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娜回憶15歲被美國海關鎖在小黑屋(多圖)
《獨自上場》是“網壇一姐”李娜的自傳,講述李娜30年的人生故事,2012年由企鵝圖書聯合中信出版社率先出版。在持續熱銷之後,中信出版社又宣佈將在2014年出版該書的增補版。
以下為《瞭望東方週刊》節選片段,李娜回憶自己15歲時父親剛剛去世,自己獨自去洛杉磯參加耐克贊助的訓練營,卻在入關時遭到美國海關反覆盤問,被鎖進小黑屋,出來時原來的航班已經飛走了。。。。。。

李娜自傳《獨立上場》2014年將出增補版
父親去世以後,媽媽比年少的我更六神無主。爸爸生病欠下的債沒有着落,操辦喪事又要花錢,媽媽拿不準怎麼辦好,索性凡事都和我商量。
我忽然覺得自己很強大,強大到可以撐起這個家,可以保護媽媽。
小時候,我對錢完全沒有概念,需要換拍子、換鞋子的時候,就和爸媽開口要。稍大一點開始打比賽,隊裏發了獎金也全交給爸媽處理。真正開始意識到錢的重要,是從爸爸去世才開始的。為了還清給爸爸治病欠下的債,媽媽把房子租了出去,自己搬回武昌孃家住。有一次她躊躇再三,猶猶豫豫着問我打全運會的獎金什麼時候發,她一個人的工資不夠還債。
我非常希望自己能多打幾場比賽。我多打一場比賽,獎金就多一點,就能早一點把家裏的債還清。
那一年我15歲。

李娜100天留影
省隊和教練
進省隊的日子沒我開始想象的那麼快活。
從我1991年進湖北省的集訓隊起,帶我的教練就是餘麗橋,她一直帶我到2002年我第一次退役的時候。她是湖北隊教練,後來進國家隊也是她一直在帶。這9年時間裏,我與她一起相處時間最長,受她的影響也最多。
餘教練是位相當敬業的好教練,但是脾氣火爆、風格強硬。她以對球員要求高、紀律嚴而聞名。如果一件事情她説了兩三次以後你還改正不了,她就會很急地衝着你説“教豬都教會了,你怎麼這麼笨還沒學會”,有種恨鐵不成鋼的感覺。

李娜(最前面)2歲和家人合影
小孩肯定會有逆反心理。我每次聽到這樣的話,心裏就會想,你教豬都能教會,那你就教一個給我看看啊。女孩受委屈時多少會哭一哭,餘教練最看不得別人哭,“哭什麼?還好意思哭?”可如果你不哭了,她又會説:“你到底有沒有腦子,這麼説你都沒感覺。”剛開始被這樣説,心裏相當難受和委屈,甚至會影響練習的情緒。後來她再説這些話時,已經傷害不了我了。我已經麻木了,習慣了。
我的感覺就是自己怎麼做都不對。那時我和李婷都是餘教練帶,李婷比我大一些,那時候我們還是在沙土地上打球,她給我們喂球,我和李婷一起打。如果我們誰有一個正拍的球失誤了,她就會大發雷霆,巴拉巴拉説一大堆。如果我們連續失誤,她會不耐煩地一把把我們推下去,劈頭蓋臉地一通“滾滾滾”!
我在跟餘教練的9年當中,幾乎沒有得到過表揚,甚至沒有機會表達自己的想法。所以直到現在,我從來沒有一次覺得自己是聰明的,一直覺得自己是那種傻傻的,可能當時的影響太深了。
後來有人説我“內心強大”。我不由得苦笑:任何人在這樣的教育下成長起來都會內心強大,不是嗎?

李娜5歲留影
這不是説餘教練人不好,她是一個非常敬業的教練、非常剛正的人。她是1957年出生的,丈夫英年早逝,留下她獨自撫養剛剛兩歲的孩子。現在想來,一個年輕女人帶着孩子,還得肩負沉重的工作超負荷運轉,也挺不容易的。每次她帶我們出去打比賽,就得讓孩子的舅舅過來帶孩子。從集訓隊到專業隊,那麼多隊員裏選一個。我的家庭環境幾乎是隊裏最差的,還是選了我。有的時候,她還要自己出錢帶我們打比賽。這些都説明她的人品是剛正、無私的。
只是餘教練脾氣太火爆,印象裏她從來沒有輕言細語地説過話。我們犯了什麼錯誤,她説一遍我沒改,她立馬就爆炸了。我們一起訓練的隊員,從來沒有比如“今天起牀感覺天氣很好或者很高興”這種感覺,每天一起牀就想“馬上又要訓練了,又要捱罵了”,戰戰兢兢、如履薄冰,不知道什麼時候就會犯錯,也不知道什麼時候教練會突然罰你跑步。所有隊員都惶惶不可終日—我們不知道懲罰什麼時候會來,我們只知道它一定會來的。
成年後我知道這不是教練個人的問題。中國自古有“嚴師出高徒”的説法,教練對弟子們都是非常嚴厲的。在如此壓抑的環境里長大的弟子們後來退役當了教練,會不自覺甚至變本加厲地壓制自己的弟子。這多少有點“多年媳婦兒熬成婆”的意味。
也是因為他們根本不會別的教育方式。這一代教練是這麼壓他們的,等他們大了當教練後就也那樣壓下面的新隊員,就這樣一代一代地壓制下去,所有隊員都是在超強壓的訓練方式下成長的。這非常不人性,但 很見效。在“出成績”的誘惑下,一切高壓手段都是被默許的。

李娜6歲和爸爸媽媽合影
洛杉磯機場的小黑屋
進入省隊後不久,我就為自己爭取到了一次出國交流的機會—那時省隊通知我去北京參加青少年集訓,來自全國各地的被認為有發展前途的網球少年都聚集於此。這是國家網球中心舉辦的活動,耐克中國公司擔任贊助商,經過一番精挑細選,一共有六男六女十二名運動員被選送進入耐克訓練營。
最終的優勝者獲得去美國網校學習10個月的機會,我非常幸運地贏得了這個機會。
在1997年,辦簽證還是件非常麻煩的事,也費了不少周折。而我此刻的精力更多地要用在上海舉辦的全運會比賽上。全運會一結束我就要遠渡重洋,媽媽放心不下我,獨自來到上海看我,我們母女倆見縫插針地見了一面。媽媽送我到機場就忍不住哭了,一面是捨不得我小小年紀就要遠渡重洋,在異國他鄉生活,連個伴都沒有;另一面也是思念離世不久的父親,但又不能明説,只能以眼淚來抒發心中的鬱結。
耐克公司聯繫的網球學校在得克薩斯,上海只有直飛洛杉磯的班機,我要在洛杉磯轉機一次才能到達目的地。當時我辦的是學生簽證,需要有一張I-20表才能過關,但是監護人在我出國之前忘記給我這張表,入關的時候海關的工作人員如臨大敵,反覆盤問我這張表的去向,那個時候我一句英文不會講,大家只好大眼瞪小眼地僵持着。
最後他們找到一個懂中文的翻譯來問我,我告訴他我沒有見到過這張表,他們不信,説這不可能。又問我來美國是準備去哪裏,呆多長時間,我就告訴他們我要去的那家網校的名字,然後,他們還打開我的兩包行李細細檢查。
我的行李非常簡單,除了必需的生活用品就是耐克贊助的運動服。這番交涉的結果,是他們把我關到一間小黑屋裏,自己去聯繫我要去的網校。
我不知道他們把我鎖在小黑屋裏是什麼意思,只知道自己將要乘坐的班機馬上就要起飛了。我嚇壞了,我不知道自己犯了什麼錯。房間裏沒有燈,我一個人在黑暗中手足無措地坐着,還掉了幾滴眼淚。之前打青少年賽也出過幾次國,但那都是在有領隊和翻譯陪同的情況下,我從來沒有遇到過這種情況。
大約在小黑屋裏呆了20分鐘,海關的人把我放出來了,他們聯繫到了網校的人,告訴我説你可以走了,但是你得在兩個月內讓學校的人幫你去移民局補辦這張表。

1998年李娜和家人合影
這時,我原定要搭乘的班機已經飛走了。也不知是從哪兒來的膽子,我開始向身邊的人尋求幫助,因為不懂英語,我就專找亞洲面孔的人求救。有一位男士人非常好,他告訴我下一班飛往得克薩斯的航班在明天早上6點,他可以幫我申請把機票改到那一班。
當時是下午4點,我要在機場等待14個小時。我自己一個人推了一輛行李車,車裏是滿滿的行李,坐在候機大廳巨大的玻璃窗前面看着外面廣闊的天空。天將黑的時候,我看到一架飛機從跑道上起飛。我認出那是回國的飛機,那一刻我非常非常希望自己就在那架飛機上,它能帶着我飛回中國,飛回家。
但是我不能。我就那麼坐着,看外面的天空一點點從藍變黑,眼淚無聲地掉下來。等待期間,我束手無策,不知道該怎麼辦。我還想給網校打電話,但最終因為語言不通而放棄了。後半夜,機場的人越來越少了,我就這樣在機場坐了一夜,連去洗手間也要推着行李車。
有時候我真想穿越回去,告訴那個在陌生人羣中茫然無助的中國女孩兒:振作點兒,一切都會好的。但有時又覺得不必。那些小磨難和小障礙,最後都被證明是命運指派給我的催熟劑,它們讓我學會勇敢和承擔。
小小的聯合國:得克薩斯網球學校
當第二天清晨我登上班機,磕磕絆絆地來到了得克薩斯時,網校的教練已經等候我多時了。
我在網校的前兩個星期,一句英文都聽不懂。之前比我早去網校的中國男生已經出去打比賽了,唯一能夠溝通的台灣球員又和我住得很遠—為了讓學員們早日熟悉英文環境,網校安排住處時將我們隔開了。
我同屋的美國女生大我兩歲,這個美國姑娘和我以往接觸到的中國孩子不同,非常外向且健談,不管我能不能聽懂,她每天都要噼裏啪啦對我説一大通英文,實在交流不了,我倆就打手語,比比畫畫地告訴對方:該吃飯了!該去訓練了!該睡覺了!她對我的英文進步起了很大作用。
在網校,我們的學習和訓練時間是對半分的。早上,黃色的大校車送我們去離網校10分鐘車程的學校上課。到了中午再接我們回來,大家一起去網校的食堂吃飯。下午1點半開始訓練或是打友誼賽,有時還有體能教練帶我們練體能。晚上6點半左右開晚飯,之後是自由活動時間。網校附近一定有個飛機場,我總能在訓練時看到飛機掠過頭頂。我不由得又開始幻想,如果那正是回國的飛機,而我就在飛機上面,那該多好!

2001年的李娜
網校像一個小小的聯合國,彙集了來自全世界的各種膚色、操着各種語言的孩子,在這裏可能會遇到八九歲就已經打得有模有樣的小朋友,也有可能看到20歲出頭的職業選手在賽季結束後來訓練幾個星期。我們上午學的課程主要是語言和數學,中國來的孩子們應付此地的數學課程幾乎不費吹灰之力,我們的主要精力基本放在攻克語言關和打友誼賽上。
後來我看到有報道説“美國先進的訓練手段,讓李娜的球技有了明顯的提高”,説老實話,訓練計劃什麼的,哪兒都差不多。網校的優勢在於打比賽的機會比較多,可以讓隊員積累起豐富的實戰經驗。
我在網校打了10個月,排名浮動在第三、第四名的位置上。當時在網校最有名的是一位比我大一歲的匈牙利女生,她起點很高,那時就已經打到了世界青少年賽前三四名的位置,網校很重視她,專門請了一位資格很老的教練單獨帶她。後來我們都長大了,參加職業賽事時,我還不時在賽場上遇見她。每次相逢大家都會微微一笑,打個招呼——我們在網校共同生活了10個月,還不時一起坐車出去比賽,雖然談不上是多好的朋友,但在多年後看到少年時的熟面孔,還是有一種“原來你也在這裏”的親切感。
我最後一次在賽場上見到這個匈牙利女孩是在2007年,這幾年基本見不到了—網校的朋友似乎都退役了,當年和我一起進入耐克訓練營的大陸男生比我大一歲,現在也退役了。當年台灣選送的男孩子球技非常厲害,在青少年賽中排名很高,後來不知道什麼原因很少聽到他的消息,現在大概也已經不打球了。
語言和東西方文化的差異造成了隊員間交流的障礙,加上我天性喜靜,和網校的同學們並不是非常熟。平時大家都忙着比賽和學習,還不至於太冷落寂寞,等到聖誕節的時候,校友們都回家與家人團聚了,偌大的校園驀然空空蕩蕩,只剩我們三個中國人。
時節又是寒冬,大家不約而同地沉默了,那種孤單的感覺實在難以言表。儘管校外的街道上飄着悦耳的聖誕歌曲聲,但那並不是屬於我們的節日。

李娜和丈夫姜山在一起
堅硬得像塊石頭
實在想家的時候,我就寫信。多年後,我媽説她把我的比賽視頻都存在移動硬盤裏,想我的時候就拿出來插在電腦上,想看哪場球就看哪場球,我打哪場比賽時説了什麼,穿着什麼衣服,她都知道。但在當時,我連打電話的錢都沒有,寫信就是我排遣寂寞的最重要的活動。
爸爸去世後,我把工資卡給了媽媽,希望早日還清家裏欠的債,能讓媽媽過上好一點的生活。有時打比賽,主辦方會發點獎金,這就算是我的零花錢。
出國後,媽媽擔心我手頭拮据,在每一封來信裏她都要問我還有沒有錢,我就回信告訴她我很好,不缺錢。
真是諷刺的現實,我們倆都窮得要死,但都在拼命向對方保證:我很好,我有錢。
現在想來,那些信件大概流露出不少稚嫩的自負,很多信都寫得像決心書似的,內容也大同小異:媽媽,我今天和誰誰打球了,打的情況如何如何,我會繼續努力什麼什麼的。媽媽給我的回信除了鼓勵之外,更多的則是對我生活狀況的探問。她惦記我,又不敢説太多家長裏短的話讓我分心。
網校運動員的比賽經費是固定的,比賽打完,經費也就用光了,耐克不能給我們額外的補助。我在網校提高得比較快,成績也不錯,教練希望我能儘可能多地參加比賽,我給媽媽打電話,她趕緊去找餘教練商量辦法。餘教練立刻陪着媽媽去找體工大隊,告訴他們我的成績很不錯,遊説大隊給我投資,軟磨硬泡才爭取來寶貴的1000美元。

李娜和媽媽在一起
據説少年時期的遭遇最容易影響一個人,因為那是他/她人生觀和價值觀形成的核心時期。小時候的我簡單快樂,需要什麼張口告訴爸爸媽媽就好,父親去世後,我的世界都像是變了顏色。每次我回憶起少女時代的往事,感覺都像是灰色的,沒有像別的女孩子那麼輕鬆、那麼美麗、那麼羅曼蒂克的感覺。那時的我倔犟、憂鬱,堅硬得像塊石頭。
清寒艱苦的少女記憶或許將會深入骨髓地伴隨我走一生吧,不管之後多麼富有、多麼輕鬆,那個努力攢錢還債的女孩子始終盤踞在我心中,揮之不去。她影響我的程度,也許比我以為的還要深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