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娜回憶15歲被美國海關鎖在小黑屋（多圖）

《獨自上場》是“網壇一姐”李娜的自傳，講述李娜30年的人生故事，2012年由企鵝圖書聯合中信出版社率先出版。在持續熱銷之後，中信出版社又宣佈將在2014年出版該書的增補版。

以下為《瞭望東方週刊》節選片段，李娜回憶自己15歲時父親剛剛去世，自己獨自去洛杉磯參加耐克贊助的訓練營，卻在入關時遭到美國海關反覆盤問，被鎖進小黑屋，出來時原來的航班已經飛走了。。。。。。

李娜自傳《獨立上場》2014年將出增補版

父親去世以後，媽媽比年少的我更六神無主。爸爸生病欠下的債沒有着落，操辦喪事又要花錢，媽媽拿不準怎麼辦好，索性凡事都和我商量。

我忽然覺得自己很強大，強大到可以撐起這個家，可以保護媽媽。

小時候，我對錢完全沒有概念，需要換拍子、換鞋子的時候，就和爸媽開口要。稍大一點開始打比賽，隊裏發了獎金也全交給爸媽處理。真正開始意識到錢的重要，是從爸爸去世才開始的。為了還清給爸爸治病欠下的債，媽媽把房子租了出去，自己搬回武昌孃家住。有一次她躊躇再三，猶猶豫豫着問我打全運會的獎金什麼時候發，她一個人的工資不夠還債。

我非常希望自己能多打幾場比賽。我多打一場比賽，獎金就多一點，就能早一點把家裏的債還清。

那一年我15歲。

李娜100天留影

 

省隊和教練

進省隊的日子沒我開始想象的那麼快活。

從我1991年進湖北省的集訓隊起，帶我的教練就是餘麗橋，她一直帶我到2002年我第一次退役的時候。她是湖北隊教練，後來進國家隊也是她一直在帶。這9年時間裏，我與她一起相處時間最長，受她的影響也最多。

餘教練是位相當敬業的好教練，但是脾氣火爆、風格強硬。她以對球員要求高、紀律嚴而聞名。如果一件事情她説了兩三次以後你還改正不了，她就會很急地衝着你説“教豬都教會了，你怎麼這麼笨還沒學會”，有種恨鐵不成鋼的感覺。

李娜（最前面）2歲和家人合影

小孩肯定會有逆反心理。我每次聽到這樣的話，心裏就會想，你教豬都能教會，那你就教一個給我看看啊。女孩受委屈時多少會哭一哭，餘教練最看不得別人哭，“哭什麼？還好意思哭？”可如果你不哭了，她又會説：“你到底有沒有腦子，這麼説你都沒感覺。”剛開始被這樣説，心裏相當難受和委屈，甚至會影響練習的情緒。後來她再説這些話時，已經傷害不了我了。我已經麻木了，習慣了。

我的感覺就是自己怎麼做都不對。那時我和李婷都是餘教練帶，李婷比我大一些，那時候我們還是在沙土地上打球，她給我們喂球，我和李婷一起打。如果我們誰有一個正拍的球失誤了，她就會大發雷霆，巴拉巴拉説一大堆。如果我們連續失誤，她會不耐煩地一把把我們推下去，劈頭蓋臉地一通“滾滾滾”！

我在跟餘教練的9年當中，幾乎沒有得到過表揚，甚至沒有機會表達自己的想法。所以直到現在，我從來沒有一次覺得自己是聰明的，一直覺得自己是那種傻傻的，可能當時的影響太深了。

後來有人説我“內心強大”。我不由得苦笑：任何人在這樣的教育下成長起來都會內心強大，不是嗎？

李娜5歲留影

這不是説餘教練人不好，她是一個非常敬業的教練、非常剛正的人。她是1957年出生的，丈夫英年早逝，留下她獨自撫養剛剛兩歲的孩子。現在想來，一個年輕女人帶着孩子，還得肩負沉重的工作超負荷運轉，也挺不容易的。每次她帶我們出去打比賽，就得讓孩子的舅舅過來帶孩子。從集訓隊到專業隊，那麼多隊員裏選一個。我的家庭環境幾乎是隊裏最差的，還是選了我。有的時候，她還要自己出錢帶我們打比賽。這些都説明她的人品是剛正、無私的。

只是餘教練脾氣太火爆，印象裏她從來沒有輕言細語地説過話。我們犯了什麼錯誤，她説一遍我沒改，她立馬就爆炸了。我們一起訓練的隊員，從來沒有比如“今天起牀感覺天氣很好或者很高興”這種感覺，每天一起牀就想“馬上又要訓練了，又要捱罵了”，戰戰兢兢、如履薄冰，不知道什麼時候就會犯錯，也不知道什麼時候教練會突然罰你跑步。所有隊員都惶惶不可終日—我們不知道懲罰什麼時候會來，我們只知道它一定會來的。

成年後我知道這不是教練個人的問題。中國自古有“嚴師出高徒”的説法，教練對弟子們都是非常嚴厲的。在如此壓抑的環境里長大的弟子們後來退役當了教練，會不自覺甚至變本加厲地壓制自己的弟子。這多少有點“多年媳婦兒熬成婆”的意味。

也是因為他們根本不會別的教育方式。這一代教練是這麼壓他們的，等他們大了當教練後就也那樣壓下面的新隊員，就這樣一代一代地壓制下去，所有隊員都是在超強壓的訓練方式下成長的。這非常不人性，但 很見效。在“出成績”的誘惑下，一切高壓手段都是被默許的。

李娜6歲和爸爸媽媽合影

 

洛杉磯機場的小黑屋

進入省隊後不久，我就為自己爭取到了一次出國交流的機會—那時省隊通知我去北京參加青少年集訓，來自全國各地的被認為有發展前途的網球少年都聚集於此。這是國家網球中心舉辦的活動，耐克中國公司擔任贊助商，經過一番精挑細選，一共有六男六女十二名運動員被選送進入耐克訓練營。

最終的優勝者獲得去美國網校學習10個月的機會，我非常幸運地贏得了這個機會。

在1997年，辦簽證還是件非常麻煩的事，也費了不少周折。而我此刻的精力更多地要用在上海舉辦的全運會比賽上。全運會一結束我就要遠渡重洋，媽媽放心不下我，獨自來到上海看我，我們母女倆見縫插針地見了一面。媽媽送我到機場就忍不住哭了，一面是捨不得我小小年紀就要遠渡重洋，在異國他鄉生活，連個伴都沒有；另一面也是思念離世不久的父親，但又不能明説，只能以眼淚來抒發心中的鬱結。

耐克公司聯繫的網球學校在得克薩斯，上海只有直飛洛杉磯的班機，我要在洛杉磯轉機一次才能到達目的地。當時我辦的是學生簽證，需要有一張I-20表才能過關，但是監護人在我出國之前忘記給我這張表，入關的時候海關的工作人員如臨大敵，反覆盤問我這張表的去向，那個時候我一句英文不會講，大家只好大眼瞪小眼地僵持着。

最後他們找到一個懂中文的翻譯來問我，我告訴他我沒有見到過這張表，他們不信，説這不可能。又問我來美國是準備去哪裏，呆多長時間，我就告訴他們我要去的那家網校的名字，然後，他們還打開我的兩包行李細細檢查。

我的行李非常簡單，除了必需的生活用品就是耐克贊助的運動服。這番交涉的結果，是他們把我關到一間小黑屋裏，自己去聯繫我要去的網校。

我不知道他們把我鎖在小黑屋裏是什麼意思，只知道自己將要乘坐的班機馬上就要起飛了。我嚇壞了，我不知道自己犯了什麼錯。房間裏沒有燈，我一個人在黑暗中手足無措地坐着，還掉了幾滴眼淚。之前打青少年賽也出過幾次國，但那都是在有領隊和翻譯陪同的情況下，我從來沒有遇到過這種情況。

大約在小黑屋裏呆了20分鐘，海關的人把我放出來了，他們聯繫到了網校的人，告訴我説你可以走了，但是你得在兩個月內讓學校的人幫你去移民局補辦這張表。

1998年李娜和家人合影

這時，我原定要搭乘的班機已經飛走了。也不知是從哪兒來的膽子，我開始向身邊的人尋求幫助，因為不懂英語，我就專找亞洲面孔的人求救。有一位男士人非常好，他告訴我下一班飛往得克薩斯的航班在明天早上6點，他可以幫我申請把機票改到那一班。

當時是下午4點，我要在機場等待14個小時。我自己一個人推了一輛行李車，車裏是滿滿的行李，坐在候機大廳巨大的玻璃窗前面看着外面廣闊的天空。天將黑的時候，我看到一架飛機從跑道上起飛。我認出那是回國的飛機，那一刻我非常非常希望自己就在那架飛機上，它能帶着我飛回中國，飛回家。

但是我不能。我就那麼坐着，看外面的天空一點點從藍變黑，眼淚無聲地掉下來。等待期間，我束手無策，不知道該怎麼辦。我還想給網校打電話，但最終因為語言不通而放棄了。後半夜，機場的人越來越少了，我就這樣在機場坐了一夜，連去洗手間也要推着行李車。

有時候我真想穿越回去，告訴那個在陌生人羣中茫然無助的中國女孩兒：振作點兒，一切都會好的。但有時又覺得不必。那些小磨難和小障礙，最後都被證明是命運指派給我的催熟劑，它們讓我學會勇敢和承擔。

  小小的聯合國：得克薩斯網球學校

當第二天清晨我登上班機，磕磕絆絆地來到了得克薩斯時，網校的教練已經等候我多時了。

我在網校的前兩個星期，一句英文都聽不懂。之前比我早去網校的中國男生已經出去打比賽了，唯一能夠溝通的台灣球員又和我住得很遠—為了讓學員們早日熟悉英文環境，網校安排住處時將我們隔開了。

我同屋的美國女生大我兩歲，這個美國姑娘和我以往接觸到的中國孩子不同，非常外向且健談，不管我能不能聽懂，她每天都要噼裏啪啦對我説一大通英文，實在交流不了，我倆就打手語，比比畫畫地告訴對方：該吃飯了！該去訓練了！該睡覺了！她對我的英文進步起了很大作用。

在網校，我們的學習和訓練時間是對半分的。早上，黃色的大校車送我們去離網校10分鐘車程的學校上課。到了中午再接我們回來，大家一起去網校的食堂吃飯。下午1點半開始訓練或是打友誼賽，有時還有體能教練帶我們練體能。晚上6點半左右開晚飯，之後是自由活動時間。網校附近一定有個飛機場，我總能在訓練時看到飛機掠過頭頂。我不由得又開始幻想，如果那正是回國的飛機，而我就在飛機上面，那該多好！

2001年的李娜

網校像一個小小的聯合國，彙集了來自全世界的各種膚色、操着各種語言的孩子，在這裏可能會遇到八九歲就已經打得有模有樣的小朋友，也有可能看到20歲出頭的職業選手在賽季結束後來訓練幾個星期。我們上午學的課程主要是語言和數學，中國來的孩子們應付此地的數學課程幾乎不費吹灰之力，我們的主要精力基本放在攻克語言關和打友誼賽上。

後來我看到有報道説“美國先進的訓練手段，讓李娜的球技有了明顯的提高”，説老實話，訓練計劃什麼的，哪兒都差不多。網校的優勢在於打比賽的機會比較多，可以讓隊員積累起豐富的實戰經驗。

我在網校打了10個月，排名浮動在第三、第四名的位置上。當時在網校最有名的是一位比我大一歲的匈牙利女生，她起點很高，那時就已經打到了世界青少年賽前三四名的位置，網校很重視她，專門請了一位資格很老的教練單獨帶她。後來我們都長大了，參加職業賽事時，我還不時在賽場上遇見她。每次相逢大家都會微微一笑，打個招呼——我們在網校共同生活了10個月，還不時一起坐車出去比賽，雖然談不上是多好的朋友，但在多年後看到少年時的熟面孔，還是有一種“原來你也在這裏”的親切感。

我最後一次在賽場上見到這個匈牙利女孩是在2007年，這幾年基本見不到了—網校的朋友似乎都退役了，當年和我一起進入耐克訓練營的大陸男生比我大一歲，現在也退役了。當年台灣選送的男孩子球技非常厲害，在青少年賽中排名很高，後來不知道什麼原因很少聽到他的消息，現在大概也已經不打球了。

語言和東西方文化的差異造成了隊員間交流的障礙，加上我天性喜靜，和網校的同學們並不是非常熟。平時大家都忙着比賽和學習，還不至於太冷落寂寞，等到聖誕節的時候，校友們都回家與家人團聚了，偌大的校園驀然空空蕩蕩，只剩我們三個中國人。

時節又是寒冬，大家不約而同地沉默了，那種孤單的感覺實在難以言表。儘管校外的街道上飄着悦耳的聖誕歌曲聲，但那並不是屬於我們的節日。

李娜和丈夫姜山在一起

堅硬得像塊石頭

實在想家的時候，我就寫信。多年後，我媽説她把我的比賽視頻都存在移動硬盤裏，想我的時候就拿出來插在電腦上，想看哪場球就看哪場球，我打哪場比賽時説了什麼，穿着什麼衣服，她都知道。但在當時，我連打電話的錢都沒有，寫信就是我排遣寂寞的最重要的活動。

爸爸去世後，我把工資卡給了媽媽，希望早日還清家裏欠的債，能讓媽媽過上好一點的生活。有時打比賽，主辦方會發點獎金，這就算是我的零花錢。

出國後，媽媽擔心我手頭拮据，在每一封來信裏她都要問我還有沒有錢，我就回信告訴她我很好，不缺錢。

真是諷刺的現實，我們倆都窮得要死，但都在拼命向對方保證：我很好，我有錢。

現在想來，那些信件大概流露出不少稚嫩的自負，很多信都寫得像決心書似的，內容也大同小異：媽媽，我今天和誰誰打球了，打的情況如何如何，我會繼續努力什麼什麼的。媽媽給我的回信除了鼓勵之外，更多的則是對我生活狀況的探問。她惦記我，又不敢説太多家長裏短的話讓我分心。

網校運動員的比賽經費是固定的，比賽打完，經費也就用光了，耐克不能給我們額外的補助。我在網校提高得比較快，成績也不錯，教練希望我能儘可能多地參加比賽，我給媽媽打電話，她趕緊去找餘教練商量辦法。餘教練立刻陪着媽媽去找體工大隊，告訴他們我的成績很不錯，遊説大隊給我投資，軟磨硬泡才爭取來寶貴的1000美元。

李娜和媽媽在一起

據説少年時期的遭遇最容易影響一個人，因為那是他／她人生觀和價值觀形成的核心時期。小時候的我簡單快樂，需要什麼張口告訴爸爸媽媽就好，父親去世後，我的世界都像是變了顏色。每次我回憶起少女時代的往事，感覺都像是灰色的，沒有像別的女孩子那麼輕鬆、那麼美麗、那麼羅曼蒂克的感覺。那時的我倔犟、憂鬱，堅硬得像塊石頭。

清寒艱苦的少女記憶或許將會深入骨髓地伴隨我走一生吧，不管之後多麼富有、多麼輕鬆，那個努力攢錢還債的女孩子始終盤踞在我心中，揮之不去。她影響我的程度，也許比我以為的還要深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