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蒂芬·羅奇：中國經濟向前挺進，美國也需跟上

一次又一次，眾人的目光全都聚焦在中國身上。年初，新興市場紛紛遭受重創，期待反彈的美夢化為脆弱的夢魘。人們扭絞雙手，心緒焦慮，擔憂中國經濟疲軟。

當然，美聯儲收緊銀根也是重要原因。但中國因素同等重要。長期以來，一些人擔心中國經濟硬着陸；如今，這種預言又甚囂塵上。這些人以為，中國倒下將影響衝擊其他新興市場，接着，多米諾骨牌般推倒全球經濟。

危機當口，通常會有各種專家跳出來匆忙下結論，但最終，具體問題具體分析才是正道。中國的情況尤其如此。1990年代末，多個地區出現嚴重經濟危機，而中國經濟是當時亞洲最堅韌的經濟體——今天，她大概堅強如往日。誠然，中國經濟正在放慢腳步，但增長下調的真正意味並沒有得到很好的理解。實際上，放緩乃是令人欣慰的發展。

羅奇：中國自己要做消費者，中美經濟互相依存日子快到盡頭，心理學家也許會預測總有人要先出手，當然，是中國人

還有些人，膚淺地盯着中國GDP曲線不放——從10%回落至7~8%。他們的思維如同“膝跳反應”一般，以為中國放慢經濟增長速度是進一步危機的前兆；“中國災難論者”懷揣着一張發黃的清單，上面印滿社會動盪、環境災難、樓市泡沫、影子銀行等字眼。

上述因素都值得研究，但絕非當下中國經濟趨緩的根源。目前在背後起作用的是中國經濟“再平衡”，這正是人們長久以來期待的動作——中國經濟從以出口、投資為導向的模式，轉移至以消費、服務業為導向。去年，中國的第三產業規模超過了製造業和建築業，成為首要產業。

世界經濟——特別是美國——長期仰賴中國每年10%的增長率，對於正在向消費者、服務業傾斜的中國放慢經濟增長毫無準備。

中國的出口經濟增長奇蹟離不開美國消費者的外部需求。中國也嚴重依賴美元來支撐本國被低估的人民幣，以促進出口商品的競爭力。

從美國方面來看，她非常依賴中國製造的廉價商品，以提升本國消費者的購買力；還依賴中國較高的儲蓄率，填補全球最大的家庭儲蓄窟窿，並利用中國購買美國國債的無止境需求，來彌補財政赤字和超低利率。

不過，這種相互依存是互惠互利的結果——不是出於愛情。雙方已經在諸多領域發生摩擦。心理學家也許會預測，早晚有一方會採取單獨行動。先出手的，當然就是中國人。

過去7年，中國領導層商議做出經濟發展戰略的重大調整。前總理温家寶2007年提出著名判斷，“中國經濟存在着不穩定、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的結構性問題”。應運而生的便是，2011年啓動的十二五計劃開始向消費傾斜，為結構調整提供大框架。

不過，該計劃欠缺激發中國消費者活力的具體政策。這一缺憾由去年11月的三中全會得到彌補。全會提出約60項改革措施，其中尤為重要的是改變中國家庭的長期不安定因素，即計劃生育和户口制度；利率市場化，激活壓抑已久的中國儲户；國企利潤上繳提升至30%，投入社保和醫療項目。

三中全會還建立了新的政策落實機制，改革更見成效。

筆者在撰寫新書《失衡：美中相互依存》時對三中全會令人震驚的舉措一無所知。2008-09年及其後的金融危機是對中國外部市場的巨大震撼，內部失衡——過度消耗資源、環境衰退與污染、收入差距拉大、出於預防心理的儲蓄行為——表明原有模式已經難以為繼。筆者提出，結構調整勢在必行。三中全會順應了外界呼聲——其力度在某種意義上大大超乎筆者的預期。

筆者認為，這給中美相互依存的歷史蓋上了封印。中國已經踏上轉型的道路，從儲蓄過剩轉向利用儲蓄，不再願意借錢給美國，而是利用本國儲蓄建設完善的社會保障體系，滿足國民需求。中國一直是世界的終極生產者，現在，她也要做消費者。

美國一直是世界的終極消費者，目前仍然依賴於中國廉價的商品和資本，她將如何反應？對於缺乏增長動力的美國經濟來説，這是個實實在在的道路分叉口。其中一條道充滿風險：如果儲蓄不足的美國卡在老路上，又拿不到中國的廉價商品與資本，她就會陷入高通脹、高利率和美元疲軟的境地。

另一條道則充滿機遇：美國可以採取新的經濟增長戰略——從過度消費轉向以儲蓄為基礎，用儲蓄來投資民生和基礎建設項目。如此一來，美國將獲得出口部門的鼎力支持。中國等國需要美國製造的產品和服務，反過來，也將給調整後的美國經濟奉上大禮單。

互相依存的日子正在走向盡頭。中國在獨闖新路。我們只能期望華府抓住時機，將中國人的戰略調整轉化為本國發展繁榮的新資源。屢屢擔憂中國崩潰的金融市場同樣需要轉變觀念。

（本文原載《南華早報》2014年2月21日，原標題The Chinese economy is moving on, and so must America’s；觀察者網 朱新偉/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