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訪談：個人轉型與家國擔當
●《環球時報》在媒體圈的境遇，多少有點像中國在國際輿論圈的境況：兩者的影響力都很大，發展前景也都不錯，內部人員都很勤奮，出去以後大多是精英，但常常被罵，而且仔細推敲後，多數被罵的狀況都比較冤。
●現在，許多批判者往往把屬於宗教層面的個人情緒、屬於時代層面的個人遭遇，嵌入到了制度的批判中去。
●兩三千年了，自然科學的進步突飛猛進，人文社會科學的發展卻相當緩慢。但事實卻是，文人通常顯得傲慢，科學家大多很謙遜。
●中國目前的症狀是慢性病，這要求我們既不能將中國病視為感冒發燒那麼簡單，服一貼藥就好了，也不能將中國現代病視為“癌症”，立即化療，或者絕望放棄。中國要慢慢調養，要理療。
●中國往前走實際上就像心電圖，是曲折往前的。不能幻想前進的路變平坦，一旦平了，就意味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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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前《環球時報》的評論執筆者之一，王文曾是中國傳媒輿論旋渦中的人物，現在則在一家新興智庫扮演智囊角色。微博最興盛的時候，在輿論圍攻《環球時報》的每一次事件中，除了該報總編胡錫進會堅持辯論之外，王文每次也展現出有力的反駁姿態。其微博粉絲數最高達17萬。《環球時報》以國際新聞為主，但前些年開始，由王文負責的評論版漸漸參與國內輿論場，觀點獨樹一幟，持續引發爭議：鮮明的愛國主義立場，被視為替政府辯護；倡導理性面對中國發展中的複雜問題，常被解讀為反對民主。該報有近兩百萬的發行量，國內首屈一指。當時主管評論的編委王文，可以説是冉冉升起的中國時政輿論風雲人物，媒體人前景很被看好。
2013年初，王文卻出人意料地辭職，參與組建新型智庫“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以下簡稱“人大重陽”，網址：http://rdcy-sf.ruc.edu.cn），任執行副院長，引起了不少圈內人士關注。有人認為，這是紙媒衰弱的又一次徵兆；也有人認為，這折射了中國金融圈的魅力。那麼，王文淡出媒體到底為了什麼？他和人大重陽金融研究院這一年又做了什麼？完成巨大跨度的職業轉型後，王文對中國現狀又有哪些新看法？馬年春節前夕，觀察者網就此對王文進行了深度訪談。
王文（資料圖）
關於“資產”的故事
觀察者網：你從一個成功媒體人轉型為一個金融智庫運營者，我們就從這裏談起。金融是關於資產的故事。去年曾有媒體人稱：在《環球時報》的工作經歷註定是一份人生負資產，那麼我們就從你的“人生負資產”談起吧。
王文：這話如果不算謠言，至少也應算是錯誤吧。做這種判斷的，肯定不瞭解事情本身。曾在《環球時報》就職過的，出去大多做得不錯，有的成為大學教授，有的成為公司老總，有的自辦媒體。基本事實已表明，在報社就職的履歷非但不是一個負資產，反而是一個正資產。大家離職後依然給社會創造更大的價值，也給自己創造更大的價值，絕大多數都在發揮着正能量的作用。之所以有人願意那樣去誤解，主要源於報社“高調做事，低調做人”的機構文化。你會發現，《環球時報》發行量和影響力都很大，但其中記者與編輯都不愛出風頭圖虛名。這不是因為他們不優秀，而是整體上不好張揚個體，不愛自我標榜，而願意紮紮實實做事，默默地貢獻力量。
其實，《環球時報》在媒體圈的境遇，多少有點像中國在國際輿論圈的境況：兩者的影響力都很大，發展前景也都不錯，內部人員都很勤奮，出去以後大多是精英，但常常被罵，而且仔細推敲後，多數被罵的狀況都比較冤。不過，話説回來，比起中國被國際輿論罵，《環球時報》被一些同行批判，還是要少得多的。（笑）
觀察者網：你去重陽金融研究院之前有過別的打算嗎，之前有沒有企業找過你？為什麼金融智庫讓你有興趣？
王文：我覺得偶然的成分更大吧。就是“緣分”。在報社八年，從記者、編輯做起，到第五年開始，就有不少機構甚至是獵頭的邀請，但沒有在意。2012年秋季，重陽投資董事長裘國根先生向母校人民大學捐款兩億人民幣，雙方採取創新的制度模式，在組建智庫上達成共識。我個人有幸得到推薦，被委以重任。中國人民大學近年來不斷創新，對新生事物的包容以及敢於改革的鋭氣有目共睹；重陽投資已經形成了圈內人所共知的一系列成熟金融投資理念；智庫對國家崛起的重要性又在不斷凸顯，兩者創辦智庫的共識，實際上是傳統教育機構與社會新鋭力量融合的產物，“人大重陽”天生就帶着優良的基因，這樣的機會相當難得。於是在多位前輩的支持下，我做了現在這樣的嘗試。
觀察者網：你剛去人大重陽的時候，那裏已經有幾個人了？
王文：我屬於最早的創業者吧。人民大學與重陽投資確定了大的框架，比如理事會、來自人大財金學院的智力支持等。至於細節與落實，諸如院址裝修、運營團隊、內部制度、研究課題、發展步驟、戰略規劃等等，都是從零起步。但一起步就發展迅猛。2013年5月，研究院建院4個月後召開第二次理事會，哈佛大學費正清研究中心主任柯偉林教授（William Kirby）專程從波士頓趕到北京開會，驚歎道：“人大重陽4個月做的，在哈佛可能需要幾年才能做到。”
觀察者網：當時的想法是想做智庫嗎？還有別的方案，比如做金融培訓機構之類？
王文：當時的規劃就是做智庫。事實證明，人民大學與重陽投資的領導有先見之明。2013年1月研究院建立，4月底習總書記做了關於構建“中國特色新型智庫”重要批示。
觀察者網：有點春江水暖鴨先知的意思？
王文：湊巧了而已。我在2013年4月16日《人民日報》上還發了一篇文章，叫做《知識欠發達，崛起無後勁》，意思是中國經濟騰飛，但跟知識相關的話語、電影、書籍、智庫等在內的產業都遠遠落後於發達國家。中國要有一個長遠的未來，需要知識崛起。
從吶喊到思索——關於國家的故事
觀察者網：我覺得，你從環球時報到人大重陽不只是一個職業的變化，其實跟你原來的想法一脈相承，是想為中國話語、中國崛起做一點事情？
王文：從本質上看，我覺得沒有發生太大的變化。過去是為國家崛起而吶喊，現在是為國家崛起而思考，都是一種家國情懷的延續。過去那麼多年，由於工作關係去了一些國家，無論是歐美，還是中東非洲，或是東亞各國，每次出國後都會強化一種個人意識：一個國家的繁榮和穩定對每個人是多麼重要！
改革開放35年發展到現在這個程度，相當的不容易。現在很多人一味罵國家，批判社會，罵得一塌糊塗，天天罵。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一萬句無益的抱怨，不如一次有益的嘗試。社會非常需要批評，但更需要有建設性的批判。運營智庫將近一年，介入到一些建言建策的進程中，我真切地感受到，在咱們這個龐大而複雜的國家，真正要治理好，要推行一些可行的、讓大多數人滿意的政策，實在是太難了。至少從智庫層面看，一個成功政策的出台，必須要有紮實的調研、嚴肅的態度、深厚的功力以及反覆的試錯等幾個必備條件。
觀察者網：剛才説到天天罵國家批社會的，聽起來就是大言不慚。似乎媒體圈這種現象比較多，你覺得是為什麼？
王文：從人生哲學的角度來説，不滿，或者説是人生的痛苦，基本上來源於三個層面：一是宗教層面。自人出生，就會有不滿、痛苦、煩惱、傷心等情緒；二是現代化層面。比如堵車、工業壓力、空氣污染、職場競爭等帶來的個人不痛快。三是制度層面。比如政治體制、社會制度、經濟政策等有可能衝擊到個人生活。現在，許多批判者往往把屬於宗教層面的個人情緒、屬於時代層面的個人遭遇，嵌入到了制度的批判中去。當然，我決不認為，批判者都是生活的“盧瑟（Loser）”。但我主張，需要客觀理性地審視當前中國發展的真問題。目前許多批判要麼像唐吉訶德那樣，空對空；要麼就摻雜太多個人情緒，缺乏調研；要麼缺乏見識，沒有足夠的全球視野。國家需要真批判，不是自怨自艾，更不是信口開河。關於批判的重要性，其實在2013年夏季出版的拙著《大國的幻象：行走世界的日記與思考》中曾論述過不少。
從現實環境的角度説，一方面他是對於國外一些重大的事件缺乏這樣的經歷，缺乏國外的比較，缺乏國際視野的經驗。另外也恰恰是國家發達了，國家自由了，國家開放了，才允許這麼多人表達，這也是驗證了國家的進步。有句話這麼講，國家是個人利益最外部的一道屏障。國家最強的時候，你平時恰恰感受不到，你真的感受到國家重要的時候，國家可能處在憂患中。
觀察者網：所以這裏有一個悖論，國家發展整體不錯時，反而罵的人會更多？
王文：這種悖論永遠存在。要放在百年前，無非是祖父輩的少年時代，那時的人們所渴求的，諸如國家強大、豐衣足食、手有餘錢，現在幾乎都已實現。
觀察者網：觀察者網登過一篇文章，民國時《東方》雜誌徵集中國夢。那個時候中國夢現在已經都實現了，但是好像輿論界沒有什麼人説好。
王文：這某種程度上是一種人性的表現。什麼東西最好？得不到的時候就是最好的，得到了反而就不珍惜了。當然，我反對抑制罵聲，批判永遠是國家進步的動力。我的意思是，目前的批判整體上的質量不高，至少不足以支撐國家的長遠發展，所以這才更顯現出專業知識生產者（智庫）的重要性。
觀察者網：我看過你們的年度總結材料，其中提到你們建立的規章制度長達6萬字。比憲法還長，我很感興趣。可見你們很重視制度建設。現在有一種流行的輿論是批評體制，強調製度建設。但嚷嚷要改制度和實幹建設制度是兩件事，請談談你對實際建制度和嚷嚷建制度不同的體會。
王文：我們6萬多字的制度規章是各個部門各個環節規章的彙總，不是每個部門都要了解這麼多。但你釐清的這兩點區別很重要。我常在院裏講，不能將抱怨當批判，也不要將批評他人變成道德優越感。畢竟，一個手指指人時，至少有三個手指是指向自己的。人人得多想想，罵得這件事換成自己做，會更好嗎？所以，我不主張唱高調，而要從自身做起。你不是反對腐敗嘛，那請你自己不要去送禮、走後門；你不是反對社會裙帶嘛，那請你一定不要任人為親；你不是反對官僚嘛，那請你有權力時一定對人態度好一些。“己身不正，焉能正人”，現在的一些批判者絲毫不比他們的批判對象更正義。“滿嘴仁義道德，滿肚男盜女娼”、“滿口民主自由，滿腹專制霸道”，這樣的偽善與道貌現象不只是在官場，在社會很多角落都存在。制度建設滲透在國家政治、國民經濟、社會互動、機構運營甚至個人生活的各個環節，但現在中國的問題是，真正推動制度建設的人還不足夠多，而高調嚷嚷制度建設的人太多了。
關於家國情懷
觀察者網：我比較關心你的觀點是怎麼形成的，是與做國際新聞人的經歷相關嗎？
王文：我人生觀的形成過程，在《大國的幻象》前言裏講了許多。簡單地講，去的國家多了，就會越來越感受到國家強大的重要性。中國崛起之路充滿着與西方的博弈、摩擦甚至衝突，而在輿論場上，像我做過國際新聞評論的人，就像是中國對外話語權競爭甚至“輿論戰”中的排頭兵。我所感覺與親歷的輿論廝殺甚至絞殺是真實的，我的回應與其説是一種大義凜然的民族道義，不如説是一種求自保、求生存、求尊嚴的條件反射。這種反應在某種程度上或許只有在外交、軍事、貿易、知識產權、科技、金融等一線工作的人員才會有最本質的心理共振。
觀察者網：我記得你本科專業是歷史。現在學歷史的一般比較容易接受自由主義的歷史敍述，你當年是什麼狀況？後來又是怎麼觀點演變的？
王文：大學時候還是比較懵懂的，與許多90年代中後期入學的大學生一樣，喜歡讀“黑馬文叢”裏那些作者的書，像餘傑、摩羅、孔慶東、許知遠、朱學勤、徐友漁，很多書字裏行間都有着對國家發展的絕望感。大浪淘沙，那些作者後來的發展軌跡出現了戲劇般的分野。因為職業緣故，我也與其中的許多學者成為好朋友，觀點一致的，有惺惺相惜的感覺；觀點不一致的，會爭得面紅耳赤，但也不乏頻繁交往。有前輩説，“不管左派右派，能推動國家發展的，就是好派”，這個話很對，其中潛藏的另一種深意是，人們認識的對錯，都不是先驗性的，而是後驗型的。不是自己説對就是對，而是要經過時代與國家發展的檢驗。
再説開一些，人類對時代、社會、國家的判斷與認知，很多時候顯得很渺小。翻開史卷，會發現兩三千年前孔子、孟子、柏拉圖、亞士斯多德的那些論説，如人性、道德、國家，現在仍然在爭論。兩三千年了，自然科學的進步突飛猛進，人文社會科學的發展卻相當緩慢。但事實卻是，文人通常顯得傲慢，科學家大多很謙遜。我不知道，這種狀況的產生，是否是源於科學家必須面對務實的問題，在面對克服真問題時又會面臨着無奈、困惑與彷徨，且很容易就能驗證真偽？我所主張的是，必須要多談真問題，少談假主義。在這點上，金融在人文社科領域是一個典型。金融投資行業很少談“主義”，而更多談“問題”。是否高手，對形勢判斷是否正確，很快就能證偽。類似的精神與特點，值得其他人文社科領域的學者借鑑。
觀察者網：你這個説得有意思。你剛才講的懵懂，我覺得可能不僅是懵懂，可能跟你自己的內心感覺有關係。書上的東西看上去精美，但你也許覺得心裏有的東西在不知不覺抗拒。魯迅講的那個“迴心”就是這個意思（觀察者注：參見日本學者竹內好對魯迅的研究論述，強調魯迅在面對西方時候不像日本人一樣一味接受，而是不斷回到自己的中國心靈，在質詢中學習），看上去是懵懂，但我覺得或許是有某種心靈上的遺產把那個東西給抗住了。
王文：有這方面的因素。信息化時代，人們會面臨很多思想的誘惑，跟隨哪些思想，或者會萌生哪些思想，最終的判斷標準就在於內心。許多時候，一個觀點的產生，一段行動的出現，與其説是一種深思熟慮，不如説是一種條件反射。條件反射的根源則來自於實踐。為什麼2008年奧運期間，有那麼多海外華人奮起捍衞這個國家的尊嚴，站出來為中國説話，就是一種條件反射。愛國相當程度上是本能。真切進入某種狀態，比如上世紀30年代，到了亡國滅種的時刻，就會有那麼多先烈前赴後繼不惜犧牲生命往前衝，也完全是一種本能投入，以及發自於內心的自覺。
可能是做國際新聞的緣故，又是在評論編輯的“工種”，我所體驗到的思想變遷，很容易“移情”至時代、國家發展的背景下。我在《大國的幻象》裏反覆講到一些經歷，中西之間這種競爭，那些不流血的戰爭形式是真實存在。包括學術圈、媒體圈都在話語上受到各種壓制，知識上存在巨大逆差，除非你甘願臣服，只要你有一種文化自覺的意識，就會很容易地往國家的方向去思考問題。我以為，在金融圈、貿易圈、外交圈都是這樣的。我常去一些發達國家，與一些優秀的外國行業領袖交往，發現一個共通的現象是，幾乎所有行業領袖，都有強烈的家國情懷。這是很有意思的現象。
觀察者網：你一畢業為何選擇去《環球時報》。這段經歷應對你人生價值觀的形成起到關鍵作用吧？
王文：有許多偶然的因素。其實我每一步都像是被一些機緣推着走。不同的，我非常珍惜每一段機緣，如果是時代給你的機會，那就如周小平説的，不要辜負這個好時代。最近流傳一個段子，説五年前如何如何，現在怎樣怎樣，意思是五年足以改變和創造一個時代。的確，我們這個時代、這個國度會提供給每一個人意想不到的驚喜，幸福有時候來得會很突然。記得六七年前採訪易中天先生，那是他最火的時候，問他為什麼會出名？他説，其實自己就像是一個在舞池裏跳舞的人，突然之間聚光燈打在他身上，他擺出的一個pose剛好是最漂亮的，於是就出名了。中國當下這個時代，只要你不停努力，不停去做好每一天，遲早有一天時代的聚光燈打在你的身上。至於什麼時候打，打得時候你是否表現得最完美，那就是某種機緣，可能有種莫可名狀的東西，但“天道酬勤”，不要怪國家，不怪社會。你沒有成功，很可能是因為你用功還不夠。勤奮不一定成功，但成功者一定是勤奮的。
目前的中國社會還遠未成型，官二代、富二代的比例還不如美國、歐洲和日本那樣多。有人統計，近100年來美國參議員的“官二代”比例一直穩定在17%－43%之間。中國尚未成功者還有很多機會，一定不要與那些社會上的官二代、富二代攀比。要堅信，你持續勤奮下去，就還有N多機會讓自己的下一代成為官二代、富二代，並且能塑造下一代的精神。
關於金融圈的故事
觀察者網：易中天先生的這個聚光燈比喻不錯。你現在轉到金融行業，與過去比，有什麼不同的感受？
王文：對於金融，我更多的是在學習。所以內心我非常感激人民大學和重陽投資給予的機會。目前的感受是，中國金融領域的發展速度、規模和改革力度，應是中國所有領域中最前沿的。過去幾年，各種金融產品呈現了核爆炸式的增長態勢，比如，1991年上交所成立最初的半年，股票交易總額才不過3億元，日均交易額不到300萬元，短短20多年後，增長了上萬倍。銀行、保險、私募、期貨、租賃、小貸、信託、典當等的增長速度也是如此。2013年互聯網金融的增長更是驚人。目前中國金融資產已是GDP的三倍，是名副其實的“產業發動機”，已站在國家發展助推力的最前端。過去中國發展靠實體經濟，現在恐怕得要有雙車頭的作用，一是實體經濟，二是金融。這説明金融對中國長遠發展的重要性，也説明金融智庫大有可為，更説明金融行業的春天還沒有來，是社會價值的窪地。
但另一方面也説明，中國金融業還很年輕，與世界第二的國家地位相比，欠賬實在太多，它的潛力和增長空間仍然遠遠比其它行業。有些行業（比如房地產）已是夕陽產業，但金融業是朝陽產業。國家與金融之間的關係還沒有理順，但又不能完全複製美國金融的模式，所以，中國需要有自己的金融學説，比如能否有一門中國特色的“政治金融學”呢？
可惜的是，中國金融思想與分析方法受歐美影響非常大。2013年8月人大重陽承辦了中國首次20國智庫研討會，討論G20議題，為9月份G20首腦峯會做準備，研討會最後一節，我主持各國智庫代表通過了《二十國智庫共同聲明》，但進程非常艱難。比如，我們提出“金融要服務實體經濟”的聲明條款，就受到了一些國家的強烈反對。從這點看，人民大學黃達老校長在20多年前提出的“大金融”思想，主張國家與金融並重的思想，是難能可貴的。歐美金融業很發達，卻常常週期性地發生金融危機，使社會財富不斷縮水。中國過去20多年還未發生像2008年美國那樣的金融動盪，背後的經驗需要總結與提煉。從這個角度看，中國需要金融自信。
觀察者網：具體些，你去年曾經寫過一篇文章説中國的金融家需要自己的靈魂。當時怎麼想起來寫那個的？
王文：當時是從巴菲特一年一度的午餐拍賣會想到的。我本意是呼籲中國需要有更多有社會聲望的金融家。金融最需要時間來考驗的行業。寫小説、做學術、搞政治、做企業、當明星，多少都有“一招鮮，吃遍天”的幸運與“一將功成萬骨枯”的豪邁。但金融行業尤其是投資，卻是一場沒有終點的賽跑，需要“常勝將軍”，永遠崇拜領跑者。正如裘國根先生的一句話,“做投資的人，在自然生命結束和徹底退出這個行業之前，都不能輕言成功。投資中無時無刻不在面臨不確定性，需要時時刻刻有一種如履薄冰的警覺。”從這方面看，中國金融家還需要更長時間的醖釀。另一方面，需要像巴菲特那樣有更多家國情懷的金融家。巴菲特的民意支持率持續高漲，很重要的一點在於，他始終在呼籲和踐行，最富有的美國人應當繳納更多所得税，為改善國家的財政狀況做出貢獻。兩年多前，他在《紐約時報》撰寫題為《停止寵愛超級富豪》的文章讓輿論稱道。他説，那些貧窮和中產階級美國人在阿富汗為國家作戰，大多數美國人在窘迫度日，而像他這樣的富豪卻仍在享受特別減税優惠。
觀察者網：所以你是反對達沃斯人，就是沒有祖國的金融家，是麼？
王文：金融無國界，但金融家有祖國。像1997年索羅斯狙擊香港的時候，要是沒有強大的中央政府，香港肯定倒下。大框架意義上的金融戰爭是存在的，這不是陰謀論層面上的含義，而是以國家為背景的金融競爭。金融的強大是國家實力的重要體現。
關於金融智庫的故事
觀察者網：人大重陽作為新型智庫，用人標準與和別的商學院或智庫有什麼不同？
王文：我在研究院裏講過“五個多一點”：多一點家國情懷，多一點創新精神，多一點相互理解，多一點關注細節，多一點職場素養。作為智庫人，要為國家獻計獻策；又是金融智庫，更要有創新。我們過去一年有出品了各類研究報告100多份，舉辦了各類活動與研討會近100場，還邀聘了40位國內外前政要、銀行家、知名學者為高級研究員，在重要議題上報送中央內參14件，如果這算是一些進展的話，一個重要的內部因素就源於這五點。
觀察者網：人大重陽的研究產品，我也見過。你們找的研究員有幾位我們也瞭解，也都是有家國情懷的，這很難得。
王文：我們核心運營團隊，人員來自黨政機關、銀行、媒體、智庫、外企、海歸、商業網站、證券公司。我覺得過去一年走得很順利，過兩天我們要發一篇《馬年將至，人大重陽致朋友們的一封公開信》，裏面有不少感謝的話，要感謝這個時代，還要感謝很多人，也要感謝我們自己。
觀察者網：我聽出來了：先謝國家。
王文：我知道你這句話的深意。李娜剛奪了澳網冠軍，許多人批評她沒有感謝國家。我的觀點是，怎麼感謝首先取決於內心。作為智庫學者，天生應有某種國家情結，這個不需要諱言。
觀察者網：人大重陽在政策諮詢方面已經發揮了一定的作用。人民大學校長陳雨露教授出的新書《大金融論綱》裏也有許多對國家金融改革的建議。但以前有人説你是“五毛黨”，現在面臨着改革建議，會不會有着矛盾？
王文：我本人從來都主張改革，但改革的基本出發點是建設性的、漸進式的，反對的是盲目西化的、激進的改革。過去很多文章，即便是參與寫作的社評，主導的核心思想之一就是認識複雜現狀，推動漸進改革。“大金融”理念的重要價值，也是在國家的主導下，推動金融改革與創新，提升中國金融的現代治理能力。
觀察者網：你的觀點我感覺接近“國家治理派”。
王文：十八屆三中全會提“現代治理”這個概念很好。八年前，我曾翻譯過一本非常晦澀的書，叫《世界治理：一種觀念史的研究》，其中談及從中世紀但丁時代到當前的世界治理觀念發展史。國家治理是現代化進程中的一個大難題。中國目前的症狀是慢性病，這要求我們既不能將中國病視為感冒發燒那麼簡單，服一貼藥就好了，也不能將中國現代病視為“癌症”，立即化療，或者絕望放棄。中國要慢慢調養，要理療。這就需要領導人有高超的掌控力。中國往前走實際上就像心電圖，是曲折往前的。不能幻想前進的路變平坦，一旦平了，就意味死了。
觀察者網：心電圖這個比喻好。
王文：過去一百多年來，中國都是這樣，往左一點，之後又接着往右，一會兒全面開放，一會閉關排外，大約30多年一個大週期。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也很明顯。從鄧開始，從過去的經驗中開始學會了掌控力，不論左與右，走偏了又扳回來，而不是隻講求簡單的線性發展。
觀察者網：你覺得這種掌控是靠領導人的政治智慧，還是羣眾智慧？
王文：我更傾向於是集體智慧，不應只靠一兩個人。領導人掌握大方向，社會給予必要提醒與建議。成功不能奢望一兩個英明神武的君主。如果這個國家失敗了，從領導人到社會都應有責任，而社會的建言建策，就是智庫的作用。智庫則需要有問題取向。哪裏有問題，智庫就應當提出解決問題的方子，哪怕是理療、調養的方子。過去一年看，人大重陽得到相關部門的不少反饋。當然，我們還需要更加努力。
（本訪談由觀察者網餘亮和人大重陽金融研究院王文共同完成。任何媒體轉發請原樣註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