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省部級高官人事任免遷徙圖：北京西藏調動最頻繁
據《南風窗》統計，2013年到2014年的“兩會”之間（2013年3月16日至2014年2月12日），中國黨政系統共發生245人次的新晉高官調動，其中79.6%是原地調動，12.2%是從地方到中央，僅8.2%是從中央調入地方。
中國高官遷徙圖
2013年中國省部級領導調整的大戲，首先是從一例令外界略感意外的地方大員任免中拉開序幕的。
這一年的1月5日，四川省人大常委會任命魏宏為該省代省長。就在大半年前，2012年5月四川省委十屆一次全會選舉產生了新一屆省委班子，剛滿58歲、擔任常務副省長已經6年的魏宏因年齡受限，沒能入選省委常委。
一般來説，每個省份的政府“一把手”要麼是中央委員，要麼是中央候補委員。因為都不是中央候補委員，魏宏與上海市市長楊雄接任地方政府首長的消息公佈後，確實令外界頗感意外。
但考察魏宏、楊雄的履歷又可發現，兩人均長期擔任政府的常務副職，擁有豐富的施政經驗，升任“正省職”，也符合省級黨政正職“順位接班”的晉升傳統，從這個意義上看，兩人的“轉正”又在情理之中。
魏宏和楊雄的仕途“大轉彎”，正折射了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執政以來在高層人事佈局上呈現的鮮明特點：既遵循以往的傳統用人規矩和慣例，但在個案上，又表現出極大的靈活性和適用彈性。
省部級幹部調整的時序邏輯
2013年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換屆之年。這一年的省部級幹部的調整，一方面是圍繞着搭建中央和各省份的“政府班底”這個中心任務而展開，實際上又延續了十八大以來中央對高級幹部一系列調整的動作和節奏。因此，分析和觀察2013年迄今我國省部級官員的變動，須將其放到一個更長的時段和人事調整週期內進行，才能看得清其中的邏輯。
實際上，2012年11月黨的十八大甫一閉幕，我國就啓動了第一波的高級幹部人事調整：一些省份或部委的黨委書記，因升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委員或者中央書記處書記，他(她)們或者離開原來主政的地區和單位進入中央履新(如時任陝西省委書記趙樂際調任中組部長、四川省委書記劉奇葆調任中宣部長)，或者從某一省份調到另一地區主政(如時任福建省委書記孫春蘭調任天津市委書記)增加歷練。
而這批省級黨委書記留下的職務空缺，則多由原省份的政府“一把手”順位接替(如浙江省長夏寶龍、陝西省長趙正永均接任省委書記)。部分省份的黨委書記則是由中央“空降”幹部到地方執政(如廣西黨委書記彭清華、四川省委書記王東明、福建省委書記尤權)。省長升為省委書記，其他副部級幹部(如省委專職副書記、常務副省長)迅速補位，晉升為省長，這就是2012年年底至2013年年初這一波人事變動的脈絡。
2013年3月全國“兩會”，新一屆國務院組成人員履新。“兩會”結束後，地方省份迎來了主要黨政領導密集調整的小高潮—有7個省份省委書記和多個省份的省長，均由新人擔任。這主要是因為：有個別身份的政府首長(如時任山東省長姜大明、安徽省長李斌)赴京擔任國務院部委行政首長，或者部分省份的省委書記新當選為全國人大、政協的領導人(如河南、江西)。他們遺留的職務空缺引發新一波省級人事變動。
由於不少省級政府“一把手”是由本地(如浙江省長李強)或外地的省委專職副書記(如湖南省長杜家毫)接任的，因此，緊接着，2013年4月中下旬，省級黨委專職副書記崗位的“補位”潮出現了。在此之後，當年7月份，新一波副部級官員密集調整，這一波主要集中在省委常委班子和省政府副職的補齊配備上。
由此可見，地方上各省部級官員的調整，其實是一場前後銜接、接替補位的安排。一旦某個重要崗位出現缺位，即會引發一系列後續的人事聯動調整。
中國高官調動去向
中國高官調動去向
中國高官調動去向
幹部任免的制度化
仔細梳理過去16個月的人事變動，可以發現，我國在高級幹部任命上已建立了一些清晰的、近乎可觸摸到的“規則”和“慣例”。這些“規則”雖沒有書面的文件規定，也無法定的剛性約束力，但卻一直被執政黨嚴格地遵守和沿用。這也是中共在幹部人事制度探索上逐漸制度化、規則化的體現。
最典型的是省級正職的“按部就班、順位接班”階梯式晉升模式。對於多數省份而言，一旦某省省委書記被調離，則該省省長接替省委書記的可能性就很大。同樣，在省政府“一把手”出現缺位時，省委專職副書記、常務副省長則是迅速補位的第一“候補”梯隊。這從2012年到2013年的多個省份的省委書記、省長的人事調整中均得到驗證。
再比如，領導幹部的交流任職制，也在近年來得到逐步強化。這既是出於豐富幹部履職經歷、擴大視野、提升執政才幹的考量，也是為了消除地方官員人事和利益的“板結化”。主要突出反映在黨委組織、紀檢和公安、檢察院和法院等部門“一把手”的任命上。不僅如此，新一屆中央集體執政後，更是屢次提出“打破幹部的‘部門化’”等新表述，並提出要推動幹部的跨條塊、跨區域流動。這也成為2013年省部級幹部調整的新趨勢。
從近期多個省份的公安廳長的人事變動上也能看出上述趨勢。一直以來，省公安廳長多來自於政法領域，特別是以系統內調動居多。比如，上海市副市長、公安局長白少康，廣東省副省長、公安廳長李春生，貴州省省長助理、公安廳長孫立成都是從公安部“空降”到地方的。但是，在2013年6至9月份的多個省份的公安廳長人選上，卻出現了來源更為多元的新特點。比如，時任湖北孝感市委書記黃關春調任吉林省副省長、省公安廳長；時任安徽馬鞍山市委書記鄭為文調任江西省公安廳長、省長助理；時任江西上饒市委書記董仚生調任河北省公安廳長、省長助理。值得一提的是，上述3位均在50歲上下，在調任異地前一直在所屬省份履職，無跨省交流經歷。
但是，上述趨勢和方向性變化，是否能持續，仍存在着諸多不確定性。這也是幹部調整的慣例特點決定的。比如，在2002~2003年前後以及此後數年，我國在中高級別的幹部調整上呈現出“東部幹部西進”的特點，多位曾在東部沿海發達地區主政的官員被調至中西部地區擔任重要崗位的實權領導，該模式在當時風行一時。如在2002年，時任浙江省委常委、温州市委書記的蔣巨峯被調至四川后不久擔任省長；時任江蘇省委常委、蘇州市委書記的陳德銘被調任陝西擔任省長。
但最近兩年，這種較系統、成規模的幹部“東西橫向”流動不再常見，而“南來北往”型幹部在增多。以十八大後升任政治局委員的3名官員為例，福建原省委書記孫春蘭北上天津擔任市委書記，吉林省原省委書記孫政才則調任西南重慶擔任市委書記，內蒙古原黨委書記胡春華南下廣東任省委書記。
幹部佈局呈現“新思維”
2014年2月，在地方“兩會”上，有幾名副部級官員的調動令人關注：河南省原政協副主席張維寧履新河南省副省長；此前任 浙江省政協副主席的張鴻銘，也在短暫擔任杭州代市長後順利“轉正”。而在此前，四川省人大常委會原副主任趙愛明轉任江西任省委常委、組織部長。
曾被外界視為“仕途終點站”的人大和政協，反倒成為“仕途中轉站”。這一變化在這兩年出現過多起案例：北京市原政協主席王安順於2012年轉任為該市市長。同樣，吉林省的巴音朝魯也是從省政協主席任上轉任為省長的。梳理省部級官員的履歷可發現，仍有一些省份的人大、政協負責人具有較大的年齡優勢，有望在未來幾年內重回“一線”崗位。
表面上看，這是組織部門打通了不同系統甚至傳統意義上“一線”、“二線”崗位的嚴格的界限，而實質上則反映出中央在人事任命上展現了更多的靈活性與彈性。值得關注的是，在新一屆中央執政後，中央及中組部領導提出了要構建“有效管用、簡便易行”的選人用人制度。這一新表述正體現了中央在幹部配備上的新思維和方向上的轉變。
如上文所提及的，年齡任職限制在過去是幹部任命中一道不容置疑的鐵的“關卡”。但十八大後中央對一些省市的人事佈局，既遵守規則和慣例，又展現出更多的靈活性。因為，在省級黨委換屆中，年滿58歲的副部級幹部一般不再被提名為常委候選人，這一規則既得到了遵守；但作為中管幹部，中央也有權直接提名其為正部級幹部，正部級幹部的履職和退休年限則被延展至65歲。
同樣，在2013年全國“兩會”上，出生於1948年、年滿65歲的周小川仍舊入選新一屆國務院部委首長名單，繼續擔任中國人民銀行行長。這一點也曾令外界感到意外。但是，因為同樣是在“兩會”上，周小川也同時當選為全國政協副主席，躋身於“國家領導人”行列，從而避開了“正部級65歲不再擔任實權職務”的年齡任職限制。
但年齡任職限制是否在今後會繼續鬆動，還是僅僅作為零星個案出現，目前尚無確鑿的結論，仍需要時間給出答案。值得一提的是，2014年既是每5年進行一次的後備幹部集中調整補充年，也是十八屆三中全會召開後的“改革年”。同樣，在這一年，僅國務院系統就有3個部委的一把手首長(住建部、文化部、環保部)以及其他十餘位部級官員年滿65週歲。他們的進退去留以及未來一兩年內的人事佈局與安排，將成為外界觀察中國人事制度變革的重要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