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光之客——評喬治·凱南《凱南日記》-法裏德·扎卡里亞
“一切保守主義均始於感物傷懷。”安德魯·薩立文（Andrew Sullivan）寫道，“若無感物傷懷之情，‘保守’之意從何談起？”這正是埃德蒙·伯克長盛不衰的經典著作《反思法國大革命》哀嘆皇權統治一去不復返的原因。這也是為何在美國——現代性的實驗田——真正的保守主義者屈指可數的原因。
兩位所謂的保守派國父，約翰·亞當斯和亞歷山大·漢密爾頓，實際上都是激進政治制度的締造者。19世紀的輝格黨人，韋伯斯特（Daniel Webster）、克雷（Henry Clay）與卡爾霍恩（John C. Calhoun），有時被視為保守主義者，但實為資本主義發展的強烈支持者。許多支持奴隸制的南方人都提倡發家致富的制度，狂熱地擁護貿易和現代科技，而這些事物維持着奴隸制的豐厚利潤。當代保守主義源於對進步時代和羅斯福新政的反制，它常常把富有活力的資本主義與道德主義放在一起討論。鑑於這一歷史背景，《凱南日記》極富啓發性和可讀性，甚至會讓讀者心緒不寧。喬治·F.凱南是20世紀最受尊崇的外交家學者，是美國贏得冷戰的遏制戰略主腦。大多數時候，人們稱其為戰略家和自由主義者——因為他在外交問題上通常持鴿派立場。內心深處，他的態度和洞見是保守主義，但不是如今“左”、“右”之爭意義上的保守主義。
喬治·凱南（1904-2005）
“要是早出生50、100年就好了。”他在日記中寫道，“當今時代，人生過於繁雜。城市太多，無以生活；朋友太多，難尋友誼；新書太多，不堪一讀；數量代替了質量，生命變得像一部電影，數以百計的萬花筒景象在我們腦中迅速閃過，來不及思考。”這是深刻、發自內心的保守主義，尤其是當你知道凱南寫於1927年12月以後。
凱南秉持保守主義的悠久傳統，哀嘆地區社羣的命運共同體逐漸消散。1938年，當時正在美國國務院工作的凱南向上級請假，騎自行車遊覽威斯康辛州的鄉下地方。他不禁回憶起當年家鄉如何共同應對洪災、暴風雨和戰亂，以及自由主義的現代生活如何侵蝕着家鄉的團結心。17年後，他環視祖國——欣欣向榮、城市化大發展的1950年代美國——心生厭惡：“離開這種國家毫不足惜：數不盡的汽車，擋風玻璃後面無聊而呆滯的一張張臉，各種汽車裝飾物、瀝青、廣告、電視機、加油站、熱狗攤、無聊的商業中心、郊區磚房、鄉村俱樂部、酒館兒、燒烤店、毫無意義的活動。”
他總是看到現代生活進步的黑暗面，尤其針對汽車和飛機。關於汽車：“最棒的是在公路上行駛——當然，在晚上，毫無意義的差事兒——生命減去幾小時的死亡時間，但至少好過睜着眼。”“坐飛機（尤其是機場）讓我接近抑鬱症的邊緣。”他解釋道。凱南對於1986年挑戰者號爆炸的反應是，他寧願“廢掉美國整個宇航項目，無論軍用、民用，然後用這些錢建一個全國電報和火車網，就像以前那樣。”
他的觀點植根於歷史、哲學以及——讓筆者頗有些吃驚——信仰。凱南在1980年的耶穌受難日寫道，他為眾生和耶穌寫了一首措辭優美的讚歌：“造物易朽……最偉大、最神奇之奇蹟……乃是各各他之山（各各他山，位於以色列，據《聖經》記載，釘住耶穌的十字架便立於此山。各各他是希伯來語，意為“骷髏地”。觀察者網注）……一個人，一個猶太人，持有異見的先知，在兩個盜賊的陪伴下釘上十字架……此人教誨有二：一是博愛……二是以自悟、自省之心獲得救贖之可能……合二為一：博愛與救贖……建立起整個偉大文明，巧奪天工，無數大教堂拔地而起……塑造並規範一代又一代人的心靈與價值觀——在人類文明的精華上烙下獨特的印跡。”
凱南的保守主義帶有詩性、悟性，毫無功利的塵染。1979年，他勾勒了自己心儀的政治學。“除了要做政治上的孤立主義者，我還推崇自給自足。我不僅相信一個健康的社會需避免引進外國勞工……還相信，必須儘可能減少與其他民族的經濟、金融領域交流。”某些讀者可能以為這口氣宛如朝鮮，但凱南對國民性、團結精神與小規模社羣的道德優越感的推崇，自有其歐洲思想傳統的豐富來源。這也表明了凱南的種族主義。
1978年，凱南在飛往洛杉磯的途中寫道，飛機降落後他恐怕見不到多少白種人的面孔，並哀嘆“英國血統，美國當初的憲制與政治理念的締造者們”的後代逐漸衰落。他預測，美國人註定“陷入操持各色語言的烏合之眾，……一片平庸與無聊。”凱南有時表現出典型的種族主義情緒。他對南非的看法就受到“黑人搞不好人權和民主”的觀念影響。“我預測5到10年內，”他在1990年寫道，“一部分白人將對國家失去信心，被迫移民，南非政府沒法養活民眾、搞好經濟，將需要美國援助。”大部分情況下，凱南的種族主義是源於保守主義心理，他對現代多種族的民族國家“種族融合”懷有深刻的質疑。他並沒有看不起中國人、印度人、俄羅斯人或猶太人。凱南覺得這些民族會在“大熔爐”中勝出。不過，他對非白人種族的評價總是帶有苛責和譏笑的意味。
隨着時間的流逝，凱南哀嘆的對象範圍越來越大，包括環境、人口過度膨脹和地球資源枯竭。“集體災難的危險……幾成定局。”他在1968年寫道。他在1970、1980年代擔憂核武器，以為這將引發戰爭和難以想象的全球性災難。1988年，戈爾巴喬夫即將終結冷戰的時刻，他寫道，“我覺得核戰爭根本沒法避免”。凱南一直嚴厲批評美國外交政策的軍事主義、帝國手段、傲慢心理與侵略。冷戰的終結並沒有給他帶來快樂或報仇的快感，雖然他在1946、1947年就已經預見這一天。他擔憂歐洲發生的鉅變可能影響兩德統一。
我知道上文勾勒出的凱南像是個古怪的老頭子，沉湎於懷舊與意識形態。那麼，如何解釋凱南作為戰略家的天才一面？他踏入外交事業初期就是敏鋭的觀察者——我們在日記中可以清晰地看到這一點。1933年12月，他與首任美國駐蘇聯大使一起抵達蘇聯，很快便領悟到蘇維埃制度的殘酷現實，而許多西方人當時還矇在鼓裏。凱南通過日記記錄下1934年9月他在美國駐莫斯科大使館與英國自由派的茶會，當時在座的還有英國費邊社會主義的創始人西德尼·韋伯。凱南寫道，英國自由派“思維非常抽象，很容易因為表面上的姿態而對共產主義信以為真。在內心深處，他們永遠不會願意成為布爾什維克，他們僅僅是地地道道的英國人。”
這種敏鋭的現實主義感在凱南的外交記錄中俯拾皆是。1944年，他與波蘭總理共進晚餐。後者從蘇聯人口中獲得了支持獨立的許諾，而凱南相信，不管誰説什麼話，波蘭人最終都會遭遇悲慘結局。“克里姆林宮充滿嫉妒和霸道的眼神裏只有家臣和敵人，蘇聯的鄰國只能二選一。”
同樣，凱南批評美國用國際組織來維持戰後和平的計劃。這反映了他的歷史眼光。“只有在各個大國滿足利益以後，這些體制才能正常發揮作用。”他寫道，“一旦某個大國想要改變現狀，這些協約體制根本攔不住。”用這句話來形容1944年的聯合國再貼切不過。1945年幾乎只有他一個人預測蘇聯將控制東歐，並認為羅斯福總統對斯大林的信任是盲目而天真的表現。他還是1940年代末預見到中蘇必將分裂的少數人之一。
如何解釋凱南在國外時睿智、在國內時糊塗？我認為原因是他的陌生人心理，他自視為“時代的客人，沒有血緣上的歸屬感”。凱南的天才之處在於，他能夠精準地把握其他國家的本質，而那些國家的歷史都要比美國長，他能夠聯繫過去與現在，進行通盤考慮。例如，他在著名的5500字“長電報”中提出，應遏制蘇聯，而非展開軍事衝突。他的貢獻在於，證明了斯大林的政策很大程度上是俄國傳統戰略的延續，強加上去的現代蘇維埃制度最終將會衰落。他對波蘭、聯合國、中國的分析都是基於歷史、延續性和文化的理解。
凱南理解不了的是現代性。技術、資本主義、貿易和移民帶來那麼多變化，讓凱南覺得其中只有危險與災難。美國作為風暴的中心，成為他擔憂的焦點。
1994年，90歲的凱南試圖把握俄羅斯的外交政策，他指出，70年的共產主義歷史扭曲了偉大文明，人們必須同情這個“不幸受到傷害和凌辱的國家”，才能理解俄羅斯變動不居的外交姿態。然後，他毫不客氣地反思美國。凱南認為，這片土地正在遭受“毫無節制的墮落”，“病態地痴迷於性和暴力，莫名其妙地希望為同性戀爭取自豪、高尚而大方的社會地位”，最後，也許最令他反感的是“政治正確”，導致“全沒了幽默感”。這就是他對繁榮的1990年代的反應。
喬治·凱南為外面的世界亮出了一道光。但在他自己的土地上，他始終是一位被嚇壞了的客人。
（本文原載《紐約時報》2014年2月23日，原標題‘A Guest of My Time’；觀察者網 朱新偉/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