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方遠：台獨歷史教科書是怎樣煉成的
【觀察者網按：自1949年以來，兩岸官方首次接觸。2月11日下午，台灣方面大陸委員會負責人王鬱琦來到南京，與國務院台辦主任張志軍會面。兩岸在政治上的握手將統一向前推進了一大步，然而台灣方面在文化上的動盪令人擔憂。近日台灣“教育部”高中歷史新課綱引發“去台獨化”爭議，之前觀察者網已經多次報道。兩岸攜手需要文化歷史上的共識。台灣時評人張方遠（編有《高中歷史課綱烽火錄》）特別為觀察者網撰文，梳理台獨歷史教科書的歷史。台灣有志之士的聲音值得兩岸各方傾聽。】
近來台灣政壇與社會鬧得沸沸揚揚的高中課程綱要（簡稱“課綱”）爭議，其實已非第一次。從李登輝執政時代1997年強行推動的國中（“國民中學”的簡稱，即大陸的初中）《認識台灣》教科書以降，將近20年的時間，經歷兩次“政黨輪替”，教科書的爭議未曾停歇。教科書是當權者意識形態的重要傳輸管道，因而成為藍綠兩黨的兵家必爭之地，由此可見，教科書問題從來不是單純的客觀歷史事實之爭，在根本上就是政治問題——在台灣就表現於國家認同與史觀立場的對立。
一般認為，當代民族國家的教科書系統，是在日據時期傳入台灣。日本殖民末期，為配合殖民母國的全面侵華與戰爭動員之需，殖民當局在台灣開始推動無孔不入的“皇民化運動”，教科書當然也不例外，目的在於將殖民地台灣人民改造為盲目崇拜日本天皇、為天皇犧牲的臣民奴才。
2012年台灣各版本高中歷史教科書
台灣反共意識形態的濫觴：“國編本”教科書
1945年台灣光復、重新復歸祖國，原來的皇民化教育轉變回民族教育，也就是國民黨式的中國民族主義教育。經歷一段磨合期之後，台灣的各級教科書均由“國立編譯館”負責編纂（稱為“國編本”），推動反共民族主義教育，通過教科書將台灣打造成為“反攻大陸”的堅強堡壘。
例如小學《國語》課本有一課《先總統 蔣公小的時候》（以前台灣的公文書或是一般文章，提到“國父”與“蔣公”都一定要“挪抬”），課文如此描寫“偉大的 蔣公”：“有一天，他到河邊去玩，看見河裏有許多小魚向上遊。因為水太急，幾次都被水衝下來，但是小魚還是用力向上遊。”“蔣公看了，心裏想：‘小魚都有這樣大的勇氣，我們做人，能不如小魚嗎？’”“蔣公從小就做事快，不怕難，又有勇氣，所以長大了，能為國家做許多事。”這篇課文成為流傳於台灣社會的“ 蔣公看魚逆流而上”的“勵志神話”。
還有另外一篇經典課文《沒有太陽的地方》：“自從民國38年共匪佔據中國大陸以後，……大陸上的同胞一直過著貧窮不安的日子。他們好像住在黑暗森林裏，看不見陽光，對將來沒有希望。到過中國大陸的人，都説那裏是一個‘沒有太陽的地方’。……滿眼破舊的樣子，一點新的建設都沒有。”再加上國民黨街頭巷尾的口語宣傳：“大陸同胞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下”、“在共匪的暴政下，大陸同胞只能吃樹皮、啃樹根來裹腹”。“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台灣代代相傳對大陸的偏見有其歷史根源。
台灣“國編本”教科書：《先總統 蔣公小的時候》
台灣“國編本”教科書：《沒有太陽的地方》
1988年蔣經國病逝，李登輝掌權後仍沿用根據1983年訂定的高中歷史課綱而編寫的國編本教科書，課本稱北京政府為“匪偽政權”，稱毛澤東為“共酋”。為了突顯國民黨才是中國的“法統”，教科書稱大陸為“敵偽”，強調“中共統治大陸以來，倒行逆施，實行共產制度，實已違反世界潮流”、“共產制度的消滅已成定局”。
中國國民黨籍的“總統”李登輝，在黨政軍權力穩固之後，再加上其背後有本土新興資本家支持，在政治經濟結構上開始出現至今仍為人詬病的“黑金”體制，並逐步推動“台灣國族”建構工程，第一步就是“獨台”化。1994年李登輝對日本作家司馬遼太郎表示：“生為台灣人的悲哀”，“中國、中國人都是模糊的概念”；同年發生“千島湖事件”，李登輝又放言：“中國是‘土匪’”。李登輝的“獨台”工程是有步驟的，先是稱“中華民國‘在’台灣”，接着又推動“總統”由台灣全民直選，並將“台灣省”虛級化（稱為“凍省”或“精省”）。在教育方面，李登輝為貫徹個人意志，特意拔擢主張“同心圓史觀”的歷史學者杜正勝，兩人聯手改造中學社會科教材的史觀論述。
馬英九執政將近7年，各級學校教科書仍充滿濃濃的杜氏“同心圓史觀”。什麼是“同心圓史觀”？按杜正勝1997年的文章《一個新史觀的誕生》所稱：“以台灣為中心，一圈圈往外認識世界，認識歷史”，“由內到外，從鄉土史、台灣史、中國史、亞洲史到世界史，循序漸進”。
杜正勝的“同心圓史觀”，以學術的名義，做為台灣國族建構工程的有力背書，將國民意識形態轉型為脱離中國的國家意識形態。杜正勝自己也説，他的“新史觀”是要“對台灣現實處境和未來提供方針”，“擺脱大中國意識的籠罩，努力建立台灣的主體意識”。杜正勝認為：“台灣的中國人既已承認中共政權，不再自命為中國的正統或中國文化的主流。而政治上，不論‘台灣國’或‘在台灣的中華民國’，都是獨立的政治實體”，“政治上與現在中國大陸上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互不隸屬”。
《認識台灣》教科書橫空出世：反共、反中、親日三位一體
“同心圓史觀”的首次實踐，就是1997年李登輝與杜正勝共同主導出台的國中《認識台灣》教科書，此後教科書中的台灣史部分自中國史獨立而出，至今教科書仍維持着“台灣史─中國史─世界史”的論述順序，台灣史的地位也由地方史上綱為“國史”。這部《認識台灣》教科書，歷史篇將台灣史分為“史前時代”、“國際競爭時期”、“鄭氏治台時期”、“清領時代”、“日本殖民統治時期”與“中華民國在台灣”等階段，不分本質，將荷蘭、西班牙、清朝、日本、中國均視壓迫台灣人的“外來政權”。同時美化日本在台殖民統治，不再稱之為“日據”，強調日本為台灣帶來“工業化”以及“守時”、“衞生”、“文明”等“現代化”，避談其中的剝削與民族差別待遇。並且淡化台灣人前仆後繼的抗日與光復運動，以“接收台灣”取代“台灣光復”。全書最後也不忘讚揚“落實民主法治”的“台灣經驗”，“是中華民國面對中共的威脅卻始終屹立不搖的要因”，以此凝聚台灣人民的“生命共同體”意識。
《認識台灣》（社會篇）內文
在歷次的教科書爭議中，很多人只將目光聚焦於歷史科或國文科，而影響也很深遠的公民社會科卻往往遭到忽略。某位曾任高中公民與社會科課綱編撰委員的社會學者，曾投書指出：“歷史科目前大體上仍然是根據‘實證論’的知識系統，因此會把意識形態寄託於相關‘史實’的選擇與詮釋問題去進行爭辯。但是‘公民與社會’並不須要這樣。因為‘公民與社會’不但不須要刻意隱藏意識形態，反而根本就是關於現代公民教育的有關的意識形態的問題。”上述這段話就反映在《認識台灣》（社會篇），教科書開宗明義即指出台澎金馬是一個“實質上的命運共同體”，“國際上逐漸習稱‘台灣’”。
第6章第2節《台灣精神》更是全書“精華”所在，日本民族的“大和魂”精神在台灣得到了“傳承”，課文稱：“除了有形的文化資產之外，我們還繼承了先民的一些生活方式和生活態度，也就是所謂的‘台灣魂’。”反中與反共的意識形態在這本課本中也得到了華麗且完美的結合：“民國38年以前，無論是在中國或是日本的版圖之內，台灣一直都是政治權力的邊陲地區”，“直到最近，我們還是不屈服於中共政權的‘文攻武嚇’”，“三百多年來，居於統治地位的族羣很少能平等對待台灣人民，長期的屈辱以及一再的壓制，使台灣人不斷地要求平等，珍惜自由，維護尊嚴”。
第8章《民主的滋味》則搭配李登輝所謂“生為台灣人的悲哀”，強調“悲情的歷史”：“四百年來，大部分時間，台人民都不能決定自己的命運”，“台灣政治史是一部未經當地居民首肯並且參與的悲情統治史”。最末章《營造新台灣》便寄希望於台灣學子：“在國際社會中，我們不僅欠缺合理的生存空間，還經常面臨戰爭的威脅”，“到了20世紀末，‘台灣人’已經成為我們在國際社會中的共同名字，一個嶄新的台灣社會也逐漸成形”，“你我都是地地道道的主人”。
《民主的滋味》
這部橫空出世的媚日反華教科書，在當時台灣社會引起相當程度的反彈，例如1997年7月20日TVBS與《新新聞》雜誌合辦“認識台灣教科書大辯論”，由支持《認識台灣》的陳文茜（時為民進黨主席特助）、王拓（時為民進黨“立委”）、段宜康（時為民進黨台北市議員）對辯反對《認識台灣》的李慶華（時為新黨“立委”）、尹章義（時為輔仁大學歷史系教授）與陳昭瑛（台大中文系教授）。台灣著名的排灣族詩人莫那能，更是以其原住民的身份發表聲明嚴厲譴責《認識台灣》教科書，疾呼：“立即修正所有即將印行的教科書，‘認識台灣’必須認識真實的台灣，不是強迫下一代認識虛構的台灣”。幾位台灣文史學者王曉波、李維士、曾健民、黃麗生、潘朝陽、陳昭瑛、劉孝春等人，逐頁逐句完成《認識台灣》歷史篇與社會篇的修訂與批駁，由王仲孚教授主編為《認識台灣教科書參考資料》，1997年9月由台灣史研究會出版。台灣左翼作家陳映真，以許南村筆名，邀請兩岸學者完成《認識台灣教科書評析》一書（1999年台灣人間出版社），批評這部教科書有着“大量的主流政治意識形態干預，民族分離主義的宣傳和新殖民地觀點，使歷史教科書充滿了欺罔和錯誤”，並且逐一反駁教科書中的“台灣文化多元論”、“明鄭獨立王國論”與“日本殖民有功論”等謬論。
在“反共反華”與“親美親日”的政治正確之下，“同心圓史觀”、“日本殖民有功”與分離主義的傾向就此主宰台灣的歷史教科書書寫。李登輝卸任前夕，1999年台灣修法通過教科書“一綱多本”，也就是根據“教育部”的課程綱要，開放民間出版社編寫教科書。原來“一綱一本”制度下肩負教科書編纂的“國立編譯館”於2004年正式退出教科書的編寫工作，並於2011年與“國立教育資料館”合併為“國家教育研究院”。
此後，台灣各級學校的教科書編寫過程成為“三級制”：先由“教育部”邀集專家學者訂定“課程綱要”，再由民間書商分別邀請學者教師根據“課綱”編寫教材，完成之後送交“國家教育研究院”小組審查，審查通過始發給審定執照。
以《認識台灣》教科書為例，歷史篇課程標準制定小組包含以下成員：黃秀政（召集人，中興大學歷史系教授，“教育部”人文社會科教育指導委員會〔下稱人指會〕推薦）、李永熾（台灣大學歷史系教授，“立法委員”推薦）、李國祁（台灣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人指會推薦）、李筱峯（世新學院副教授，“立法委員”推薦）、江如雪（台北市景興國中教師，台北市教育局推薦）、呂實強（“中研院”近史所研究員，人指會推薦）、吳密察（台大歷史系教授，“立法委員”推薦）、張玉法（“中研院”近史所研究員，人指會推薦）、張炎憲（“中研院”社科所研究員，“立法委員”推薦）、黃鼎松（苗栗縣鶴岡國中校長，省教育廳推薦）、温振華（台灣師大歷史系教授，台灣師大推薦）。其中大多數是獨派學者，更不乏台獨立場堅定的“台灣教授協會”成員。
民進黨執政：中國是“外國”，教科書禁用“古今中外”
2000年民進黨籍陳水扁執政之後，教科書的課綱、編寫、審查等三道關卡全面“獨化”。2003年9月台灣“教育部”公佈《高中歷史新課程綱要草案》，仍維持杜正勝的“同心圓史觀”，甚至將明代中期以降的中國史列入世界史的範圍。2004年民進黨執政期間，再度修訂高中歷史課綱，預計2006年實施，稱為《2006暫綱》。該《暫綱》將台灣史與中國史完全分開，台灣史獨立為第一冊；將1945年以前的“中華民國史”列為中國史，1945年之後的部分列入台灣史；同時，也將確立台灣復歸中國的《開羅宣言》定位為“新聞公報”，要求《舊金山和約》與《中日和約》納入教材，教科書中正式記載西方與台獨派所炮製的“台灣地位未定論”。
在社會各方壓力下，時任“教育部長”的黃榮村不敢貿然實施《2006暫綱》，因此陳水扁撤換黃榮村，延攬杜正勝為“部長”，強行貫徹《2006暫綱》的施行。陳水扁卸任前的2007年，台灣“教育部”委託獨派色彩濃厚的“台灣歷史學會”完成《海洋教育與教科書用詞檢核計畫》，下發各家教科書書商，依此“標準”編寫教材。這份報告檢核了當時自小學至高中各領域各版本的教科書，包含國語文、社會、歷史、地理、自然、生活科技、健康、體育、藝術與人文、地球科學、美術、音樂等科目，列出五大“不適合用詞”的“標準”：
（一）“不客觀歷史價值標準、刻意褒揚或貶抑的非中性詞彙”，例如將“日據時期”改為“日治時期”，並禁稱孫中山為“國父”。（二）“自我矮化為地區或主體意識不清”，例如禁用“台灣地區”、“全省各地”與“兩岸”等詞。（三）“台灣與中國大陸分屬不同政權時期的敍述，對中國的地名、歷史朝代、特定人物等，未加註國名”，例如要求將“今山西省新絳縣”的敍述改為“今中國山西省新絳縣”，又如要求將“春秋戰國時代”改為“中國春秋戰國時代”。（四）“敍述日治時期台灣的人、事、物，卻使用大清帝國、中華民國紀年”，例如要求將“中華民國16年”改為“大正5年”。（五）“對於特定詞彙的使用不夠精確”，例如規定不可使用“國字、國畫、國劇、京劇、古典詩詞”等詞彙，來描述“中國特有的文物、文字、書畫、戲劇、詩詞等”；又如規定不得使用“歷史上、古時候、古代、上古時代、老祖宗、古人、先人、先民”等詞彙，來描述“時間或對象泛指中國古代或是古代之人”。
《不適合用詞》檢核
在此情形下，“古今中外”這句成語在教科書中被禁用，1945年台灣“光復”變成了“戰後”，“中國人”被“漢人”取代，“中國文化”變為“漢文化”，“中共”被“中國”或“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中法戰爭”改稱“清法戰爭”，“我國的元朝”改為“中國的元朝”等等。當然，“詩人李白”也要寫為“中國的詩人李白”。翻開厚厚的《海洋教育與教科書用詞檢核計畫》，各種“不當用詞”可説是“罄竹難書”（2006年杜正勝曾稱“罄竹難書”沒有負面之意，指的是“事情多到連紙張都寫不完”）。
這份以政治力強行推動的“不適合用詞檢核報告”，威力驚人，不過是一兩字之差，但已經有效將“台灣中國，一邊一國”的政治宣傳灌輸給台灣學生。當前台灣的社會各階層，早已將“一邊一國”認為是理所當然之事，例如台灣青年到大陸參訪工作求學一律自稱為“出國”，稱“陸生”為“中生”等等。現在台灣中小學主要的新進教師，都是使用1997年之後的反中、反共、台獨化、皇民史觀教科書的一代，分離主義的種子就如此繼續傳播。
國民黨執政：無法扭轉枱灣學生根深蒂固的“兩岸兩國”觀念
2008年中國國民黨再度執政，但獨化教科書並未因此而改善。不只歷史科因襲原有教材，地理科的地圖將台灣與大陸之間標註“國界線”。公民科的課本同樣問題叢生，例如內容談及釣魚島主權爭議，非但未交代日本無理佔據釣魚島，反倒引導學生將該問題思考為三國紛爭（中、台、日）。又如教科書談到國家與政府形式，仍比照過去，將“我國”列為民主政體，將“中國”列為獨裁政體；並設計問題，要求高一學生討論“為什麼中國有成文憲法，卻沒有被列入憲政民主國家？”再如教科書以不小的篇幅，論述了“中國武力仍威脅我國國家安全”，並鉅細靡遺地列出“中國武力犯台的可能模式”：“以飛彈攻擊台灣”、“封鎖台灣對外交通”與“突襲佔領”等，並搭配一張飛彈照片，輔以圖説：“目前中國瞄準台灣的飛彈已達千枚以上”。我們不得不問，這究竟是課本，還是劇本？
馬英九執政之初，當時“教育部長”鄭瑞城公佈沿用扁政府時期修訂的《2009課綱》，引發學界與社會輿論的不滿與批評。後來“教育部”暫緩實施國文與歷史兩科課綱，暫時沿用《2006暫綱》；其他科使用《2009課綱》，但往後延一年才正式上路（因此《2009課綱》直到2010學年度才施行）。為研擬國文與歷史新課綱，教育部組成課綱小組，但成員多數仍為扁時代原班人馬。
《認識台灣》（歷史篇）內文
2010年當時“教育部長”吳清基改組課綱小組，歷史課綱修訂直到2011年上半年才完成並公告，預計2012學年度施行，稱為《2012課綱》。《2012課綱》雖然仍維持“台灣史─中國史─世界史”的敍事順序，但主要有以下五個修訂部分：（一）説明三國時代以來中國大陸與台灣的關係；（二）加入日據時代台灣同胞參與祖國大陸抗日的內容；（三）課綱中註明中國史在1949年之後之所以只寫中共的歷史，是因為中華民國的部分已經寫於台灣史之中；（四）刪除“台灣地位未定論”內容；（五）中國史課時增加為一個半學期。《2012課綱》出爐後，各家書商不願大幅度修改課本內容，將舊課本簡單修改送審，居然還有版本稱日本侵華戰爭為“聖戰”，稱台灣慰安婦是“自願”的。
台灣高中歷史課本，稱慰安婦是“自願”的
馬政府對於課綱的修訂，事實上無濟於事。因為教材的編寫，以及事後的審查，基本上仍被獨派所掌握。例如目前負責審查教科書的“國家教育研究院”，其中高層還包括了杜正勝擔任“教育部長”時代的主任秘書，以及民進黨主席蘇貞昌任台北縣長時代的教育局局長。2013年9月開學前，有3個新版本歷史教科書送交審查，因其內容使用“明鄭”、“日據”、“中共”等詞，以及稱台灣為“以中華文化為主體的社會”等理由，便遭到“國家教育研究院”轄下的教科書審查委員會封殺。
台灣教科書“撥亂反正”：把顛倒的歷史再顛倒過來
如今台灣的課綱爭議再起，根據台灣“教育部”在今年1月13日“課綱微調公聽會”上提供的資料，“同心圓史觀”的台灣史─中國史─世界史論述順序並未更動，主要是更動幾個關鍵用詞，例如將“荷西治台”改為“荷西入台”，將“鄭氏統治時期”改為“明鄭統治時期”，將“日本統治時期“改為“日本殖民統治時期”，重新納入“台灣光復”。同時，新課綱也要求寫進清廷治理台灣期間使台灣成為當時中國最現代化的省份，以及日據時期台灣人民遭受日本統治者的剝削與擠壓，也要求説明五四運動與新文化運動對台灣的影響……等等過去被扭曲的史實。
如果不知道李扁執政將近20年的時間內，對於台灣各級教科書所動的手腳，很可能就會誤以為馬政府兩次的課綱調整，是在強行侵犯台灣原有的歷史記憶與認同。問題在於，現在台灣社會高漲的反對調整課綱的情緒背後，反映出來強烈的所謂“台灣主體意識”，真的是原來就素樸的存在着？還是其實也是被建構出來的呢？
馬政府兩次課綱調整，與過去李扁所推動的教科書“台獨化”相比，根本是小巫見大巫。這次民進黨從上到下高聲抨擊課綱微調，南部綠營執政縣市首長更揚言要抵制新課綱與新教材，但是民進黨根本沒有批評的資格，如果沒有過去李扁將台獨建國理想強加於教材書寫，今天也就沒有課綱微調的問題。民進黨應該做的，不是批評，也不是抵制，而是加速台灣制憲建國的進程，等到哪天台灣國成立了，也就順利成章可以推出屬於台灣國的教科書，要怎麼反共反中反華或是親美親日，自然就沒有阻力了。
同樣的，現在對於課綱調整強烈反彈的獨派學者，其實不必以悲情或是打出學術中立的大旗來包裝立場，也不必用低級的出身論或學歷論來指責參與課綱調整的學者。眾所周知，近20年來，獨派掌握台灣文史學界的學術資源，以立場來決定學術的走向以及評斷學術成果的標準。當前這些學者的反彈，不過是對於兩岸關係和平發展與逐漸融合趨勢的焦慮，深怕既得利益在兩岸整合過程中有所損失。
這次課綱的微調，只是台灣教科書問題的冰山一角，2014年即將上路的“12年國教”，其課綱制訂與教科書編寫才是真正的戰場。説得再白一點，課綱與教科書之爭，不是低層次的“藍綠惡鬥”（更何況這次國民黨內部幾乎無人出面為課綱調整辯護），也不必拿課綱調整會影響學生準備考試的方向等理由來轉移焦點。説穿了，課綱與教科書之爭就是政治問題，也就是國家認同之爭，更是立場之爭，是要站在侵略者、殖民者與台獨的立場，還是站在反侵略與反殖民的人民立場？台灣社會對於課綱調整的反彈，正好説明了台獨史綱經歷若干年的發酵，已經取得了現階段的勝利。課綱調整“撥亂反正”只是第一步，把顛倒的歷史再顛倒過來，而接下來應該尋求建立新史觀的可能性，構建一套兩岸之間與東亞地區共同的記憶與史觀，以新的共同史觀來因應新時代的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