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志強拒絕“意見領袖”帽子：中國由窮變富，公知沒任何作用

“大炮”任志強一直具有多重身份，企業家、意見領袖、公益組織資助者、孝子。任志強近日接受《中國週刊》採訪時稱自己就是一個企業家，還是個成功的企業家，“推動了中國的制度改革”。在提到公共知識分子（或稱意見領袖）這個稱謂時他説，別給我掛“意見領袖”的帽子，我覺得中國最大的問題是讓大家從窮變富，鄧小平的改革讓大家從窮變富，公共知識分子沒有任何作用。

任志強（資料圖）

以下為今年3月5日出版的《中國週刊》文章，原標題《任志強：別給我掛帽子》，作者為特約撰稿人宋厚亮。

採訪任志強是一件有些寂寞的事情。

當秘書告訴他記者到來時，他不僅沒有站起來，而且不抬頭，也不説話，仍舊在忙着上網。他穿着黑色西裝，沒有打領帶。我在他的對面坐下，看他在忙，問他採訪是否可以開始。他一邊上網一邊答道：“問吧，我可以一心多用。”五六分鐘之後才停下了電腦上的工作。每隔不到20分鐘，他會抽一支煙。説話的時候，他像含着一塊糖，完全沒有京腔。他的表情始終如一，不苟言笑。

在他碩大的辦公桌上，堆放着大量的文件資料和書籍，有些雜亂。他的閲讀量驚人，據説每天讀書六萬字，並且都是在睡覺前半個多小時完成。《華爾街日報》中文網主編袁莉私下專門問過任志強，為什麼讀書如此快。任志強答，因為很多書讀過，有積累。他的閲讀，既有房地產和經濟，更有政治、歷史和文學。雖然初中未畢業，但是憑藉着非同一般的學習能力，他讓自己變得知識廣博，在卸任華遠集團董事長後，擔任了北京師範大學等幾所大學的客座教授。

因為對書的熱愛，自2011年起，華遠地產開始捐助中國金融博物館書院讀書會，而他幾乎每場活動都親自參加，他認為這是自己投入時間最多的一個公益組織。“我們看到社會上很多人不讀書，這就是社會需要；我們看到社會上有很多不正確的言論，對社會會產生非常不良的影響，這也是社會需要。”任志強説。

任志強的“大嘴”幾乎是社會公認的，即便他的同行朋友，對此的評價也是“不務正業”四個字。他的老朋友、中糧集團董事長寧高寧甚至説：“嚴格來講，任志強並不是一個好的商人。他做生意好像是為了爭取不斷説話的權利，賣地、賣樓似乎沒那麼重要。”馮侖也表達了類似的意思：“任志強有三個特點：第一，愛沒事找事；第二，愛把別人的事當自己的事；第三，把自己的事從來不當事。”

但任志強自己卻似乎不這樣認為：“我是非常成功的企業家，因為我們推動了中國的制度改革。企業家的成功，不在於你賺了多少錢，把企業做得多大，而在於你能對中國的改革發揮多大作用，讓更多的企業能享受這套改革成果，這是最大的成功。”

我們的對話，就從他的這張“大嘴”開始。

對話任志強

中國週刊：你既是企業家，又是意見領袖，兩種角色是否會有矛盾？

任志強：我不同意你的説法。什麼叫意見領袖？有些人的意見是正確的，有些人的意見是錯誤的，這是一個公共平台，怎麼叫領袖？我不認為我是領袖，你們也別給我掛這個帽子。我只是説出自己的看法。每個人都有權利説出自己的看法。

中國週刊：那我們可以換個詞，公共知識分子。與企業家身份相比，你更鐘情於哪一個？

任志強：我就是一個企業家，如果可以重新選擇，我還是要做企業家。因為我沒有做公共知識分子的才能。我們這一代人，在最需要教育的時候沒有受到教育，所以我們的學識都不是系統的。我們是以實踐為主，沒有接觸過傳統的教育，初中都沒畢業。儘管以後還可以去讀研究生或者其他的，但不是一個完整的受教育過程。這當然是個遺憾。它是時代造成的。

我更願意做企業家，我覺得中國最大的問題是讓大家從窮變富。鄧小平的改革讓大家從窮變富，公共知識分子沒有任何作用。企業家一樣可以成為被大家認為的公共知識分子，因為你可以把在企業中所獲得的收穫、知識和經驗告訴大家。我們現在是用企業家的看法去看待社會存在的問題，知識分子可能是從理論的角度闡釋問題。

中國週刊：或許民營企業家的身份更適合你。

任志強：當然是民營企業更好一些。我已經説過多少次了，做國有企業是因為我母親一定要讓我做國有企業。

中國週刊：你為什麼不主動改變呢？在母親面前沒了主見？

任志強：不是主見問題，我覺得盡孝也是主見。是吧？如果你讓一個家庭都不團結的話，你能説你有社會責任嗎？它違反的可能是我自己個人的想法，但是不等於我不能把國有企業變得和民營企業一樣好，只能説在國有企業裏頭，可能我的個人收入少。為了盡孝，我寧願減少我的個人收入。我不認為他們的要求有什麼錯誤。他們的要求沒什麼錯誤。

中國週刊：為什麼不向母親爭取改變？

任志強：不需要爭。其他的問題可以去爭取，在這個問題上不需要。目標很明確，為人民服務，有什麼可爭論的呢？把更多的精力用於做公益事業，有什麼不對呢？我認為國有企業本身就是一個公益事業。

中國週刊：“國有企業本身就是一個公益事業”，這個觀點是否會引起誤解？

任志強：我們有三大類國有企業，第一類國有企業是改革前的國有企業，大部分瀕臨破產或已經破產，這部分恰恰最需要有一個好的管理者把它們帶出泥坑，創造的是社會價值最大化，因為這些企業通常揹着幾萬或者幾十萬的退休工人；第二類是柳傳志（聯想）這樣的改革開放之後新成立的國有企業，一沒錢，二沒糧草，三沒有計劃，四沒有特供，我們當時叫做計劃外全民所有制，完全靠市場闖出來的國有企業；第三類就是中石油、中石化，帶有壟斷性質的國有企業。

現在社會上的人恨不得把這三類國有企業都放到一塊兒分析，其實這三種國有企業完全不同。

中國週刊：既然華遠是掛了塊牌子的國有企業，後來為什麼沒有將其私有化？

任志強：今天你要讓我説，我還得把它變成國有企業。只要上級不批准把它私有化，我就不能把它私有化。我們可以把下屬的企業都私有化，沒有掛全民所有制牌子的都可以私有化，但是隻要掛了，借用了這個牌子，獲得了銀行貸款等各項支持或者政策優惠，你就不能幹這事，不管它有沒有國有資產。

我們不像一般人所想的，以個人利益為主或怎麼樣。再有衝突也得執行法律，有本事你就去修改法律，法律沒修改之前，就得按法律走。市場經濟的原則是不變的，我們可以把國有企業民營化管理。比如説我們的激勵機制、內部約束機制，等等，都是民營化。

中國週刊：國有企業改革最終的形態應是怎樣的？

任志強：國有的，最後不應該是企業，應該是事業。可以企業化管理，但你不能管它叫企業，不能用利潤做指標。

中國週刊：這個觀點和你的國有企業領導人的身份有些矛盾，你做了哪些推動？

任志強：在改革的過程中我們就是急先鋒。但是我們不能突破法律的界限，只能是逐步地去拱，一步一步推動改革。比如説我們是中國第一家中外合資的股份制公司，本來沒有這個法律，但我們突破了。所有的合資法上都寫上有投資總額、合作年限，我們當時就突破這兩點，所以雙方打了很長時間的官司。我們是第一家通過境外上市的公司。

我們是國有企業體制，但是民營化經營。我們在不斷地突破法律的界限，突不破的也不能去違法，這是兩個概念。能突破叫改革，突不破就是沒有改革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