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百合”在台灣真的有春天？揭秘台灣“野百合學運”始末
日前，台灣部分學生掀起反《兩岸服務貿易協議》浪潮，佔據“立法院”。23日晚間，“立法院”外大羣學生佔領台“行政院”，並於今日凌晨被警方驅離。台灣學生愈演愈烈的反服貿佔領“立法院”的運動意外被稱為“太陽花學運”，反服貿的民眾幾乎人手一支向日葵。在“太陽花學運”之前，1990年台灣爆發過一次“野百合運動”，二十多年來，這個運動已經成為八零年代台灣學生運動的象徵，一個過於巨大而充滿扭曲的符號。
台灣反服貿佔領“立法院”被有些人稱“太陽花學運”，幾乎人手一支向日葵
“野百合學運”又稱 “台北學運”。在該次運動中，人數最多時曾經有將近6000名大學生集結在中正紀念堂廣場上靜坐抗議，他們提出“解散國民大會”、“廢除臨時條款”、“召開國是會議”、以及“政經改革時間表”等四大訴求。這是1949年以來台灣規模最大的一次學生抗議行動。
這場學運取得了成功，結束“萬年國會”的運作，但也存在爭議。其中一個爭議就是學生最後見了李登輝，且次日就撤退，因此被很多人批評這是被摸頭，讓李登輝收割了運動成果。甚至有人詮釋，這個摸頭摸走了整個八零年代學運的能量，讓九零年代之後的學運開始衰落，讓野百合學運世代開始墮落。
“野百合學運”，受台灣音樂人羅大佑創作的歌曲《野百合也有春天》很大影響。《野百合也有春天》由台灣音樂人羅大佑作於1982年，像羅大佑這個人一樣，這首歌的影響也超出台灣，蔓延至但凡有華人的地方。
“野百合學運”受羅大佑創作的歌曲《野百合也有春天》的影響很大
“野百合運動”發生在1990年春天的台灣，不言而喻，這次學生運動受到這首歌明裏暗裏的影響。在一份題為《野百合的春天》的文宣中，學生們表明了選擇野百合作為學運象徵的原因：野百合是台灣的固有物種，象徵着純潔性；野百合開遍高山和海邊，反映着草根性；野百合還是生命力、純潔、崇高的體現。
“野百合運動”發生的淵源，卻可以追溯至1947年的大陸。
這一年，國民黨政權不顧中共和其他民主黨派反對，片面選出了“施行憲法”後第一屆“國民大會”代表、“立法委員”和“監察委員”。其中，“國民大會”的職能是選舉正、副“總統”，制定和修改“憲法”，“立法院”行使立法權，這兩個機構就是議會，在“中華民國”政治生活中的重量不言而喻。
然而，1947年產生的“國大代表”“立法委員”和“監察委員”，直到上世紀九十年代初還在任，在四十多年的漫長歲月，任何一個國家、地區的議會早都不知道改選多少茬了，只有台灣，除了一些增額補選的“代表”“委員”外，仍然是那些老面孔，有的人因為年事已高，開會時呵欠連天，仍然要固執地堅守在崗位上。不改選的原因是“法統”：在兩蔣時代，既然台灣當局堅稱“中華民國政府”代表全中國，那麼上述“代表”全中國各地的“民意代表”要更換，當然要等到“光復大陸”後再從各地選出，此前就得一直在任。台灣的“國會”因此被在野人士稱為“萬年國會”，“民意代表”乾脆被直斥為“老賊”。
時間到了八九十年代之交，由於蔣經國生前最後時刻開放解嚴的一系列舉措，台灣社會活力激盪，到李登輝當政期間，在社會輿論催逼下，“萬年國會”成了當局必須面對的問題。
其實，李登輝本人跟蔣氏父子這兩位前任一樣，是在國民黨全盤掌控下，由這個“萬年國會”選出的“總統”，他的立場雖不免尷尬，也意識到不改不行了。1988年11月7日，在“總統”李登輝主導下，由俞國華主持的“行政院”通過“第一屆資深中央民意代表自願退職條例”草案，於1989年1月26日由“立法院”通過。3月1日起，當局開始受理這批過去號稱“法統”所繫的老“代表”“委員”申請退職，他們每人最高可領退職金546萬元新台幣。
但草案中的“自願”仍然是一廂情願，即便再優厚的條件，也抵不上“在位”，有位就有權，有權就有利益，還可以打出“維護中華民國法統”，甚至跟反“台獨”掛鈎之類名正言順的旗號。由此，這些年屆古稀的“民意代表”們紛紛“抗退”，並醖釀抵制李登輝。此時，國民黨內部以李登輝為首的“主流派”和反李的“非主流派”權力鬥爭也在加劇，台灣政壇一時風雲詭譎。
1990年2月20日，“國民大會”在台北陽明山中山樓召開，準備選舉第八任“總統”，會議期間爆發了所謂“二月政爭”。本來，在秘書長宋楚瑜的精心運作下，李登輝經國民黨中央委員會以一致起立鼓掌的方式被推為“總統”候選人，但遭到了“非主流派”的抵抗，“非主流派”準備推出林洋港和蔣緯國與之競選。此時，“國民大會”正在召開，“國大”更試圖擴大權力。
“野百合學運”發生在1990年台灣的春天
“二月政爭”馬上引來社會反應，就是“野百合學運”，又稱“三月學運”或“台北學運”。3月16日下午，數百名大專院校學生集中在“中正紀念堂”靜坐，抗議“國民大會”濫權。19日起，學生開始大規模靜坐抗議活動，動員全島學生數千人，要求解散“國民大會”、廢除臨時條款、召開“國是會議”，併發起“全民逼退老賊簽名運動”。這次靜坐示威為期一週，被稱為“野百合學運”。最後，李登輝接見學生代表，應允召開“國是會議”，儘速解決學生所提的問題。
“野百合學運”促使林洋港、蔣緯國及“擁蔣派”知難而退。3月21日，李登輝正式當選為“總統”。4月2日，李登輝以“總統”身份正式邀請民進黨主席黃信介就有關“憲政體制”、政黨政治等問題進行會談，被視為政治發展的重大突破，但也引起國民黨內“非主流”勢力趙少康、鬱慕明等“新國民黨連線”（新黨的前身）人士的不滿。此後，李登輝運用手腕，通過起用軍事強人郝柏村“組閣”等一系列方式，穩固權力。
儘管資深的“中央民代”仍然抗拒退職，但“萬年國會”的問題終於以“釋憲”方式做了政治性解決。6月20日，“司法院”大法官會議對“第一屆資深中央民意代表任期問題釋憲案”作成解釋，指出資深“民代”應該於1991年12月30日以前終止行使職權，並由政府適時辦理第2屆“中央民代”選舉，至此，被民間罵為“老賊”的資深“民代”退職已成定局。
“野百合學運”結束了“萬年國會”的運作
1990年6月28日，“國是會議”在台北圓山飯店召開，李登輝邀請的台灣朝野130多位與會代表展開政治對話與辯論，其中就“修憲”或“制憲”，“總統”由“公民直選”或“委任選舉”等問題爭論不休，最後閉會達成一些共識，包括“國會改革”“修憲工程”等內容，其中最引人矚目的，是確定於1996年5月（觀察者注：實際是1996年3月舉行）由“公民直選”第9任“總統”。這個重大決定所引發的後果，超出當年所有人的預期。
補充閲讀：
台灣1996年的“公民直選”
1996年3月23日，首次台灣地區領導人選舉完成投票，投票率達76.4%。李登輝、連戰以5813399票當選，得票率為54%。彭明敏、謝長廷的得票率為21.13%，林洋港、郝柏村及陳履安、王清峯的得票率分別為14.90%和9.98%。這樣，已經擔任了八年“總統”的李登輝再度獲得了權柄，而這一次他在個人政治史上更進一步，成了首任民選“總統”，可以説是鍍上了一層“民主”的金，他本人此後被擁躉奉為“民主先生”。
太陽花和野百合有何不同
台灣這次的佔領立法院反《服貿協議》行動和24年前的“野百合學運”雖有相似之處，但是本質大為不同。24年前的野百合學運，起因是隨國民黨政府撤退到台灣的國民大會代表們通過了延長任期的條款。
“太陽花”和“野百合”相似卻不同
野百合的背景
當年號稱“代表淪陷區人民”的這些國大代表，從到了台灣之後，就因為“選區”已經“淪陷”，從1949年以來就沒有改選過。
這引發了台灣許多大學學生的不滿，在台北市的中正紀念堂前廣場示威，要求“解散國大”、“召開國是會議”、“廢除《動員戡亂臨時條款》”以及“政經改革時間表”。
表面上看來，野百合學運似乎和這次被稱為“太陽花”（即向日葵）的社會運動差不多，但是在背景和環境條件還有政治氛圍實際上相差甚遠。台灣當時的總統李登輝在學運後的第4天接見了學生代表，對學生訴求作出承諾並且肯定學生的動機與理想。不過當時學生的訴求是對李登輝推動改革與民主化，或者按照不贊同李登輝的人士的説法**“學運的訴求是符合李登輝的利益”，故而李登輝能夠放下身段，將學生們的訴求轉化成支持自己改革的力量、達成了目的。**
環境對比
當時媒體、輿論甚至學校都是被情治部門嚴格控制，就算是有心想要表達支持，也會被禁聲、媒體自動“噤聲”或質疑學運動機的情形更是普遍。如此情況之下，更遑論社會上一般民眾的支持或者家長、老師們的積極參與。這次被稱為“太陽花”的行動則是完全不同，首先是雖然行動的中堅是以學生為主，但是參與者不乏一般民間企業員工、甚至公務人員也利用休假期間加入。
所以在組成上，已經不再單一是所謂的“學運”，此外台灣媒體雖然在立場上藍綠依舊分明，不過在報道時除了部分的媒體之外，大部分的輿論對這次行動的訴求也是朝向比較肯定的方向，尤其國民黨黨籍立法委員在立法院通過《服貿協議》的方式更是討論和評論的最主要的重點之一。
意念相悖
野百合與這次的“太陽花”之間最大的不同是，這次行動的訴求是與台灣總統馬英九的意念相違背的，甚至可以説是有着天南地北、南轅北轍的不同。
馬英九所希望的是兩岸去年簽署的《服貿協議》能夠在立法院的這個會期通過，行動參與者所希望的則是逐條、逐項地審查《服貿協議》。而且外界所不明瞭的是為什麼國民黨要如此急迫地通過《服貿協議》，而被台灣一些媒體稱為“遲緩”的政府反應，和當初野百合學運也是有着極大的差別。
野百合學運的年代，所謂的網路還只是非常概念化的事情，甚至連行動電話在台灣都還相當少見，但是如今的行動參與者在網路普及化的情況之下，比野百合學運的時候更能夠快速地聚集民眾、傳播消息。
這對執政者是相當不利的，因為現在網上傳播的許多消息其實是不正確的，有的甚至可以説是危言聳聽。
但是政府部門的反應緩慢，有的時候回應不得體，都造成了民眾的反感與不滿，很可能就為“太陽花”行動的氣勢添加柴火，令通過《服貿協議》更加困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