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大偉：福州——三個法國人在幸福之州
觀察者網按：近年來，隨着中國日益崛起的事實被廣泛感知，越來越多西方有識之士意識到與中國友善合作的必要性。他們也試圖理解中國的歷史文化，儘管未必準確甚至有很大誤區。到故紙堆中翻找材料，尋找以往友好的歷史也是嘗試之一種。法籍教授高大偉先生的這篇文章就是如此。聰明的讀者不難發現在其中的友善之外，還有政治歷史觀的衝突。我們應當怎樣看待西方殖民時期暴力壓迫之外的某種温情脈脈？怎樣看待當時部分西方人對中國那一份眷戀？這與緬懷遠東巴黎繁榮的夜生活，或者説一句“沒有殖民者推動，我們的文明還滯留在黑暗中”是否有模糊的相近處？怎樣處理碎片化的實證歷史材料？如何面對並化解帝國主義的温情凝視？但我們已有足夠的自信和包容，讓法國朋友的聲音通過我們網站傳播，增加我們的理解，提供不同的史觀對照，供讀者自己甄別。
今日福州
法國著名的作家及外交官保羅•克洛代爾在59歲那年，離開了中國20年後，在一首詩作中表達了想再次回到遠東的強烈願望。在他的腦海中，最讓他懷念的中國城市是福州：“讓我再次遊歷福州吧！讓我重温舊夢吧！我感到那裏的事事物物都在呼喚着我，我忽視了他們。”
北京和天津地處長江之北，上海背靠長江三角洲，在中法關係史上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地處長江之南的福州同樣在兩國的交往史上起到了橋樑的作用，它的地位還有待人們重新發掘。
位於中國東南沿海的福州，是福建省的省會，面向大海通向世界，造就了它包容開放的性格。根據保羅•克洛代爾的描述，福建是一個陽光普照，色彩斑斕的人間天堂，在中法交往史上也是人才輩出。
法國海軍軍官日意格（1835-1886）22歲來到中國，當時正值清朝咸豐皇帝統治的年代，他學習中文並加入了長捷軍，這是一支中法聯合部隊，以對抗當時洪秀全領導的太平軍。
十年後，在清朝官員左宗棠推展洋務的支持下，日意格在福建馬尾創辦了福州船政局，在1867-1874年間他與清朝欽差大臣林則徐（查禁鴉片的民族英雄）的女婿沈葆楨共同推動中國海軍的現代化，創建了中國第一個造船廠。
日意格不僅是一個自律嚴謹的海軍軍官，他亦悠遊於中西文化的汪洋大海之中。他的貢獻不僅止於軍事，在教育上，他也成為了一個開路先鋒。在福州船政局之下，他創辦了一箇中法學堂，培養出了中國近代史上著名的翻譯家嚴復（1854-1921）以及外交官陳季同（1851-1907），他是歷史上第一個能用法語寫作，將中國文化介紹給歐洲讀者的中國人。
福州船政局的造船團隊（中為日意格）
他的第一本法文書《中國人自畫像》出版後，在巴黎獲得了巨大的成功，成為了巴黎的名人，當時的法國著名攝影家納達爾（Nadar）特別為他拍攝肖像。
陳季同的筆風幽默機智，他曾寫作一篇文章《如何成為巴黎人》與另一篇由日意格寫作刊登在1885年費加羅報上的《如何成為中國人》兩篇文章交相呼應，反映出了中法兩位作家的默契。
不幸的是，中法戰爭爆發了。1884年8月23日一場由法國海軍司令古北（Amédée Courbet）領導，發生在福州附近的馬江海戰，幾乎徹底摧毀了日意格與沈葆楨費盡心血構建的福州造船廠。
以日意格職位，他沒有能力停止好戰的時任總理茹費裏（Jules Ferry）對清廷的宣戰。他對於那時候法國前後不連貫的遠東政策深表不滿，卻無能為力。福州之役後，中法關係大傷，一直要等到戴高樂將軍於1964年承認中國人民共和國政權，兩國的關係才重新開始一個互信的時代。
1886年2月26日在巴黎瑪德琳教堂，日意格的葬禮上，作為日意格的學生與朋友，陳季同發表了一篇悽美的悼辭：“他開啓了我們的心靈，教導我們文學、藝術、和平、與普世的文明，但是慷慨的他，如果地下有知，一定不願我在大家面前表達對他一言難盡的感恩之意。”
1885年法國農學家尤金•西蒙（Eugène Simon）出版了《中國城市》一書，書中展現了他對福州這一城市的敏鋭觀察力，也成了對中國有興趣的人們一個借鑑。
西蒙對中國社會的潛能之強調，與當時大部分書籍都在描述的中國的衰落形成了強烈的對比，他瞭解到假以時日中國必能再造文明的光輝。
西蒙在福州郊區展開了他對當地農業與茶葉的田野調查工作，他特別調查了當地一家農户王明才的家族變遷史，他向世人介紹了這片有如世外桃源的村落。
從精力充沛的行動家日意格到觀察入微的人文科學家西蒙，接下來他們帶領了第三個來到福州-幸福之州的第三個法國人。
保羅•克洛代爾（Paul Claudel，1865-1955）是法國現代文學大師，從1895年到1909年前後作為外交官來到中國，前後14年，其中5年在福州度過。
在福州居住期間他寫作了生命中幾部重要的作品：《認識東方》、《詩的藝術》、《正午的分界》，在最後的這部作品中，他把自己現實生活中的愛人羅薩利（Rosalie Vetch）寫進了作品，化身為劇中的女主角。
這三部在福州期間構思的作品，展現了保羅•克洛代爾所有詩作的重要命題及哲學觀，他之後的作品只是圍繞着這一命題展開。
在《詩的藝術》一書中保羅•克洛代爾提出了一個概念：他將法文中的naissance（誕生）和connaissance（認識）兩個字合併成一個字co-naissance，意即透過認識福州，詩人自身也重新認識了自我，經歷了重生。
1948年《正午的分界》搬上了舞台，在巴黎公演，保羅•克洛代爾要求在巴黎的劇場內佈置大量的綠色植物，重現有如身在福州的景觀。當80歲的保羅•克洛代爾坐在台下看着台上女主角的彩排時，不禁想起自己30多歲時在福州度過的時光還有他的愛人羅薩利（Rosalie Vetch）不禁感動的掉下淚來。
伽多費（Gilbert Gadoffre）在他的名作《保羅•克洛代爾與中國》一書中，頗有洞見地作了總結：“保羅•克洛代爾本身不自覺地帶有雙重性格，就好像一座華麗的巴洛克教堂下面還有一層中國式的地宮。”
閩江邊的榕樹、寶塔、鼓嶺的避暑山莊、三坊七巷的水榭石台，呼喚着保羅•克洛代爾，福州-幸福之州也等待着我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