，有上升，也有下降。從宏觀角度看，上升者主要是庶人和士人，而下降者主要是就貴族而言。春秋戰國時期興起的“士”，處於貴族與庶人之間，作為一個社會階層，是上下流動的匯合之所。我們在《論語》中不難看到，顏回和曾點、曾參父子均為士，但顏回是著名的貧士，曾氏父子的祖先卻是貴族。孔子的遠祖也是貴族（殷商貴族），然而至其本人，已有四百好幾十年，早已敗落，於是我們發現《論語》中有“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之夫子自道（參余英時，《士與中國文化》）。

  春秋戰國時代伴隨貴族制度式微的，是社會上下流動頻繁，以及庶人和士人地位的急劇上升。這一時期諸子百家的興起就是這種社會歷史狀況在思想上的反映。事實上諸子百家興起這一事實本身便清楚地説明，貴族社會已處於解體狀態。這從孔子、孟子、荀子、老子、莊子、墨子、惠施、公孫龍的出身就不難看出，先前從未發出過自己聲音的社會中下階層，現在大張旗鼓地表達起自己的世界觀和人生觀來。相比之下，先前君主、貴族除了在文王、周公時代提出過革命性的天命轉移論（《詩經•大雅》曰：“周雖舊邦，其命惟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以外，似乎並沒有對中國民族精神的成長做出更多貢獻。但更能説中下階級的自我伸張，更沉重地打擊世襲貴族制度的，是孔子一類思想家之高揚個人道德主體性，通過對個人道德品質和修養的強調，以“君子”為理想，大力提升個人的精神品質。既然“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論語•顏淵》），貴族血統有何高貴、優越？孟子進一步發展了孔子思想，提出了“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萬物皆備於我”（《孟子•盡心上》）的觀點。有了這種認識，“大丈夫”的主體精神便可望得到高揚，可以也應該做到“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騰文公下》）。其實《論語》中“君子”一詞的詞義變化就反映了貴族的式微。春秋時期，“君子”通常表示貴族，但在孔子及之後時代，該詞表示道德高尚的人，不看出身如何。可以説，孔子在幫助實現“君子”詞義變化的同時，也幫助摧毀了世襲貴族（許倬雲，《中國古代社會史論》）。

這裏可以清晰地看到形式平等的理念，與西方基督教和南亞佛教、耆那教的平等主義精神是一致的。雖然儒家也主張愛有差等，甚至出於避免無謂紛爭或社會有序的考慮，主張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但“有教無類”（《論語•衞靈公》），“學而優則仕”（《論語•子張》），“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孟子•公孫丑上》），“唯仁者宜在高位”（《孟子•離婁上》）之類教誨所包含的形式平等和精英統治理念，無疑是對貴族血統論的徹底否棄。漢武帝以後，儒家成為國家意識形態，貴族制度難以為繼，雖然準貴族主義的士族統治延續到魏晉南北朝時期，但從趨勢看，血統論已成明日黃花。及至隋代，實行科舉制（歐洲公務員資格考試製度即受此啓發而設立，但比科舉制晚一千兩百年），“學而優則仕”理念自此被制度化，人格平等精神在中國大地深入人心，浸潤到民族的骨髓之中，使中國文明在一千多年時間裏享有方方面面的優勢，經濟和社會發展水平長期領先於世界。應當知道，晚至1820年中國經濟總量仍佔世界三分之一，之後雖然迅速下降，1910年以後又開始回升；儘管多次戰爭和革命對這一趨勢有所阻遏，1978年起又重新步入快速發展軌道。今天看來，重新領先世界只是一個時間問題。最終説來，中國文明的優秀表現應歸功於先秦時代對貴族階級的打擊。

三

雖然貴族制度的廢除、主體精神的高揚，以及平等理念的深入人心，使中國文明在長時間裏表現優異，領先世界，但歷史表明，任何一個社會要想長久保持活力，都不能搞民粹主義，更不能搞絕對平均主義。好在儒家在提倡平等的同時，也主張愛有等差、尊卑有序（注意，這與貴族制度下政治經濟權力世襲是兩回事）和學而優則仕的精英主義。如果把今日“貴族精神”描述為這麼一種精神，即具有道德情操、社會責任感，在權力與金錢面前能夠保持人格獨立，更有深厚的文化修養，那麼它與儒家精英主義顯然是相似的。有了人格平等的精神，有了學而優則仕意義上的精英主義理念和實踐，社會上下的流動便能渠道暢通，而正是因了上下流動的渠道暢通，才出現了“朝為田中郎、暮登天子堂”的社會景觀，中國文明也才能夠在長達兩千年的時間裏保持生命活力。需要注意的是，中國文明的生命活力不僅表現在人口、疆域、經濟、文化方面所長期維持的那種巨大規模上，以及建基於這種規模的那種持久的精神、社會和政治統一，也表現在精英文化的維繫、發展和創新上。

為什麼中國的書法能夠在人類藝術史上獨樹一幟，早在4世紀便達到了一個無與倫比的高度？為什麼唐宋詩詞在7至13世紀便達到了如此精緻、典雅的高度，而同一時期西方的詩歌卻如此粗陋不堪？社會經濟發展水平和精神的積累固然重要，但諸如王羲之、顏真卿、李白、杜甫、孟郊、王維、李商隱、蘇軾、秦觀、李清照之類傑出個人的天賦和努力同樣是至關重要的因素。如果中國歷史上真出現過什麼精神貴族，歷代有才能有成就有道德情操和文化藝術修養的傑出個人便是。但他們並不是貴族。即便魏晉南朝的王、謝家族能夠在長達三百多年的時間裏能人倍出，長盛不衰，但從形式上看，他們並沒有爵位，只是士族，所以並不是嚴格意義上亦即中國西周春秋時期和西方中世紀以來那樣的貴族。

如果把有道德修養，有稟賦有成就的個人視為貴族，把他們所體現的理念視為“貴族精神”，那麼春秋戰國以降至清末，中國實在不乏“貴族精神”。歐洲古代雖曾輝煌，但自羅馬帝國衰落至文藝復興的一千多年之間，實在是乏善可陳。只是在走出中世紀愚昧和去貴族化的過程中，歐洲文明才恢復活力，出現了一代又一代像達•芬奇、巴赫、莫扎特、愛因斯坦、康德那樣的精神貴族。因此，如果説近代以來的歐洲真有什麼貴族精神，也絕不應該由威爾士親王（查爾斯王子）一類王族或貴族來代表，而應由達•芬奇、巴赫、愛因斯坦、戴高樂、華盛頓、卡內基、蓋茨一類傑出個人來代表，儘管血統貴族中也產生過拿破崙、丘吉爾一類人。要明白這一點，也許只看一看貴族中的貴族威爾士親王的表現就足夠了。儘管他遵守王室的規章制度，服兵役，還做點公益，但實在説不上真正有才能，有成就，有品味（喜歡馬術和打獵不是品味；這些愛好極其昂貴，一般人根本消費不起），遑論道德情操。英國有關人士指出，他去希臘偏遠山區一座修道院做演講，在油燈下準備演講詞以示生活低碳，但去修道院所乘船隻，卻是價值三千多萬美元的超級豪華遊艇，這不與他所提倡的低碳生活相悖？只是將一幢房子重新裝修一遍，卻又極盡奢華之能事，耗資兩千七八百萬美元，這豈不又是對他所倡導的傳統居住和低碳生活方式的諷刺？

四

中國之所以早在先秦時代便廢除了貴族制度，歐洲之所以早在中世紀末便啓動了去貴族化運動，現如今歐洲貴族已不可逆轉地被邊緣化了，是因為從根本上講，以血統或出身來獎勵個人、分配權力和資源的做法違反人性，違反自然。在自然狀態下，包括靈長類在內的動物羣體的“王”位從來就是開放而非封閉的，即能者而非能者的後代有其位。因為只有通過競爭，才能保證優秀個體享有更多的交配權利，將其優質基因遺傳下去，從而使種羣在物競天擇、優勝劣汰的激烈鬥爭中獲得生存和繁衍機會。從這個意義上講，想要回到貴族統治的極端保守主義絕對站不住腳（就連“二施”也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韙，公然主張回到貴族社會）。只有當削平差別、扼殺優秀的極端民主主義、民粹主義氾濫之時，尤其是當革命不息、社會失範、精英治理的格局遭到嚴重威脅之時，保守主義才有意義。在當今全球化資本主義的條件下，人類面臨的一個巨大難題是，資本的權力表現出一種貴族式世襲的趨勢，有錢人的後代只因老子有錢而享有種種特權（如我們所知，中國的“富二代”問題相當嚴重）。長此以往，人類社會必將墮落，人類作為一個物種前途堪憂。英國之所以輝煌不再，很大程度是因為作為第一個現代資本主義國家，它太過成功，社會供養了太大一個世襲食利階層。

在這方面，美國的發展歷程與舊時代的英國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如我們所知，美國是由舊大陸逃避宗教迫害和政治壓制的人們建立起來的，而舊世界實施宗教迫害的人不僅是教士，還有與教士階層勾結在一起的貴族。無論如何，美國從一開始便沒有貴族。這就是為什麼我們舉不出哪怕一個歷史上留名卻又出身貴族的美國人的名字。美國的“開國之父”中，有些人是大莊園主，如華盛頓、傑弗遜；一些人出身於中下層，如亞當斯是律師，富蘭克林出身貧寒，當了十多年印刷工人，後來成為政治家、科學家和外交家。漢密爾頓本來是西印度羣島的一個私生子，一個無家可歸的孤兒。這些事實清楚地表明，美國並不存在什麼“貴族”。沒有貴族，也就無所謂“貴族精神”。那裏有的，是一種社會上下流動渠道暢通的去貴族化的現代精神，一種精英和平民各得其所的中產階級精神。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美國精英的成功經驗。這裏並不是指八十年代以來美國社會急劇擴大的貧富懸殊，更不是指華爾街寡頭的搶匪行徑所導致的全球金融危機，而是要表揚諸如卡內基、蓋茨一類成功實業家的公益精神和明智的人生哲學。他們與傑出的文學家、藝術家、科學家和政治家一道，代表了當今世界真正的“貴族精神”。在他們面前，一味消耗而非創造財富的威爾士親王們應該感到汗顏。他們還在世甚至正當盛年時，便把大部分個人財產轉為公共財富；他們深知，自己只是財富創造過程的組織者，僅憑個人的努力是不絕對不可能支配如此多資源的；個人財產既然歸根結底是社會的財富，最終就應迴歸社會。他們這麼做不僅體現了社會正義，也恰恰是在為其子孫後代造福。因為沒有巨量財產可以繼承的子孫後代必須依靠個人奮鬥才能取得真正的成功，而正是在追求卓越、創造優異的過程中，他們才能獲得生命的意義。這恰恰是富裕起來的中國人最應該學習和仿效的“貴族精神”。

（本文為作者賜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