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石對話《壹讀》：遠離政治是我對生命的定位 下輩子也不沾政治
2月15日，《壹讀》刊登王石訪談文章《硬邦邦》。比起萬科集團董事長的頭銜，王石近年來在輿論場中的各種表態發言更為引人注目。王石堅稱自己從未行賄，同時他又在談曾成傑案時感慨，即使中國“企業家”在商言商，也會有躲不過的災禍。恰逢王石新書《大道當然》近日出版，《壹讀》雜誌藉此機會採訪了王石。在訪談中，王石就政治、文化價值觀等問題表達了自己的看法。
在回答涉及政治方面的問題時，王石表示遠離政治是王石對自己生命的定位：“這輩子不沾政治，下輩子也絕不沾。我有這麼廣闊的天地，想登山就登山，想留學就留學，為什麼要介入政治？”在談及自己對哈佛留學時期的感受時，王石表示“美國有好多東西中國學不了”。他認為“美國的文化、價值觀，才是支撐這個國家強大的基礎。”出國後的王石還經歷了一次思想上的劇烈轉變。王石表示，出國前的自己曾有種急迫感，“覺得體制和制度再不改就沒機會了”。出國後的王石才明白，變革的關鍵不在體制和制度，而在於中國的文化：“過去我們經常説，我們的文化是障礙，但現在講，我們的文化，特別是經歷過復興的文化，可能是激勵。在農業文明中幾千年形成的東西，在進入工業文明後改變速度當然慢。但現在是後工業時代、是移動互聯網時代。但不要着急。為什麼不要着急？因為想慢也慢不了。更沒必要談革命，革命是非常糟糕的。”
王石
以下是《壹讀》2月15日刊登的王石訪談全文。
地產商在我心中的形象是有變化的。幾年前我對他們好感不大，但最近幾年，這個羣體變得可愛了，很多人和我講着同樣的話，尊重並主張同一種價值觀。感謝社交媒體，還原了他們，又或者是社交媒體改變了他們。
王石就是其中之一。但他並不認為自己有什麼改變，他説自己30年前就這樣，基本價值觀從沒變過。而任志強接受《壹讀》採訪時卻説，王石從哈佛回來像變了個人，他讚賞這種變化。王石笑言：“六十歲的人到哈佛待兩年就改變，那不是誇我而是誇哈佛。”
幾天前，王石新書《大道當然》出版，《壹讀》有了和王石深度對話的機緣。
在任何時候談論王石都足夠吸引眼球。不論是他作為萬科集團董事長的身份，還是私生活，或者對行業的觀點、對人生的態度，以及超出“在商言商”的發言，還有他“不行賄”的標籤。
他是個活躍的人，説話時經常會顯得很興奮，還會經常插進幾個笑話。但當他表達不同意見的時候，説得最多的話是：“你的邏輯不對。”
他也不喜歡點評別人的觀點，不喜歡別人拿任志強的觀點讓他表態。我的印象是，只要你不提具體的人，他就沒有什麼不能回答的問題。
有人説，“王石説他不行賄，不等於他手下人不行賄”，對此，王石説：“萬科經營30年，離開萬科的人太多了，我希望有人能找出一單王石行賄的證明；第二，我可以斬釘截鐵地説：我是董事長，部下行賄就是我行賄！萬科在財務上沒這筆錢。”
我説，那別人會懷疑你有假賬啊？“這麼多年，萬科只有一本賬。”提到中央電視台對萬科偷税漏税的指責，王石斬釘截鐵地進行反擊。他對任何他認為傷害萬科品牌的事保持零容忍。
站在人生巔峯的王石也會表揚別人，比如對“二馬”——馬化騰和馬雲：“他們非常優秀，毫無疑問。他們正在用全新的做法，影響中國未來的形成。”
在他趕回劍橋之前，在北京，《壹讀》和王石談了感情之外的幾乎所有可涉及的話題。比如對當年重慶的態度，比如政治。
他説：“這輩子不沾政治，下輩子也絕不沾。”
王石
在哈佛我也是名人，但會和中國人保持距離
Q（以下Q代表《壹讀》）：書我都看完了，我想問的都在書裏，所以……
A（以下A代表王石）：哈哈，太好了，以後誰再採訪我問問題，我就告訴他去看書，書裏都有。
Q：這意味着採訪的挑戰性非常高！
A：你在變着法誇自己。
Q：第一個問題，外界可能會覺得，你去哈佛是因為那邊想做中國問題的研究，才要請的你，實際上這個過程是怎麼樣的？
A：不是。最先發出邀請的是哈佛大學亞洲中心的執行主任。但這是一個行政職務，只有教授才有發出邀請的權力，而且有條件，被邀請的人要麼是大學教授，要麼有學術成果，可我都沒有。
Q：現辦職稱也來不及……
A：執行主任要找個教授，他自己不能發出邀請，於是亞洲中心主任就找到我，主任本人就是教授，他和助手就在香港和我見面，事後我才知道那是面試，原來還以為只是發邀請前的一次普通會面。
主任是哈佛大學醫學院資深教授，研究課題是醫學人類心理學，具體説，是研究精神病、基因學的，更概括地説，是研究醫學倫理。而我反覆和他強調的是企業倫理，於是合拍了。聊天過程很有意思，他會講一點中文，我會講一點英文，説一會他就講不下去了，我也講不下去了。但他同意就可以了，不存在要校長批、院長批的問題。
Q：去了以後會混中國人的圈子嗎？
A：在哈佛，我很快就成了名人。那裏有很多中國人經常過來找我或邀請我做演講，但我都在公寓住，很少去辦公室，所以經常找不到我。我大部分時間在學英語在看書，每天都是兩三點才能睡，那段時間非常的痛苦。
Q：你是有意跟中國人保持距離？
A：是啊，和中國人之間不會用英語對話，而且講話都是中國人的思維，我必須讓自己待在英語環境裏。
Q：也是，學一堆四川話也沒用……那現在英語交流無障礙了？
A：還是有很大障礙，只是一般交流沒問題，學術交流還不行。當然，就是學術交流也不會差太遠，比如談企業倫理問題，我不會岔到南極談企鵝去，但跟英國人交流就不行，他們那個調兒……經常不懂他們説什麼，他們可能也不懂我説什麼。有一次我説得眉飛色舞，結果坐對面的教授一個勁打瞌睡。
王石
好在查的是萬科，好在萬科敢頂
Q：前段時間，關於是否偷税萬科和央視有爭議，現在怎麼看？
A：央視有五個攝製組，到萬科五個分公司來查，他們大概想做房地產企業負面選題。房地產這麼高利潤，萬科最有名，怎麼可能不偷税漏税？但萬科有底氣，站得住腳。
Q：難道你們就一點問題都沒有？
A：我確實不能保證絕對沒問題，但萬科有一條交税的原則，該交的税一分錢不能少。
我們很清楚企業和政府間的關係，就是交税和收税的關係。我犯不着為股東犯法，我沒有偷税的動力啊。萬科的規模在民營企業裏大概是第15位，但我們交税額是第二。
Q：有種説法説，萬科很少拿到市中心的地，和你剛説的“不行賄”有關嗎？
A：萬科就是在深圳中心區都拿不到好地，在北京最好的地段是萬科公園五號，那還是我們併購得來的，是朝陽區政府一個改造項目，通過引進萬科才有的。對萬科來説，只有提高品質，沒有其他出路。
但最近幾年情況好多了，因為萬科是明星企業，也可以進市區了，而且市場要公開透明得多，只要出價高，就能拿到地，市場變得平均了。
Q：“不行賄”這個標籤有壞處嗎？同行怎麼看？
A：沒什麼壞處。
Q：但會不會有人説，你的意思是説別人行賄？
A：這麼想我也沒辦法。
Q：拿到好地的人會怎麼想？
A：我説我不行賄，我拿不到太好的地，不等於説拿到好地就得行賄，比如有些政府公司，那地是人家的資源，就不存在行賄的問題。
Q：還有種説法是，你王石不行賄，不代表你手下不行賄，這成立嗎？
A：“你不行賄，不代表部下不行賄，現在不行賄，不代表你過去不行賄”，那我的回答是：萬科經營30年了，離開萬科的人太多了，我希望有人能找出一單王石行賄的證明；第二，我可以斬釘截鐵地説：我是董事長，我的部下行賄就是我行賄。萬科在財務上沒有這筆錢。
Q：但還存在做假賬可能吧？
A：我再斬釘截鐵説一句，從組建萬科到現在，我從來只有一本帳，我敢説這句話。
Q：但“不行賄”的標籤也會有好處吧，比如和你打交道的官員們會有另一種安全感？
A：會有這樣的好處，但也有一個過程，一個品牌如果很出名，根本不用行賄，市長省長都歡迎，而且你還可以跟地方開條件，因為各地官員都要考慮GDP，即使是貪官也要做事也要討好市民，甚至你不但不用行賄，誰引進來還會給你的公司獎勵。
Q：沒準會向萬科行賄……
A：我可以保證萬科不行賄，因為公司有嚴格的機制，但不能保證萬科的人不受賄，比如萬科作為甲方，工程公司要接你的項目，給你的人行賄，那你下面的經理是不是很有操守，這個沒辦法保證。
王石
遠離政治是我對生命的定位
Q：你覺得對企業家來説，如何把握和政治的距離？
A：遠離政治。
中國1949年後，政治一直處於非常強的位置，政治壟斷一切，政治代表一切。到文革時期，出現泛政治化，一切都在意識形態的形式下出現。所以現在就呈現出這樣一種文化狀態，連消費都在消費政治。
我覺得這是很大的問題。比如你在北京坐出租車，司機很容易跟你談中南海的事，但如果你在倫敦搭出租，司機和你談白金漢宮的事，會被當作一種滑稽。我已給了自己清晰的定位，我不是企業家嗎？企業家就要有企業家的思維、企業家精神。所以，我的選擇就是和政治保持距離。
Q：不會當人大代表或政協委員？
A：都不會。但確實有人邀請過我。還有這樣的情況，比方説有朋友想加入政協，知道我和深圳市政協主席關係很好，會讓我牽線。牽線可以，大家見面聊聊。我就先和政協的人解釋半天，這個企業家想在深圳做點貢獻，大家可以先建立關係，再慢慢培養，然後三四年之後符合條件按程序才可以加入。
這時政協的人突然説：“王石你要不要加入政協？你想加入馬上就可以。”這讓我很尷尬，因為我之前還和朋友説，加入政協有多難有多難，但在我這裏卻又這麼容易。所以後來儘量避免這樣的事。
Q: 你會一直遠離政治嗎？
A：遠離政治是我對生命的定位，我有這麼廣闊的天地，想登山就登山，想留學就留學，為什麼要介入政治？
Q：這輩子都如此？
A：下輩子也如此。介入政治必須要鋪墊啊，要麼和人家有密切關係，要麼有政協人大身份，但我享受生活的狀態還沒享受完，怎麼會介入政治？
Q：聽説過柳傳志“在商言商”的觀點吧？
A：這句話我用了很多年，“在商言商”就是我説的遠離政治，商人就談商人的事情，但不等於我回避政治，而且“在商言商”要看什麼情況講，就老柳一句話是説不清的。
一些媒體喜歡設置一種“任志強怎麼説，柳傳志怎麼説，王石怎麼説”的對比，但柳傳志這話也不是對着我説的，我也不是對着他説。不是他説“在商言商”，我説“在商不能光言商”，根本不是這樣一個關係。
Q：但有些企業家的組織你很樂於參加，如阿拉善（SEE）、亞布力論壇、中城聯盟，為什麼？
A：我有過思考。中國要走向現代化，就需要現代意識和現代組織形式。中國在改革開放和社會轉型中，包括企業家，都會批評體制，但企業家自己就不專制嗎？類似SEE這樣的組織，它的意義在於幫助企業家學會建立、運行現代遊戲規則。
但企業和社會組織有很大區別。企業不需要討論效率和公平哪個重要，更多講執行和紀律；而非營利組織考慮更多的是行業利益和社會公益，更多講民主、平等，然後才是效率。
Q: 提到企業制度，你説自己不信教，但認可基督教背景下的企業管理理念。
A：是這樣。西方現代文明是基於基督教文化。真正的宗教改革是從中世紀開始的，比如説做慈善、做公益，建醫院、建學校，這都是基督教派生的。最早的大學都是在修道院的基礎上建立的，要了解現代文明，一定要追溯到基督教。
所以，你信不信是一回事，瞭解不瞭解是另外一回事。更多來講，我不是從信仰角度看，而是從理解角度看，這是我到哈佛遊學的目的，我就是想解決問題。包括現在到劍橋，到不同文化的地方，都有這個目的。
Q：你有宗教信仰嗎？
A: 我經常這樣説：如果你必須讓我選擇一個宗教信仰的話，我會選基督教，當然是基督教新教，我是從美學上接受它的，不是從靈魂不滅，死後去天堂的角度接受它的。我喜歡哥特式建築，進去之後，陽光灑下來，感覺有種温暖、向上的神秘力量存在。還有唱詩班、繪畫，我都是從美學角度接受它的。
Q：這跟你喜歡日本的建築美學有衝突嗎？
A: 基督教美學和日本美學當然不同。日本美學我也很喜歡，但如果從宗教信仰來説，我不會選擇神道教。從信仰角度講，日本沒有哪個宗教起主導作用，從影響看，佛教第一，解決死亡的問題；神道教第二，解決出生的問題；第三是基督教，解決再生問題，是典型的泛神國家。
王石
“我曾擔心被亂棍打死”
Q：其實你現在很多觀點跟2008年引發“捐款門”的觀點共有一套價值體系，書裏也大段講述了2008年的風波，現在回憶時後怕嗎？
A：一是當時看，一是事後看。你説有沒有後怕，那就是指現在看。我沒有後怕，反倒很感謝、很感激。只有那個事件，才讓我頭腦清醒；只有那個事件，才讓我意識到王石是老幾；只有那個事件，才讓我意識到萬科的地位；只有那個事件，才讓我感覺到萬科的孤立和孤單；只有那個事件，才知道我的狀態太超前了。
否則我還自我感覺不錯呢，知名企業家啊，《南方週末》評選的八個標杆人物之一啊，全球最大的住宅類開發公司啊，了不起啊……所以，事後看當然要説感謝。
但當時看呢，第一，不存在害怕；第二，已經好準備會遭遇更多，隨時可能辭職。這不是怕不怕的問題，你必須要面對，這是企業家的職業道德。
Q：你會覺得大眾跟不上你的腳步嗎？
A：他不可能跟上你的步伐，他跟上你的步伐，你就很一般了。2008年的事情讓我意識到，他們表現出狂熱的非理性和一致性。
Q：道德綁架？
A：對。本質上這是文化問題。雖然到了消費時代，雖然他們都迷“超女”，也會迷“好聲音”，但在最基本的倫理道德上，依然是強求的、非理性狀態，這種狀態可以殺人。
Q：你的書裏説，擔心被亂棍打死，有這麼嚴重？
A：他們要發泄。如果再來個大地震，我肯定是犧牲品。當他們砸麥當勞、家樂福的時候，商務部會站出來為外企説話，他們如果打王石砸萬科，有誰保護我？建設部會替我説話嗎？商務部會替我説話嗎？
Q：也有很多人同情你啊？
A：一般講有沒有人同情我沒有用，你替我説好話，有用嗎？有分量的保護沒有。
Q：想過逃跑嗎？
A：有兩種選擇，有人説：“你趕快跑，你幹嘛等着？”我説我不跑，人總有一死，在這個問題上，打死就打死了。我幹嘛忍受恥辱？
可能被打死之後，引起的震驚和反思反而更多，大家一定會悔恨、反思、進步。所以，如果我死了，會比現在不死的震動更大一些。但我當時判斷，還不至於到這個地步。
Q：相比2008年，現在地產商的形象好多了吧？
A：我覺得本質上沒什麼變化
Q：比如説N年前，大家提到地產商的話，會想到官商勾結、野蠻拆遷、操縱房價。但現在這種形象變了，甚至一部分人開始成為現代觀念的代言人。
A：原來就有，只是你沒感覺到。不是説前兩年被妖魔化，現在就好了。現在也是妖魔化。看你從哪個角度看。我們的文化還是覺得商人都唯利是圖、不擇手段。不同的是，房地產商更顯性，老百姓能切身感受到；而煤老闆、礦老闆不介入零售，不是顯性的，但唯利是圖帶來的危害可能更大一些。
王石
哈佛之前和之後，並沒有兩個王石
Q：前段時間有種説法是，哈佛前後是兩個王石，有嗎？
A：我不去哈佛，也會有變化。説有變化的，主要是因為有人説我回來之後愛發聲了，但我一直在説啊。你看我過去的書《道路與夢想》，非常理想主義。我2006年的觀點和現在比沒有變化。
Q：閲歷至此，價值觀基本定型了？
A：三十多歲的時候已經定型了，説我現在才變化不是誇我而是誇哈佛。一個六十歲的人，在哈佛待了兩年就全變了，那哈佛的魅力可就太大了！
但你要説英語水平提高了，確實是；你説眼界更寬，確實是；體驗更多，確實是。甚至可以説我是重生，什麼是重生呢？就是整個腦筋開動起來，可以説回到20年前。
Q：會到“重生”的程度？
A：一方面，一個人年齡大了，腦子開始退化；另一方面，久而久之還會形成一種依賴，覺得腦筋不好用理所當然。但到美國就必須調整。至於是哈佛、麻省理工還是普通學校，都得經歷一個痛苦的過程。
但更多的變化是別人看不到的，比如我晚上痛苦得想要放棄，快得抑鬱症了，因為過語言關每天只能睡幾小時。這是我的變化，是別人看不到的。
Q：“兩個王石”的説法是根據你在公眾媒體上的言論，比如微博上的你，很長一段時間都是隻談花花草草，而現在會涉及更多公共話題。
A：我的微博內容一直在變化。原來無所不談，包括政治，只是我警惕地和政治保持距離。但2007年、2008年的經歷讓我領會到，互聯網媒體會抓住你一句話不計其餘，造成你名譽受損事小，嚴重時會造成公司危機，影響整個公司正常運轉。
Q：所以只談花草？
A：因為我是企業家，不敢在公眾場合談房地產有關的事，任何一句話都會被人拿去曲解，我又和政治保持距離，你説我能談什麼？只有談花花草草。
Q：但感覺你是在研究花草？
A：我喜歡植物分類學，我非常感謝微博逼着我鑑別植物種類，我這幾年的植物分類學修養提高非常多。
2012年我去費城開一個會，接待方知道我喜歡植物分類學，就安排了一個學植物學的碩士生陪我參觀植物園，但當時不是他輔導我，而是我輔導他，因為他是研究蘭花的，只對蘭花的分類很清楚。
除了興趣外，我也在釋放另一種信號，那就是對生命的尊重。我發花花草草不是消極，而是積極。你想想，如果一個人對動植物生命都熟視無睹，那對人的關心在哪裏？反過來講，對動植物都關心的人一般是有愛心的。
Q：但這與萬科有關嗎？
A：萬科轉型很重要的一點是從專業研究房子到研究環境。作為董事長，在指引萬科轉型方面必須起積極作用。你能説這樣做沒有意義？
Q：但大家會誤以為你在逃避。
A：我有什麼可逃避呢？
Q：你去年發表了關於重慶的微博，説後悔當初採取不吭氣的態度？
A：確實，第一，重慶的事，我一直在看，但一直迴避，現在我後悔了，後悔沒有早説話，但我的態度一直沒變，只是再不公開表態就不對了。
王石
“我再頂級也是本土派”
Q：問個籠統的問題，對哈佛遊最大的感受是？
A：給我的最大感受是它的人文環境，不僅是語言環境、生活環境、學習環境，而是給了你新的天地，讓你學習西方的效率明顯提高了。
比如你可以接觸到最熱門的人。舉個簡單例子，當時發生了一個很著名的事故，墨西哥灣的漏油事件，很快我就能聽到事故的總檢察官來做報告，他講得非常有意思。
我們都知道淺海採油，弄個鋼架打到海底就可以了，但深海採油，2000米深，打不到海底。我問你，平台怎麼固定？平常人怎麼可能研究這個問題呢？但人家一講你就明白了，簡單來講，鑽井平台四個方向有四台發動機，帶動四個螺旋槳，它們在電腦控制下不停旋轉，於是就可以保持平衡了。
專家講，因為它的安全閥門太多了，反而導致問題。一道被擊穿，大家覺得還有下一道，結果就到了最後一道，大家發現必須採取措施了，但要啓動得簽字，負責人卻度假去了，於是事故發生了。
Q：這些只是知識的增長，而不是觀念的改變？
A：我舉這個例子是説，當前世界最熱門話題的當事人，就集中在那裏，我會長見識，但我的意識形態、哲學觀點不會發生很大變化。
Q：按理説，以你的閲歷，去哈佛之前就該很瞭解西方了，為何走入校園時感受還是有極大的不同？
A：非常不一樣，原來了解的只是毛皮，是書本閲讀，現在是實實在在就在那裏，而不是通過翻譯獲得。是自己去理解，這種理解讓我感到震撼。
Q：哪怕你已被認為是中國的頂級企業家……
A：我再頂級也是本土派，沒有海外生活經歷，雖然説“秀才不出門便知天下事”，但親身經歷親身感觸是不一樣的，對這個世界的理解也是完全不一樣的。
Q：你在歐美都待了比較長的時間，即便是兩者之間也有很大的區別吧？
A：原來感受比較籠統、概念化，我們一説就是“歐美”，但從美國到英國後發現，兩者差別還是很大的。比如英國是國家教育，有名大學裏除了白金漢大學是私立的，其他都是公立大學。在美國就不一樣了，公立和私立大學都有非常著名的。另外，英國非常講等級講秩序，能清晰地感受到皇家的存在，劍橋本身就是光榮學院。很多學校的建立者不是國王、王后，就是與皇室有關係的貴族。但在美國，講得更多的是平等和自由。
Q：誰對中國更有借鑑意義？
A：中國體制走出來的人，學英國更容易，但我們常講“英國老牌帝國主義衰落了”，反而願意學美國，但很快發現美國好多東西學不了，比如它的文化、價值觀，才是支撐美國強大的基礎。
我從沒以天下為己任，但我以己任為天下
Q：歐美待這幾年，你羨慕他們嗎？網上有極端的聲音甚至説“下輩子不想做中國人”。
A：沒有羨慕，我作為中國人很自豪，難道不該自豪嗎？以現在中國的地位，整個世界都沒法忽略你。而且我一直覺得，中國要往前走，無論抗拒也好，要學習誰也好，都需要回來找中國的傳統，去分析我們自己，回到我們自己，梳理我們自己，重建我們自己，我説的是文化和傳統。
出去後，我有個很大的感受，出國前曾有種急迫感，覺得體制和制度再不改就沒機會了。出去後才明白，關鍵不在這裏，關鍵在我們的文化，過去我們經常説，我們的文化是障礙，但現在講，我們的文化，特別是經歷過復興的文化，可能是激勵。
Q：但改變文化是很漫長的過程？
A：在農業文明中幾千年形成的東西，在進入工業文明後改變速度當然慢。但現在是後工業時代、是移動互聯網時代。但不要着急。為什麼不要着急？因為想慢也慢不了。更沒必要談革命，革命是非常糟糕的。
Q：但我相信很多人會説不樂觀，包括對文化的梳理、檢討……
A：我不是作為公知來談這個問題，請把我當作企業家，企業家的風格是解決問題。
王石
Q：我問過好幾個人同樣的問題，今天也問問您，你有沒有覺得，你年輕時想改變的世界很大，年紀越大想改變的世界越小，小到只剩下你自己？
A：可能正相反，我年輕時沒野心，也許你們年輕時目標很明確，但我很不明確，甚至不知道將來要做什麼。所以，不存在隨着年齡增長而怎樣的問題。那時只想做番事業，做了一個發現不適合就換一個，又發現不行就再換一個。最後發現我適合做企業家。我曾很欣賞索尼，曾想把萬科做到索尼那樣，那是我的終身夢想。
到汶川地震出現“捐款門”，包括“拐點論”的時候，我才知道我的影響力比我想象得大，萬科對行業的影響力比萬科自己感覺的大。原來我只潔身自好，你行賄是你的事，我不行賄就行了。但現在我會想，萬科會對整個行業乃至整個企業界有示範作用。人們看到一個企業想做大並非必須要官商勾結，必須要行賄腐敗，事實上這種影響已經出現了。
Q：真覺得自己的力量很大？
A：是別人覺得，是別人賦予我的。回到剛才的問題，我從來沒有以天下為己任，但我以己任為天下，我能實現自我就很滿足了，能把萬科做好就相當不簡單了。
我不敢説我愛國，只能在心裏想
Q：我聽説你曾非常肯定地説自己不會移民？
A：我沒講過企業家不能移民的話，只是我個人不會移民。邏輯很簡單，我的事業在這兒，過去、現在、將來都是。這是我創立的企業，我的資源都在這裏。
我要移民得有幾個理由吧，無非是這麼幾個：出國到哪兒不用那麼多簽證；子女得到更好的教育；資產安全。
Q：這些理由對你都不成立？
A：中國護照辦簽證是麻煩點兒，但絕沒麻煩到需要用移民來解決的地步；第二，我用不着用移民解決小孩教育的問題，她原來在澳洲、現在在日本接受教育；第三，我的資產差不多都捐了，可以説我沒什麼資產，我就是拿工資獎金生活，基本不留錢，不透支就不錯了，偶爾做公益還會透支，還得借錢。我也要借錢，跟別人説，別人都不信。
我是董事長，假如我移民了，卻讓別人安心做事，大家怎麼想？別人會指着我説：這人隨時準備跑、這人是個二鬼子……所以，對我來説，移民沒有任何好處，解決不了任何問題。幹嘛移民？我的護照都是中國護照。有人要移民，我就告訴他，想做事業就不要移民。
Q：和愛國無關？
A：我不用説我愛國，我在心裏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