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ank Ackerman：美國iPhone導致中國污染
全球氣候變化傳來好消息：美國在2000年以後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增速減緩，2007年以來，排放量甚至出現下滑。二氧化碳是全球變暖的主要因素。歐洲傳來的消息聽上去更加美妙：1990年至2008年的温室氣體總排放量呈現下降趨勢，降至或略超《京都議定書》預定的排放量。
不過，**發達國家實現減排的同時，卻把製造業轉移到中國等發展中國家。在這個過程中，我們實際上是“外包”了碳排放。**消費者對於製造温室氣體排放的商品負有責任，如果這麼説沒錯的話，那麼，我們迄今為止並沒有解決減排問題。我們只是把它變得更加隱晦、更加難以測量。
問題在於：假設一家中國的鋼鐵廠出口鋼材給豐田公司，然後豐田在日本造車，賣給美國人，那最終哪個國家應該為鋼鐵廠的温室氣體排放負責呢？按照邏輯來講，大概是美國應當負責。中國的碳排放是為了最終給美國人造東西、在美國使用。不過，按照統計標準以及各種關於減排的研討會，碳排放卻都算在中國頭上。
發達國家實現減排的同時，卻把製造業轉移到中國等發展中國家。
目前通行的辦法是按生產者確定碳排放的責任人，這樣做便於落實。每個國家都會統計工廠、交通工具等境內生產者的碳排放。而更加合理的辦法則是把生產過程中的碳排放量計算到最終產品的消費國頭上。這將要求以更加精細的手段來統計國際貿易。
一些研究者已經在嘗試按照消費品來計算碳排放。格蘭·皮特斯（Glen Peters）是該領域的領軍人物之一。他就職於挪威國際氣候與環境研究中心（奧斯陸總部，CICERO）。皮特斯與多位研究者合寫的一篇論文估測，2008年，世界各國為製造出口產品而產生的排放量（通常“體現”在出口數據中）比1990年的二氧化碳排放量高出20%。然後，皮特斯等人按照消費領域的標準重新計算碳排放，結果，美國、歐洲等發達國家的碳排放量在這一時期繼續增長，遠超《京都議定書》所規定的目標值。
**一些學者從貿易的角度計算了許多國家的碳排放量，發現幾乎所有的高收入國家都是碳排放的淨進口國。**澳大利亞和加拿大（後者表現稍差一些）是僅有的例外。這兩個國家是高能耗的金屬、能源等產品的淨出口國。另一方面，許多發展中國家是碳排放的淨出口國。據皮特斯研究團隊的計算，2008年，按照出口產品計算，中國約佔全球碳排放量的一半。中國經濟的龐大體量當然是原因之一。按人均排放量計算，南非、哈薩克斯坦、澳大利亞和俄羅斯均超過中國出口碳排放量的至少一倍以上。
中國成了碳排放的替罪羊
低收入地區的碳排放量通常都是為了高收入地區的消費者服務，無論國內、國際，情況都是如此。以中國為例，最近的一項研究發現，逾半數碳排放所生產出來的產品都不是為本省居民消費的。內地省份80%的碳排放所生產的商品最終到了沿海省份消費者手上。
上述估測都是基於複雜的貿易與碳排放模型，很遺憾，目前測算的標準尚未統一。一項研究表明，50個研究項目得出的貿易碳排放量結果差異很大。例如，中國2005年的出口產品碳排放量佔中國總排放量的比例從18到45%，各種結論都有。
模糊的數據使得以消費品為標準的碳排放研究遭遇更多難題。但無論如何，其隱含意義十分明顯：美國、歐洲和日本應對本國國境線以外的全球碳排放負責。政府應對氣候變化的政策宗旨不應侷限於本國境內，而應當創造國際間的低碳能源體制，尤其是在世界製造業的集中地區。
數據還給我們帶來更多意外。中國是出口商品碳排放總量最高的國家，但其出口商品含有的碳排放量比例卻並不高。我在研究中發現，中國的主要出口商品都是相對較低能耗的。中國在貿易領域的比較優勢是低勞動力成本和製造業經驗，而非能源或原材料。中國龐大的出口總量中，很大一部分碳排放都是源於火電和某些產業的生產力低下。
這一令人困惑的結果實際上對全球氣候談判是好消息。中國轉型低碳能源還需要很多時間和金錢，但這不會影響中國的經濟發展模式。最近，中國政府宣佈了一系列政策，支持減少使用煤炭、降低碳排放量，這與其出口導向的經濟模式並不會矛盾。
想要説服其他出口碳排放量很高的國家，則困難得多。南非、俄羅斯等能源出口國家的經濟發展模式基於碳足跡最高的產品，要想轉型低碳模式，需要進行更加徹底的改革。中國和許多發達國家一樣，在可持續能源發展的道路上可以走得相對輕鬆些。
【英文原文刊載於美國《赫芬頓郵報》新聞評論網站《世界郵報》（World Post），2014年2月12日，觀察者網朱新偉譯。原文鏈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