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渝川：俄羅斯人為什麼忘不了斯大林？
1953年2月28日晚，蘇聯領導人馬林科夫、貝利亞、赫魯曉夫、布爾加寧受邀到斯大林的別墅看電影。這場聚會與之前若干次一樣，擁有豐富而充足的優質酒水供應，主人好客，而客人也如常提心吊膽——晚年的斯大林熱衷挑起同僚之間的爭鬥，自己再作為仲裁者來決定其他人的命運，他還喜歡用高度酒灌醉客人，以便聽到真話。
這場聚會在3月1日凌晨4時結束。這一天上午，斯大林沒能正常起牀，但衞隊成員不敢在沒有獲得他本人授權的前提下私自進入卧室探視。斯大林即將為其享有的高度集中的政治權力付出慘痛代價。下午六點半，房間燈光亮起，但斯大林還是沒有走出房間。直到晚上十點，有緊急文件需送交斯大林本人，衞隊成員才經討論，派出代表膽戰心驚地走進房間。
斯大林蜷縮着坐在地板上，不能開口説話，小便失禁，他中風了，掉在地板上的手錶顯示的時間是下午六點半，即開燈的時候。沒有人敢前去扶起他並交醫生，衞隊成員向上級請示，上級又向更高的上級請示，連前一天才來赴約看電影的馬林科夫等蘇聯領導人也不敢做出草率決定。斯大林的喜怒無常是出了名的，從其掌控蘇聯權柄之日起，就有無數的受害者因此莫名其妙遭遇殘酷迫害。
《斯大林傳》，羅伯特·謝偉思著
更具諷刺意味的是，即便蘇聯領導人沒有造成任何耽誤，斯大林得到有效救治的時間，也不得不拖到3月2日早上七點（實際救治時間）。因為在此之前，斯大林製造了其畢生製造的最後一起重大政治冤案，即所謂的“醫生案”，大批醫術精湛的醫生為此被關進了盧比揚卡監獄。3月5日上午九點五十，斯大林離世。
赫魯曉夫在3年後發起了對斯大林的政治清算，這其實是斯大林離世前其所有核心同僚的願望。之所以時隔3年後才開始清算，很重要的原因是蘇共內部的繼承奪權紛亂，但更根本的因素在於斯大林在世期間製造了前所未有、登峯造極的個人崇拜，以至於繼任者在斯大林離世後的一段時間內根本不敢以任何不敬的方式詆譭已被神化的斯大林。並且，斯大林掌權期間，沒有任何核心同僚擁有足夠接班的政治權威，所有可能挑戰乃至於稍稍挑戰其權威的人都被掀倒。
幾十年之後，俄羅斯人揭露和批判斯大林的獨裁，但仍有很多人懷念斯大林和他統治的那個時代。2000年及之後的歷次民意測驗證實了這一點，俄共及俄右翼政黨自由民主黨（日裏諾夫斯基領導）都強調斯大林領導衞國戰爭、打敗德國法西斯入侵等方面的巨大功勳。俄羅斯人不想回到斯大林時代，卻在每每面臨俄羅斯主權遇到挑戰、邊疆分離分裂勢力作亂、恐怖主義襲擊、經濟停滯不前的時刻，懷念那個獨裁者。而這也是讓西方世界乃至亞洲許多國家的人們所無法理解的。
英國著名俄蘇史研究專家、牛津大學歷史教授羅伯特·謝偉思曾著有《托洛茨基傳》、《同志們：共產主義世界史》、《列寧傳》等廣受好評的作品，他寫成的《斯大林傳》近日引進內地出版。這本書是在掌握大量史學界未曾廣泛掌握的、莫斯科檔案館文件資料，並經查證當事人親歷證詞、私人收藏所寫成的，全面深入地回顧了斯大林一生。《斯大林傳》一書的基本觀點是，迄今為止，有關斯大林的許多評價仍有神化的不實之詞，但這個人確實也受到了妖魔化——“斯大林是一個比我們想象的要複雜得多的人”，善於取悦他人（如果他覺得必要，比如羅斯福總統）；有陰謀家的謀略，也有官僚所具備的手腕；與詆譭者所稱不符的是，他確實具有較高的文學修養和編輯水平；他的政策既有理性的要素，也有許多荒誕不經的要素。
從邊緣步入革命中心
斯大林原名約瑟夫·維薩里昂諾維奇·朱加什維利，1878年12月6日出生於格魯吉亞。格魯吉亞19世紀被強行併入俄國，格魯吉亞民族則必須接受強勢的俄羅斯文化同化。這樣的民族背景，對斯大林日後提出的民族理論具有重要影響，也埋下了蘇聯解體後發生在俄羅斯等國的分離分裂衝突的伏筆。
斯大林的父親是個酗酒的鞋匠，母親則是個普普通通的家庭婦女。父親帶來的家庭暴力，格魯吉亞人對抗沙俄統治表現出的靈活性（換個角度看就是狡猾性、易變性）、充滿憤恨、熱衷報復，在後來則放大化地形成為斯大林的政治性格。羅伯特·謝偉思也指出，斯大林的“報復心是非常與眾不同的。他喜歡擊垮對手……（也背棄了）格魯吉亞的文化（當中）對家庭、朋友、當事人的忠誠。”斯大林掌權後，處死了自己的姻親、老上級，甚至那些贊助其早期參加革命的人。
1894年，斯大林到第比利斯上中學，就讀於一家優秀的東正教中學。詆譭者們通常鄙視斯大林的文學、文化素養，但實際上，斯大林在他的母校獲得了頗為全面的語言文化教育，成績名列前茅。學校也成為他接觸革命思想和團體的渠道。
斯大林是以文學青年、報紙編輯、知識分子的角色加入革命的。他多次被抓入監獄，還曾被流放到西伯利亞。在十月革命之前，他在列寧領導的布爾什維克黨中並沒有扮演令人印象格外深刻的角色，甚至相反，他通常處於政治派系鬥爭的弱勢地位，並因為糟糕的脾氣和混亂的私生活而遭到同伴鄙夷，誰也沒有估量到他的政治前途。
斯大林的第一次婚姻，以妻子在生下孩子後不久肺結核發病去世告終。這起事件也成為有關斯大林傳記中的一個重要爭議，一些人認為由此讓斯大林變得更為冷酷乃至嗜殺。羅伯特·謝偉思對這種流行説法持懷疑態度，他更傾向於認為成長環境，以及他成年後參與的政治革命組織布爾什維克黨的組織文化對斯大林的政治人格起到的更重要影響。喪偶的斯大林因為全身心對革命的投入，也獲得了列寧的認可。
一個格魯吉亞人何以成為蘇聯領袖？
1917年3月，斯大林回到俄國首都、革命中心彼得格勒。他剛剛結束了長達4年的流放生活，他被布爾什維克黨的時任領導羣體所冷落，另一個剛剛加入黨的領導人則贏得更盛名望，也將成為斯大林的最重要政治對手：托洛茨基。斯大林相比對手，僅僅擁有民族問題研究方面的更權威經驗，而在軍事鬥爭甚至報紙編輯（發動羣眾）等方面都遠遜於托洛茨基。
更讓他本人感到失望的是，長期流亡海外的列寧對革命形勢提出了若干不切實際的要求（比如革命成功後立即實行國家土地所有制），來自邊疆地區農村的斯大林則對此主張嗤之以鼻，認為是行不通的。這種分歧在《斯大林傳》一書中可以找出多處，説明在沒有執掌最高權柄之前的斯大林，是有能力和意識提出更貼近現實的政策主張的（激進程度遠低於列寧和托洛茨基），後來的改弦易轍很能印證沒有監督、拒絕監督的權力對人本身所起到的腐蝕效應。
十月革命後，斯大林被任命為民族事務人民委員（部長），儘管這不是一個無足輕重的職務，但確實遜色於外交、軍事、經濟等要職。列寧和托洛茨基認為在俄國革命後，歐洲國家的無產階級革命熱潮也將連帶掀起，斯大林對此持保留意見，事實證明後者的判斷更為準確，德國等歐洲國家的類似革命很快平息，葬送了整整一代社會活動精英。
外國干涉軍和本國叛亂四起，彼得格勒及莫斯科等地面臨彈盡糧絕之困，斯大林受命到察裏津徵購糧食，他超出授權將自己作為布爾什維克黨派出的專門特使，接管了當地的軍政大權，指揮紅軍對白軍作戰，鐵血平叛，不惜大肆殺戮。這段經歷使得察裏津後來被更名為斯大林格勒，二戰期間還成為了重要戰役的發生地；更重要的是，表現出斯大林高度強韌的個人品質，此特點是托洛茨基等多愁善感的競爭對手所不具備的，從而讓斯大林獲得了列寧的進一步重視，儘管兩人的政策分歧始終沒有消除。
托洛茨基在政治上的任性，導致了他在列寧面前的形象越來越糟糕，斯大林成為了最大的受益者。列寧1922年口述了一份極不利於斯大林，同時也譴責了托洛茨基的遺囑，但沒有下決心罷黜這兩個人。托洛茨基像30年後的貝利亞那樣，因為得罪了太多同僚，以至於斯大林輕而易舉的排除了列寧的若干直接批評，而達成了黨內政治聯盟。1924年，列寧逝世，斯大林成為了繼任者，這是逝者生前最不想看到的局面。
從托洛茨基，到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再到後來的布哈林，這些人都被接連打倒，斯大林使用了來一派、打一派的策略。《斯大林傳》對1920年代蘇聯、蘇共政治生活的回顧表明，斯大林的競爭者無論在權術、謀略，還是政策水平上，確實要低於前者。
對斯大林的評價始終充滿了爭議
一個國家的激情實驗
新經濟政策被提出，是為了應對蘇聯剛剛建立時期的經濟困難，斯大林要比列寧更堅定的倡導這項政策。但到了1920年代末期，斯大林突然拋棄了這個選項，加速推行農業集體化和工業化。習慣於懶散拖沓的基層官僚，很快就感知到斯大林通過權力最高點所傳遞的巨大壓力。
為什麼斯大林會突然作出根本性的政策轉變？一些傳記作者和歷史學家通常認為，這是他凝聚蘇共領導層，辨識領導成員忠誠度的一種方式。這種説法不能令人信服，原因在於，權力集中的領導人考驗下屬忠誠度有很多種方法，即便選擇轉變政策，也可以在考驗期結束後回調政策，但斯大林卻沒有那樣做。羅伯特·謝偉思在書中指出，斯大林當時作為蘇聯最高領導者，對國力疲弱以及西方世界整體敵視感到焦慮，而斯大林採取的政策在推行後，伴隨着西方世界上演1929年大蕭條，顯示出了蘇聯政治模式在提升國力方面某種程度的優越性。
斯大林執政時期以充斥着極其殘酷的內部清洗、社會清洗為代價的經濟高速發展，使得蘇聯更早的完成了工業化特別是重工業化的裝備，“恰好”成為抵禦德國法西斯入侵併最終反攻取勝的關鍵力量。這並不足以為斯大林主導的清洗翻案，或者減輕其罪責。羅伯特·謝偉思在書中專闢一章“恐怖經濟學”，對蘇共1920年代末開始推行的一連串消滅富農階級、清算反蘇維埃的其他階層和羣體人士的政策予以了嚴厲批評。斯大林曾提出要求，農業集體化應自願實行，將以暴力等方式脅迫乃至強制要求農民服從的責任歸於地方官僚，書中評價指出，這是不誠實的做法，明確舉出了斯大林嚴懲集體化推行不力的地方官僚等政策誘因的證據。
早期曾是一名加入革命隊伍的知識分子的斯大林，對文化改造和建設抱有格外的興趣。他真誠的推進讀寫、算術、衞生保健乃至民族藝術在蘇聯範圍內得以普及，加之他主張的賦予俄羅斯民族之外的各加盟共和國、各民族一定程度的分離權，成為了後來蘇聯全境民族分離分裂運動高發的重要原因。而對於文化藝術各領域的傑出分子，斯大林一方面注重包裝其中的優秀個例，甚至鼓勵知識分子拿出在世界範圍內算得上傑出的成果，另一方面因為其從事過報紙編輯的緣故，特別注重意識形態審查。在科學方面，斯大林執政時期既出現過李森科那樣的笑柄，但不可忽略的是，蘇聯基礎科學和尖端科學確實彌補了與西方世界的差距，在個別領域甚至得以大大超出。
《斯大林傳》一書用了很大篇幅來記錄斯大林主導下的蘇聯肅反運動。這場運動造成數百萬人殞命，也致使蘇聯建國後的頭二十年各領域精英人物被清洗殆盡，從而導致了德國入侵時的巨大被動。肅反運動的起因是斯大林從多起孤立事件中，洞察到他所認為的聯繫，比如被逐出蘇聯的托洛茨基不斷公開發表非議蘇聯政策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觀點（旨在嘲弄斯大林領導的蘇聯政府及共產國際），基洛夫遇刺，炮兵團統帥那哈耶夫發動兵變，西班牙內戰，德國法西斯發起的意識形態挑戰，以及來自民間的、更為廣泛的對農業集體化等政策的集體反抗和消極反抗。羅伯特·謝偉思認為，布爾什維克主義的狂熱傳統和斯大林本人的性格結合在一起，引燃了這場空前的清洗悲劇。
從西方的救星，到西方的禍害
蘇聯1939年與納粹德國簽署互不侵犯條約，這是在斯大林、莫洛托夫等蘇聯領導人此前多次以公開或秘密方式表達與英法建立同盟關係願望未獲回應的結果。日本發起全面侵華並以所向披靡之勢席捲中國華北、華中，更讓斯大林憂心忡忡。英法對德實行綏靖政策的目的，很明顯是“水東引”，讓希特勒去禍害蘇聯，斯大林通過條約反過來讓德國鐵騎首先踏入了西歐，客觀上起到了延緩蘇德戰爭爆發的作用，也讓幾個世紀以來追求歐洲大陸戰略均勢的英國外交傳統受到重挫。但無論怎樣，斯大林在這項條約簽署之後，對希特勒產生了不切實際的期待和幻想，一方面憂慮德國入侵，另一方面卻是用主動搶佔戰略要地的方式一次次的觸犯激怒納粹戰爭狂人，蘇聯國內也沒有做好戰爭準備。
蘇德戰爭的爆發，讓美英蘇三強最終結盟。斯大林領導的蘇軍統帥部對蘇聯打贏這場戰事，不僅在軍事指揮方面，而且也在相關的外交政策、政治組織、社會文化政策、經濟動員等領域作出了極大調整。這本書對此也給予了很高評價。二戰期間，西方國家的政界和媒體強調斯大林的坦率與堅定，將之包裝為可以與西方打交道、可以為西方人民信賴的“大救星”。
但這一切在二戰結束、冷戰開啓後都變了模樣。斯大林不僅在蘇聯國內重啓緊縮和高壓式的統治模式，在蘇軍佔領控制的中東歐僕從國也採取了極其苛刻和武斷的打壓，此外對憑藉一己之力獲得成功的中國同志給予了壓制。蘇聯農業集體化、工業化、肅反、衞國戰爭勝利等事業成功的“經驗”讓斯大林建立了隨心所欲推行自己想要推行的政策的自信，以及底氣。
斯大林默許了社會主義陣營內有關他的個人崇拜浪潮，甚至開始公開發錶針對語言學等學科的學術批評文章。對此，《斯大林傳》的評價是，“斯大林是個很有思想的人，終其一生都在盡力理解自己發現的這個世界……在不斷的學習中，他的思想中出現了一些基本的變革。斯大林不斷積累，然後加以消化吸收。他不是一個有創見的思想家，也不是一個傑出的作家，但可以説他是一個知識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