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建國：混合所有制並非抽象的靈丹妙藥
另據《解放日報》報道，3月8日國資委副主任黃淑和稱，“發展混合所有制過程中，必須要加強國資和民資的產權保護。民企擔心被吞沒，國有產權也有類似擔心。發展混合所有制，態度上要堅決；但行動和措施上要考慮縝密，一步一個腳印，以免重蹈上世紀90年代的國資流失的覆轍，對全社會、對老百姓都不好交代。”
近期，輿論對國企進行混合所有制改革一片叫好。習近平的講話表明，混合所有制並非抽象的靈丹妙藥，若在實踐中操作失當，就有失敗的可能。
3月9日，習近平參加安徽代表團審議時指出，要吸取過去國企改革經驗和教訓，不能在一片改革聲浪中把國有資產變成謀取暴利的機會。
確實，混合所有制這個筐，什麼都能裝。
按市場經濟原則來説，國有企業與私企外企之間進行產權交易，實現交叉持股、甚至買斷兼併等，是完全正當的。不僅私企外企通過股權交易等形式控制國企，而且包括國企通過同樣的方式控股私企外企，也都是完全正當的；混合所有制以及國企資產資本化、證券化，的確存在產生放大功能的可能。不過，混合所有制和國企資本化存在着不同的運作方式，不同的運作方式帶來不同的可能，放大功能之外，也存在着另外一種可能：國資流失和企業走下坡路。實際操作中，需要注意如下幾處事關“成敗”的“細則”。
第一，“混合”應該是雙向的、平等的。
目前輿論片面強調私企參與對國企的混合，不提國企參與對私企的混合，這樣無疑是不符合市場原則的，“混合”成了私企的特權。若真正遵循市場經濟原則，那麼非公有制企業參與國有企業改革與國企參與非公有制企業改革，私企通過股權交易控股國企與國企通過股權交易控股私企，都應該被允許或被鼓勵，否則就是不平等，就是隻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實踐中，這一點也難以確保。2008年三聚氰胺事件後，私企蒙牛一蹶不振，危難時刻，蒙牛老闆牛根生在亞布力論壇上的那些私企老闆朋友，竟然沒一個伸手相救的，最後還是國企中糧來收拾了爛攤子。中糧控股蒙牛，就是純粹的市場行為。
第二，混合所有制改革，不能搞一刀切，不能運動式地一哄而上。
一家企業，是否應該進行混合所有制改革？在什麼領域、在哪一部分資產、在多大程度上進行混合所有制改革？這都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根據企業自身的情況、出於讓企業做大做強而不是相反的目的、由企業自行來決定。一家國企或該國企的某一部門，若盈利狀況良好，也不缺乏擴張的資金，那麼這種情況下就不應該強令其出賣自己的股權，否則就成了肥水流入外人田。近期中石化宣佈要對自己的優質資產油品銷售領域引進投資，並且説這樣做是為了顯示自己的“誠意”。這一解釋讓人莫名其妙。市場經濟下，企業行為的出發點是為了贏利，而不是為了顯示什麼“誠意”，把自己的優質資產而非非優質資產，把自己賺錢的部門而非不怎麼賺錢的部門拱手相讓，這樣的“誠意”難道是符合市場經濟原則的？
第三，不管是優質資產還是非優質資產，都不能賤賣。
國企要部分甚至全部賣給私企或外企並非絕對不可，前提是必須得保證交易的公平公正，即不會被賤賣掉，不會讓人民蒙受損失。除非買家出價的確合理，才可以考慮出售國企資產，否則就是國資流失。此外，賤價獲得國資後，好多人並不予以珍惜，大撈一筆後就不管是不是洪水滔天了。所謂的產權明晰，並不必然意味着企業會更好地發展。
國企當中，還有大量資產沒有實現資本化或證券化，這些資產是以十萬億計的，未來若是實行證券化或資本化，其價值被低估的危險不容忽視（順便指出，企業要發展壯大，並不必然依靠資本化、證券化，像華為，到現在也沒有上市，照樣乾得很好）。比如，自近年來鐵道改革提上日程後，大量媒體集中報道鐵道部即將資不抵債：“鐵道部資產4.3萬億元，負債2.66萬億元，資產負債率為61.81%。”這一説法是極其荒唐的，幸好還有極少數媒體對此論提出了質疑。2013年3月，《每日經濟新聞》刊發記者金微的兩篇文章，指出：第一，鐵道部光鐵路就有10萬公里，含高鐵一萬公里，以鐵路每公里2億元評估，就有20萬億元的資產，這還不包括車站、工廠、機車、以及地方路局的資產；第二，鐵道部近10年光固定資產投資超過了5萬億元，即使刨除折舊也不會低於4.3萬億。
第四，引進投資者時，除了避免被賤賣，還要避免投資者是“外行”。
投資者光有錢不行，還得懂經營。若不懂經營且又自以為是，那就相當於“引狼入室”，會把企業給搞砸了。近期，有不少地產大腕和資本大腕就放言，要投資就必須得控股，否則就不參與混合所有制改革。目前國資委所屬的國企，大都是實體經濟領域的資本密集型與技術密集型的企業，如中航、中航天、中核、中廣核、南車北車、一重二重、中船、三桶油、三大電氣、神華、中國電子等，那些整日價愛泡媒體的地產大腕、金融大腕，平常耍耍嘴皮子可以，輪到這些技術含量高的企業，他們玩得轉嗎？
眾所周知，上世紀90年代開始的國企改制大潮中，被賤賣的現象相當普遍，而且被賤賣後，好多企業的績效不升反降。自2004年起，大規模的國企MBO（管理層收購）被叫停了，國企迎來了大發展時期，如今國企不僅在資產規模上而且在技術水平上都有了極大的提高，堪與國際一流企業比肩。不過，2004年以後，國企改制事件並沒有完全停止。這些改制事件當中的失敗案例在國內輿論產生了較大的影響。下面僅列舉三個有目共睹、在國內輿論引起較大反響的案例。
上海家化案。上海家化作為上海的老牌國企，是少數能跟西方日化巨頭和化妝品巨頭相抗衡的中國企業，從六神、美加淨到高夫、佰草集，其產品在市場上很受歡迎。2011年上海家化股權改制，被平安信託控股，不再是國企。2012年五月，曾參與撰寫世界銀行報告《2030年的中國：建設現代、和諧、有創造力的高收入社會》的國研中心企業所某副所長吹噓“2011年上海家化國資退出的例子，就是國資成功退出的典範”。話音未落，這個典範就讓世人大跌眼鏡。改制後，平安沒有兑現當初答應的投資，且直接干預企業的經營，毫無疑問，平安這種金融資本雖然有錢，未必懂得企業經營。目前的狀況大家都知道，“上海家化事件”一度成為輿論事件，這裏就不多説了。
廣深鐵路案。廣深鐵路股份有限公司是中國鐵路系統的特例，早就從鐵道部獨立出來，進行了混合所有制改革，有報道説，現在廣深鐵路已經不再是國企控股了。這家非公有資本控股的混合所有制鐵路企業如何呢？一方面，廣深鐵路的利潤很高，大股東們賺大了，另一方面，票價高、車速慢、服務差，消費者很不滿意。鐵道部呢，非但十幾年普通票價不漲，近年來又貢獻出了高鐵，至少就這兩樣來説，都是混合所有制的廣深鐵路所不能比的。
吉林通鋼案。浙江私企建龍集團吞併國企通鋼後，沒有好好組織生產，遇到困難就甩包袱，對企業棄而不理，等職工自己把企業搞好後，建龍又回來企圖再次佔有企業，結果釀成了2009年建龍派來的高管陳國軍被工人打死的“通鋼事件”。通鋼事件表明，國企的混合所有制改革若不成功，那不僅僅會造成經濟影響，還有可能引發社會動盪。
其實，不只是私人資本控股國企會出現問題，甚至私人資本之間的股權交易，也有可能以失敗告終。前幾年，私企雷士照明引進了賽富軟銀、高盛、施奈德等所謂的戰略投資者。2012年，這幾家外國資本合夥“篡權”，背棄信諾，拒絕雷士照明創始人和第一大股東吳長江迴歸，並將企業搞得烏七八糟，最後釀成了雷士照明事件。
顯而易見，混合所有制並不必然意味着“有利於各種所有制資本取長補短、相互促進、共同發展”，完全可以出現相反的結果：國資流失肥了個人腰包，企業化公為私後反倒經營惡化，職工和消費者都受損。習近平強調“要吸取過去國企改革經驗和教訓，不能在一片改革聲浪中把國有資產變成謀取暴利的機會”，這一警示是必要的且符合事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