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支支：我所認識的台灣佔領“立法院”學生領袖
看台灣學生佔領“立法院”的新聞，當看到“學生代表陳為廷提出三點訴求……”的時候，心裏不禁震了一下：“啊，這難道是我見過的那個……”後又恍然大悟“這種事早該知道有他了”。
陳為廷在台北曾結識交換過去的大陸學生，而那位陸生的朋友圈又剛好與我有點交集。2013年夏天，陳為廷與台灣某紀錄片攝製組一起來大陸時，“想聽聽大陸青年怎麼看政治”，我便受邀參加那次對話活動。
來之前就知道陳為廷曾在“立法院”就學費過高和壓制學運的問題當面抨擊台“教育部長”。有人以此開他的玩笑，他顯得有些不好意思，以幽默的自嘲化解。總體給人“鄰家小弟”的印象，沒有“政治領袖”的表達欲和控制慾。這也不奇怪，人在不同場合有不同的心理狀態。不過也可看出這個性格不太激烈的人，在眾人面前的慷慨激昂，多少有些表演的成分。
參加對話的有大陸的自由派和左派（姑且用這個濫俗且不準確的名稱）青年，就各種問題展開辯論，從政治哲學“在宗教環境成長的兒童是否信仰自由”；到經濟學“現代技術條件下蘭格模式的可行性（注）”；甚至細節到“為了消滅私下交易，廢除紙質貨幣需要多少成本”。如同大多數辯論一樣，不會有互相説服的結果，但有人給自己介紹原先不熟悉的觀點和道理，很有智力上的滿足。
學生代表陳為廷（左）與林飛帆在“佔領立法院”現場
對話開始前，陳為廷就説他是來學習的，整場活動兩個多小時，他主要都在一旁靜聽。他開始還以新奇的眼光看這些觀點交鋒，但不久即發現這些話題似乎不是他興趣所在，後來終於忍不住説道：“你們都好厲害，説的這些我都不太懂，可是好像和我們有點遠，為什麼不講講比如教育問題的主張呢……”並且願意聽聽對“統獨問題”的意見。
是啊，一羣大陸青年在一羣台灣青年面前聊了兩個小時政治，卻絲毫沒提到統獨問題。那是因為我們聊的都是“世界應該怎樣”、“人類未來如何”這種話題，小小的台灣相比之下微不足道了。
陳為廷的話似乎在批評大陸青年脱離實際。當時有人打圓場：那是因為大陸的政治環境……不可能像你那樣在“立法院”嗆“教育部長”……我想，幸好是台灣同胞不瞭解國情，這話才能圓過去（即便給他們講“現場就有安全部門的人在監視”大概也會信）。以大陸的言論自由，即便批評具體的人和政策不好公開講，私下討論總是沒有問題的。
我回去後思考良久，究竟是什麼導致我們如此熱心於思考和討論宏大問題？是不願或不能想具體問題麼？好像不是，我和同伴在來的路上就在討論北京出租車難打的解決方法，路過舊城區的時候又在説解決拆遷難的問題，甚至一個立交橋因為規劃不合理未能解決擁堵的問題也能説上一會兒。
但是，這些或許是陳為廷們最想聽的話題，我們並不願拿到對話活動中説。我們沒有他那樣的活動平台，對我們來説，這些具體問題和宏大問題一樣“缺乏參與性”。如果非要聊“如何行動”的話，恐怕對話就會變成“如何在給當局出謀劃策時把希望實行的政策説得更好”，這當然不被青年們所喜歡。與其如此，不如説些更考驗智力，還帶點崇高的宏大話題（也不排除在台灣人面前表現智識和理想的慾望）。
我們瞭解社科理論比台灣同樣關心社會的青年們多得多，其實是“不幸中的幸運”，除了“大國國民的全球視野”以外，主要因為沒有他們一樣的平台，沒有可見效的“實際的行動”，而不得不把精力放在“提高自身姿勢水平”上來。
2012年12月，陳為廷（左）當面罵台“教育部長”蔣偉寧偽善
談話中陳為廷表示他也是左派，也讀馬克思。此話恐怕得這樣理解：馬克思在他那裏與其説是科學理論，不如説是對現實的控訴和對行動的號召（當然同時還有其他方向上的歷史偉人的號召，對他們來説無太大區別）。他們有了活動的平台，自然無法拒絕“立即行動”的號召。行動畢竟有可以看得見的成果，遠比不知道有沒有用的思考更吸引人，尤其是對熱血青年而言。
於是，他們在沒有完整圖景和長期計劃的情況下出發了。這不是偶然現象，我曾經接觸的馬來西亞社會運動青年同樣如此，有無數實際事務可忙，學習和思考只能放在一邊。一些勤於進行思考者也缺乏交流的對象（其中的華人倒是可以參與中文網絡的討論）。大陸青年這種為現實所迫的“冷靜思考”才是特殊的。
有人嘲笑這次抗議行動實屬不智，服貿協議明顯對台灣有利。一方面，整體有利也包含了不少人受損；另一方面協議作為行政命令跳過審查，程序上的漏洞使長期對台灣政治不滿的學生乃至廣大羣眾找到了爆發點。而事件一旦開始，所有人都要為自己的行為辯護——既正義又重要。我們應當注意這紛繁表象下的潛流。
有人批判陳為廷們“借運動攫取政治資本”。這恐怕不能成為他們的罪責，參與政治當然需要政治資本，青年們有資本對抗腐朽的老人們，難道不是一件好事？但是，台灣式民主的環境下，這羣“行動主義”的青年能否跳出“成熟即庸俗”的循環，走出一條新路來，確實值得憂慮。
（注）蘭格模式，20世紀二三十年代關於在社會主義計劃經濟中能否合理配置資源的大戰中，以米塞斯、哈耶克為代表的一些自由主義經濟學家，斷然否定了在社會主義經濟中能夠合理地進行經濟計算和資源配置的可能性，而以泰勒、蘭格、勒納為代表的一批經濟學家，則利用新古典的一般均衡理論，提出了著名的蘭格—勒納—泰勒模式（通常簡稱蘭格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