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紹雷：克里米亞之變和烏克蘭未來選擇
（本文紙媒版已發表於《東方早報》，有刪節。此為馮紹雷教授提供給觀察者網的完整版。）
正當烏克蘭產生新政權，國內局勢表面上看似趨於穩定之際，2月27日克里米亞突生變故，一部分民眾佔領政府大樓，插上了俄羅斯國旗，並定於5月25日在當地舉行全民公決，決定克里米亞的去留。該日正好是基輔新政權宣佈總統提前大選的日期。同時，隱匿多日的亞努科維奇現身，並定於28日舉行新聞發佈會。尤其引起輿論關注的是，俄羅斯前所未有地在中西部地區舉行軍備檢查，雖如普京所云，此事與烏克蘭事件無關，但勢必對於烏克蘭局勢產生重要影響。（觀察者網注：本文截稿時，俄羅斯尚未承認派兵進入克里米亞。）
在事態又一次進入撲朔迷離的態勢之下，有必要結合若干方面資深人士對於烏克蘭未來取向的思考和構想，來深化對當下事態的思考。
烏克蘭事件的出路何在？這是擺在各國戰略家面前的一份考卷。不言而喻，每一種構想都帶有當事人所處內外環境的深深印痕。但是，綜合各家看法之後，至少可以為勾畫未來圖景提供一些線索和路徑。
克里米亞塞瓦斯托波爾市政府外，人們升起一面俄羅斯總統旗
一、從布熱津斯基的“芬蘭化”模式説起
作為資深的美國前國家安全事務顧問，布熱津斯基大概是最有資格來評述當前事態的戰略家之一。因為，他不光是冷戰東西方決鬥關鍵時期的西方核心智囊之一，而且冷戰結束之後，他是有關俄羅斯、烏克蘭所處的歐亞地區一系列重大地緣政治和國內變革的思想建構者和戰略政策的重要推動者之一。十多年前，筆者在華盛頓訪學之時，多次見其親自為獨立之後的前蘇聯各國政要與華府各部門、各機構之間的聯繫穿針引線。
基輔“2月事件”發生之後，布熱津斯基的思緒仍如年輕人一般敏捷，迅速地提出了他的有關策論。在他看來：危機之後，“俄羅斯是有能力把烏克蘭引入到一場激發仇恨、引起天下大亂的國內戰爭的。這場戰爭將很快促使克里米亞和烏克蘭東部地區工業基地的離異。但若如此，無論這樣一類由俄羅斯所挑起的國內戰爭會帶來怎樣的短期效應，肯定無疑的是，這將會使大多數烏克蘭人成為俄國的永世仇敵”。
在他看來，“由普京本人所倡導的‘歐亞聯盟’無非是一個抱負遠大，但還是用來進行強制和恐嚇的基地，並不會引起前蘇聯地區中現在的主權獨立國家任何興趣”。因此，他認為，“在控制當下發生的動亂局面時，西方無論如何可以發揮建設性的作用，美國和歐盟可以採取相關的行動。特別是美國可以向普京清楚地表達，它正準備運用自己的影響，採取一些行動來確保烏克蘭的獨立和不破壞領土統一，並促使烏克蘭在對俄政策方面採取與芬蘭相近似的立場。芬蘭的政策曾經是一項有效的實踐。”
在布熱津斯基的眼中，“芬蘭化”政策的特點在於：其一，採取多邊睦鄰政策；其二，與歐盟和俄羅斯同時保持廣泛的經濟關係；其三，在與歐盟擴展廣泛經濟聯繫的背景下，不參加任何在俄羅斯看來是針對自己的軍事同盟。布熱津斯基斷言，“芬蘭化”方案是一種對於烏克蘭、歐盟、俄羅斯三家而言，都各得其利的一種理想模式。
在最近的這篇短文中，布熱津斯基甚至警告俄羅斯，不要採取干預烏克蘭內政和不利於剛形成的民主的任何行動，否則的話，美國可以動用他的單邊影響、雙邊行動、以及全球範圍內的機制，諸如俄羅斯所在的WTO、世界銀行、G8等等，對俄羅斯實行全面的經濟制裁。布熱津斯基相信：“比預想的可能更早，烏克蘭將會是民主歐盟的一個成員；而或早或晚，俄羅斯要麼自我孤立，要麼成為一個半停滯的帝國遺產。”
字裏行間中，依然可以清晰地感覺得到布熱津斯基多年以來尚留存的對於俄羅斯毫不留情的另眼相看。“芬蘭化”方案的要害在於中立。但是，當下國際國內條件是否允許烏克蘭真正走向哪怕是有限的中立，圈內人士大有疑問。尤其是一個明顯地偏向於歐盟和西方的所謂“中立化”的芬蘭，能否為俄羅斯所接受呢？特別是布熱津斯基所表達的對於俄羅斯的警告，看來也未必會使俄羅斯受到約束，根據俄羅斯列瓦達（觀察者網注：俄最大的獨立民調機構）的最新民調，接近半數的俄羅斯居民堅信烏克蘭事件深受西方影響，旨在把烏克蘭納入圍繞歐盟的軌道。這一民意傾向當然會直接作用於俄方決策。實際上，就西方在此番事變中所起的異乎尋常的重要作用，當事者與看客也不言自明。
從更深層次看，芬蘭屬於芬蘭——烏戈爾語系，遠不若烏克蘭和俄羅斯同屬於斯拉夫語系的關係緊密；芬蘭基本上屬於斯堪的納維亞的文化圈子，也遠不若俄羅斯對於烏克蘭之刻骨銘心。所以，“芬蘭化”此案值得一説，但遠未能夠終結當下的拉鋸式拔河。
二、格拉濟耶夫“聯邦制”構想之不易
謝爾蓋·格拉濟耶夫是俄羅斯的著名經濟學家，蘇聯解體之後的相當長一段時間裏，他是俄羅斯共產黨的領導人。由於所持見解漸漸不一，格拉濟耶夫退出了俄共，但是他所具有的中左翼經濟思想依然具有廣泛的影響力。2012年普京當選第三任總統之後，請他擔任首席私人經濟顧問。在莫斯科的圈內人都知道，格拉濟耶夫是普京“歐亞經濟聯盟”的主要設計者和堅定的推動者。
那還是在基輔獨立廣場流血事件前兩週，但當時烏克蘭輿論已經就其未來政治走向展開了廣泛的爭論。2月6日，格拉濟耶夫在接受烏克蘭《生意人報》採訪時明確表示：在烏克蘭國內實現聯邦制，可能是當前政治危機的一個解決辦法，特別是要允許烏克蘭西南部地區加入俄羅斯的“海關同盟”。格拉濟耶夫説：“我想，這不僅是一個想法，而且是勢所必然”；“這意味着給予地方足夠權力和能力去解決他們自己的財政問題，甚至給予部分政治自治的機會。”他枚舉了國際案例説：“在全球範圍內有很多這樣的實例，雖然從國際法的觀點來看，這有點奇怪：在一個國家裏存在着不同的貿易和經濟體制。比如，格陵蘭可以存在於丹麥的混合企業當中，但是，丹麥是歐盟國家，但格陵蘭卻並不是。這樣一種方法是一個可以適用於烏克蘭的案例。”
但是，就在同一天，當時作為反對派的“祖國黨”領導人亞採紐克馬上予以反應。他説：“這會是一個非常冒險的舉措。”在反對派看來：聯邦制將會引導一個統一的國家烏克蘭走向分裂。儘管，聯邦制比內戰或者混亂要來得好些，但它最多也只是解決目前政治危機的多種出路之一；在任何情況下，也許聯邦制可以使得原本的分裂過程變得較為緩慢平和，但是，目前還是有着比聯邦制更好的解決辦法，第一步就是回到2004年的憲法。
2月25日，烏克蘭議會通過決議任命亞採紐克為烏克蘭過渡政府的總理，看來，上述的想法還是表達了在烏克蘭佔上風的反對派的意見：迴避聯邦制，首先解決議會與總統的權力關係問題。
問題在於，克里米亞事變之後，事態變得更難逆料。克里米亞的街頭對峙，和政府大樓插上的俄羅斯國旗，至少給基輔新政權出了一個難題：既然，基輔獨立廣場反對派能夠以一場街頭暴亂推翻原有的憲政安排，那麼，為何以同樣邏輯行事的克里米亞當地居民，卻不能夠被賦予合法性呢？在未來的關於克里米亞去留的全民公決中所運用的多數決定原則，與基輔新議會推翻憲政的多數決定有何區別呢？捍衞烏克蘭的領土主權完整，固然是國際社會和大國間公開宣示的準則，但是，當這一原則已經明顯地被用來作為大國維護既成有利格局的工具時，主權原則的神聖性又何在呢？
三、“反克勞塞維茨”範式背後的真真假假
墨勒是丹麥的前外長，他曾經在2013年12月20日寫過一篇文章，題為“歐洲與俄羅斯對烏克蘭命運之爭的背後”，發表在美國《國家利益》雙月刊網站。在他看來，克勞塞維茨一向主張，戰爭是國內政治的繼續，但是，歐盟所主張的“共同外交與安全政策”譴責戰爭，主張通過選擇政治手段實現政治目標。這是對於克勞塞維茨範式的一個逆反。
在墨勒看來，其一，歐盟的這一新範式是在國際政治當中打開了一片新天地，這也是為何近二十年來在中歐、東歐多家普遍存在廣泛吸引力的原因所在；其二，目前解決烏克蘭危機的考驗就在於能否真正通過政治對話，以找到出路。儘管，歐盟“共同外交與安全政策”一直因為其缺乏硬實力的支撐而受人詬病，對於烏克蘭複雜事態也還沒有形成特別清晰的政策模式，但是，主張多邊方式、協商對話、非軍事手段、特別是主張包容性妥協的歐盟範式之潛移默化地被人接受，也是一個客觀的事實。因此，“反克勞塞維茨”範式至少是一個值得推廣的觀念。
但是，當2月21日，在法、德、波諸國監護之下，烏克蘭各派簽署的談判協議之後，當時這份立刻收到美國等方面全面認可的多邊決議，為什麼在一天之後又馬上變得一文不值了呢？在一己私利和國際公正之間，我們的歐洲朋友所強調的理性和規則的嚴肅性又體現在何處呢？既然，2月21日的談判協議可以在一日之內就被推翻，或者用更文明的話來表達“被忘卻”或“被擱置”，那麼，人們又怎麼能夠對於政治家們當下的種種莊嚴宣示表示信任和理解呢？
上述的任何解決衝突構想中，都存有一定的歷史背景和觀念預設，關鍵的問題，不僅是如何將規範適用於當下的現實，而且，人們也要學會如何在各類學説、理念和看似正經八板的原則宣示之後，看到那些難以言傳的種種謀算。今後的兩個月一定會是各方絞盡腦汁、縱古論今、施展高招的密集時期，值得看官留神。
當然，中國人大概也越來越不能作為旁觀者，而認為此事遠在天邊，於己無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