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西方的夜鶯開始悲鳴——從《經濟學人》為“民主”看病説起-關哲
當夜鶯開始憂傷，世界將會怎樣？
2014年3月1日，西方制度的夜鶯歌手《經濟學人》雜誌在封面刊登文章《西方民主病在哪兒？》，經觀察者網全文翻譯刊出後，引發讀者熱烈討論。在西方世界，由於對“民主”體制的反思總體落後，所以《經濟學人》的文章頗顯得領風氣之先。由向來是西方政治經濟制度的獨立旗手為“民主”看病，自然觸動人心。文章刊出前後，恰逢前“顏色革命典範”烏克蘭與“華人民主典範”台灣地區的政治社會劇烈動盪，似乎成為該文最好註腳。
冷戰後，“民主”被西方話語奪取為自身的旗幟，此番由旗手《經濟學人》對旗幟作出反思實屬不易。但這場反思是否徹底？是體現了西方民主的自我糾錯能力還是虛晃一槍的花拳繡腿？中外讀者對此如何評價？觀察者網綜合國內外網友評論，以資讀者參考。
中國正以自己的方式實踐並創新民主，但在西方主導的話語體系中一直被指認為“不民主”國家。《經濟學人》不忘寬慰它的讀者：“中國模式長遠看不是民主的對手，雖然它現在看上去很厲害。”wow，西方民主現在看上去更厲害。我們必須瞭解，西方話語與中國實踐的脱節是常態，不能指望西方話語自身不走老路。相反，在他們做出有限反思的同時，中國話語可以主動走出去，在意識形態領域做一個定義者。有外媒稱中國正在打響意識形態“軟戰”，軟戰的實質也許正是“革新”。為此，觀察者網將陸續推出研究員的系列文章，為西方把脈，並深入這場意識形態軟戰。敬請期待。
《經濟學人》雜誌2014年3月1日封面文章
來自東方的貓頭鷹
兩大陣營之間的冷戰結束已經20多年，現在，新的冷戰似乎要在“民主”國家之間興起。圍繞烏克蘭問題，俄羅斯與歐盟、美國劍拔弩張。如果説冷戰時代的每一場危機都伴隨着一次專斷，則新“冷戰”的每一次危機都伴隨着一場“選舉”或者“民運”。從阿拉伯世界到歐洲乃至華爾街，以“民主”為旗號的街頭政治乍暖還寒。用普京在克里米亞入俄前夕演講中的話説，“阿拉伯之春”早就變成了“阿拉伯之冬”。美國大使在利比亞被“民主”後的民眾殺死，還只是危機波及西方的小小開始。在歐洲中心出現的經濟低迷、黨爭亂象以及烏克蘭的大亂局，使得説説話就能掩蓋危機的時代一去不復返。近日，以善於歌唱著稱的《經濟學人》雜誌開始嘗試説出這個危機了。
3月1日，《經濟學人》最新一期發表封面文章《西方民主病在哪兒》，觀察者網全文翻譯刊出後，引發讀者熱議。與此同時，西方讀者也圍繞這個話題展開了激烈爭論。
應該説，西方“民主”本身遭遇質疑和挑戰並不是新鮮事情，只是隨着西方在“冷戰”中勝利、在蘇聯瓦解後通過金融掠奪從經濟上吃飽，西方話語獲得空前勝利，作為符號以及想象的西方民主才獲得空前的影響力。但事實與符號的不同一直被有識之士揭露。隨着中國崛起和西方自身危機的發生，作為上層建築的西方“民主”已經無法掩飾自身危機。經濟危機波及西方話語本身的穩固。越來越多人放棄教條，開始正視問題。
在中國，這一波反思在2011年開始掀起小高潮。那一年發生動車事故，沉迷於老思維的“意見領袖”們藉機攜裹新媒體發起對高鐵和中國體制的話語圍剿，這一切在今天看來已經顯得可笑。但在當時情況下，部分有識之士以及新興媒體拒絕人云亦云，重新對比思考中西體制問題，逆勢前進實屬不易。比如2011年7月間春秋綜合研究院邀請著名美國政治學學者、亨廷頓學生福山教授與中國政治學學者、觀察者網專欄作家張維為教授對話中國文明模式。早在1990年代就以“歷史終結論”聞名，斷言中國也將步蘇聯後塵的福山，在中國學者影響下，開始反思自己原先的判斷。
密涅瓦的貓頭鷹在西方的黃昏之後飛起。此後圍繞中國發展模式的討論不斷攀升新境界，例如在2012年4月舉辦的倫敦書展上，由觀察者網參與組織中國單元研討會，國際知名學者如中俄關系專家馮紹雷、物理學家經濟學家陳平、《當中國統治世界：西方世界的衰落和國際新秩序的誕生》一書作者馬丁·雅克、前北約秘書長哈維爾·索拉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埃德蒙德·菲爾普斯、《金融時報》首席評論員吉迪恩·拉赫曼等激辯中西治國模式，思考中國發展模式帶給世界的啓示。此類高峯討論大大突破之前知識界囿於“民主/集權”、“私有/國有”、“政府/社會”之類老範疇的陳舊爭論，在中西對比中發掘出中國文明新的政治生命力。
此後這股反思浪潮開始向更廣泛的知識圈子乃至社會傳遞，一些媒體人開始通過新興媒體向民眾尤其是接受過高等教育的公民傳達這類訊息。即便是最有堅持的西方媒體也開始鬆動。
《經濟學人》作為一份在自由知識界喜聞樂見的“夜鶯”刊物，對民主自由的反思也拉開了新的序幕。
“夜鶯”承認了什麼
“民主在全球的發展停滯了，甚至可能已成逆流。”《經濟學人》此番表態，在西方媒體實屬振聾發聵。現實背景則是萬眾矚目的“阿拉伯之春”變成了“阿拉伯之冬”，茉莉花革命大步邁進歐洲，不僅烏克蘭、土耳其等歐洲邊緣國家發生動盪，在英法等老牌“民主”國家也先後發生大規模騷亂。埃及、泰國、烏克蘭等地的局勢使西方鼓吹的“投票民主”騎虎難下。每一次“美好”願望都遭遇現實的冰冷反饋。《經濟學人》説道：“1980至2000年間，民主只是遭遇一些小挫折，但2000年以來，面臨的障礙越來越多。”是的，“民主”危機在2000年之後突然加速，彷彿之前的民主和諧只是壓抑了太多憤懣與不平的假象。俄羅斯的“民主亂象”、伊拉克戰亂、埃及反覆政變到票選軍人統治，都讓“民主”的故事連連受挫。
以善於講故事洗禮人心的《經濟學人》該如何面對不曾想到的現實故事？應該肯定的是，《經濟學人》沒有急於圓故事，而是鮮明指出“民主”的危機源自哪裏——2008年的金融危機和中國近年來的崛起更是讓民主飽受質疑。
嚴格説，第一個原因屬於同意反覆式的廢話。因為金融危機本身就是西方體制問題的一個後果，《經濟學人》卻又將之視為危機的原因，陷入自我論證的循環。但民主話語的危機卻的確產生於金融危機帶來的沮喪情緒。論述金融危機發生機制不是本文主旨，但金融危機的持續蔓延，政府處置進退失據，各種政治醜聞層出不窮，暴露西方體制自我調整和自我糾錯能力的缺乏，使得“西方民主具有的自我糾錯能力”變成一個漫長的空頭支票。西方世界陷入類似“西線無戰事”一般的慢性焦慮中。有的國家以借債度日（法國早已經是破產政府）、有的國家討好選民短期需求而忽視長期投資和結構改造，有的國家出現公然承認腐敗卻仍贏得選舉的政黨（冰島“最好黨”，多麼到位的名字！），令人大開眼界的同時，也讓西方自由民主制度的神聖“光環”不再。國家治理重任變成了利益集團和政治戲子的兒戲。越來越多的西方有識之士隨即開始質疑，選舉民主體制真的像他們一直認為的那樣對大多數人都好嗎？
金融危機始發於美國，“泄洪”於全球，似乎“一切盡在掌握”，可中國遠在另一半球，其強勢發展令西方世界無法控制。《經濟學人》説：“中國共產黨打破了民主世界在經濟發展方面的壟斷。”在《經濟學人》看來，共產黨對輿論的緊密控制恰恰證明了中國政府對民意的關切，穩定的選賢任能機制使中國領導人有能力處理國家建設方面的重大問題——這些問題可能困擾民主國家數十年，誰的效率高不言而喻。兩者構成了中國共產黨的模式，一種比民主制度效率更高、更能代表大多數人聲音的模式。正是這種模式讓“中國僅用了兩年時間就實現2.4億農民享受養老保險——這要比美國公共養老保險體系的總人口多得多。”《經濟學人》換了個思維看以往中國那些被天真自由主義者詬病的事情，原來別有洞天。
《經濟學人》反思的是什麼民主？
這並非《經濟學人》第一次反思民主。2011年4月23日一期的《經濟學人》封面報道就曾對美國加利福尼亞的民主進行深度調查——“哪兒都出錯了：加州民主失靈專題調查”。文章説，加州的直接民主使加州政府無法在既定時間內通過財政預算，導致鉅額赤字和混亂秩序。這也是為什麼僅僅隔了一代，加州的信用評級就從名列前茅跌至幾乎是全美最差。《經濟學人》在該文中警醒全世界選民，極端民主可能讓國家重蹈加州的覆轍。1996年克林頓政府關門、2013年10月1日奧巴馬政府關門，不僅僅是美國驢象之爭的意外後果，更是西式民主制度整體衰落的影子。
時隔三年，《經濟學人》這篇封面報道同樣提到了加州，但它卻成了“最鼓舞人心的例子”：作為地方政府的代表，“最近五年，加州引入一系列改革措施”。於是，加州似乎將要拯救美國。於是，在堅持了近萬字對西方民主的望聞問切之後，文末調子一轉。“民主是20世紀意識形態之爭的偉大勝利者”，還引用托克維爾：“（托克維爾）在19世紀時指出，民主的外表總是看起來比內在虛弱：表面上各種混亂，實際上卻具有很多內在力量”。讓讀者感覺“像是兩個人寫的”、“前後完全兩碼事”。
在網友看來，作者筆下的民主彷彿披着兩張皮。那麼，《經濟學人》所反思的到底是什麼民主呢？
首先是雙重標準的“民主”。《經濟學人》稱：“要不是穆爾西和亞努科維奇謀取權力，激怒同胞，前者就不會呆在監獄裏，被送上法院的被告席，後者也就不會流亡海外。”《經濟學人》網友CHBlackman指出：“法西斯政變以叛國罪驅逐、囚禁一名民選總統，這種事情什麼時候會被接受？如果這樣的情況發生在西方政治範圍內，作者會接受嗎？很明顯，不會。”
雖然繼續遺忘巴林（2011年，巴林70%的公民上街抗議，美國總統奧巴馬卻公然支持沙特阿拉伯參與鎮壓），《經濟學人》還是頗為“全面”地回顧了阿拉伯政壇的激盪，稱：“埃及局勢與敍利亞戰爭、利比亞無政府狀態一道打破了阿拉伯之春的希望。”
其次是兩個世界的“民主”，《經濟學人》稱之為“新興民主國家”和“老牌民主國家”。作者雖然仍借布什和布萊爾堅持“普世的追求”，但也不得不承認新興與老牌的差異，並承認“民主還是一種基於文化的實踐”。這不啻為該刊的一大進步，可讀者對這種劃分仍不買賬。Sujit65説：“這篇長文一次都沒有提到‘不平等’，可這是我們這個時代的主要問題，這才是世界被劃分的理由。”
為何會有這種雙重標準和不平等？《經濟學人》當然不可能回答自己規避的問題，但讀者看出了端倪。《經濟學人》稱：“有限政府的概念是二戰後民主復興的必要因素。《聯合國憲章》（1945）和《世界人權宣言》（1948）設定了各國政府不可踐踏的人權與規則，即使大多數人希望政府這麼做。”seenisa反駁道：“1999年小布什總統上任後，美國盡幹踐踏這些權利與規則，以及《日內瓦公約》和美國憲法的事，這些是‘民主’的必要因素嗎？”
不平等是普遍的，從美國主導的國際社會到美國國內。《經濟學人》固然“客觀”地提到了一些老生常談的內容，例如“金錢獲得了美國歷史上前所未有的政治影響力。數以千計的説客（平均每位國會議員有超過20名説客）讓立法過程變得更為冗長和複雜，讓特殊利益集團更有機會參與其中。”但讀者仍對此文失望。Jeroen Geneva説：“文中有些數據和歷史，可完全否認了現有的社會學研究：例如民主國家政治經濟結構的演變、給富人減税的影響、社會不公等等。”J. Kemp則認為，美國的“合法腐敗”和“利益集團操縱”的問題超過《經濟學人》所描繪的程度，美國公民“無處可逃”，銀行、保險、律師、醫療、會計等都在收買立法者，成了“購法俱樂部”（law-buying clubs）。The_SJenk主張：“多數人的聲音不能被部分人的聲音沖淡。”
《經濟學人》描繪的還是沒有層級的“民主”。讀者seenwoe和nevermindthiscrazyperson在其評論對答中表示，《經濟學人》一會兒談國家，一會兒談州，一會兒談超級大國，一會兒談寡民小國。實際治理是有層級的，可“民主”在《經濟學人》這裏不分大小眾寡，脱離實際的“民主”只能是空洞的單詞而已。面對全球化和國內的跨地區挑戰，兩位網友主張中央（聯邦）權力要更大，而非碎片化的“民主”，這種趨勢必然會影響民主的政治內涵。
當然，睿智的《經濟學人》編輯不可能完全忽視這樣的趨勢，雖然一味重複那句老話——要把國家力量放在“必須得到制衡”的位置，以相當大的篇幅闡述應如何限制“政府權力”，言論自由、結社自由必須得到保障。但讀者seeniin明確表示：“這篇文章沒有説服我。民主的主要弱點不是政府過度擴張。讓我們回溯現代民主的根源所在，即19世紀的自由主義，顯然它是建立在文化實力和制度性力量之上的。政府也是民主的必要元素，而不是投票箱的補充。”
在首發本文中文版的觀察者網，有讀者@冬季木有暖和天 表示，文章“洋洋灑灑一大堆，關鍵結論卻沒什麼價值。作者跳不出自己肚子裏固有的民主定義，無論自己怎麼繞，也跑不出他自己如來佛的手掌心。”《經濟學人》為“民主”戴上了頗多定語和修飾，或忽略了種種關鍵問題，也就不難理解，為何面對如此多難解的現實問題，作者仍能筆鋒突轉，把他們心中的“民主”稱為“20世紀意識形態之爭的偉大勝利者”。
中國是威脅還是榜樣？
中國被西方認為是“不民主”的國家，卻正以自己的方式實踐着民主。就連《經濟學人》最後宣揚的民主新典範、改革有力的加州，也讓網友想起中國的成功。Perry Clitheroe認為：加州民主黨佔多數和中國的一黨制相似，這是不是政客們不再擔心選票，所以願意妥協解決問題？
不少外國網友表示，《經濟學人》對中國存在偏見，中國模式確實值得學習：
Nevermindthiscrazyperson：文章不錯，不過我對所謂“中國模式長遠看不是民主的對手，雖然它現在看上去很厲害”的觀點不敢苟同。一直重視公眾意見和訴求的政體算集權政體嗎？中國當然有些專制的做派，但是過去40年來她變得越來越自由，我們不能忽視這一點。問題是，中國將來能否堅持“不走老路”。
sewmmlw：“共產黨的嚴控”不代表中國人在日常生活中缺少自由。目前來看，管控只會讓這個泱泱大國更有秩序。
有些網友提出的方案頗有“中國特色”：
CAMPTex：美國投票者和政客要明白短期消費和長期投資之間的區別。要重新調整政策，將重點放在減少短期投資上，短期投資對我們一點好處都沒有。
engineer_sciin：我們要加強相互間的關係——家庭，朋友，同事，組織，尊重相互間的差異，使之成為核心價值觀。
當然，即使是《經濟學人》做出的有限反思，也有讀者激烈反對：
Ghentis：沒有人想複製中國模式，沒人想推進一黨制的資本主義制度。菲律賓和印度比中國窮很多，但它們也不想要中國的制度。作者的經濟史知識也貧得可憐啊。日本、韓國、台灣的崛起跟中國（大陸）是一樣的。但它們並沒有摧毀民主，反而越來越民主了。我們為什麼要相信中國是個例外呢？每個快速崛起的經濟體都認為會永遠保持專制政體，錯了。中國更大、更復雜，民族問題越來越嚴重，它已經不那麼穩定了。經濟學人老是強調中國取得了巨大成功，將改變世界秩序，但卻無法回答中國跟其他一黨制資本主義國家有什麼區別。當然，除了中國比較大之外。
Giant Tortoise iawmaij：我覺得中國的崛起不會對民主構成威脅。歷史上有過類似的事件。在現代史上，鄧小平並非首個專制領袖，他前面還有拿破崙、明治天皇、俾斯麥、鐵托。以現在的標準衡量，19世紀的英國也不那麼自由和民主：沒有普選，種族歧視、階級鬥爭。中國目前也有很多遠未解決的社會問題。當然中國比40年前好很多了，這點我們都贊同，可是很難説中國和美國哪個運作得更好。中國取得了很大進步，但未來充滿未知。
iswlmol：對中國的看法很片面。中國的人均GDP才多少？人均可支配收入才多少？能跟中歐的“新”民主國家相提並論嗎？
不過這些反對理由對於中國讀者來説比較常見。在中國新媒體上一度充斥着此類老生常談的理由。
尾聲：不僅僅是民主病了
在《經濟學人》有限反思的基礎上，有讀者開始思考更多的問題。比如《經濟學人》網友Va6mgNs876認為：“本文完全沒有考慮西方民主舞台上最強勢的角色之一——大眾媒體，如BBC和CNN。它們：1）在影響公眾態度上比政客更有影響力；2）是未經選舉的精英，卻能設置政治和文化議程；3）煽動人們反對某些政客，贏取利益；4）最主要的是，受命將現實過度戲劇化；5）鼓勵那些抱有‘我能怪罪誰’的想法的青少年支持人性説。不必驚訝，媒體濫用權力是從來不會在媒體聚光燈下的一個故事。”這位國外網友的警醒，大約對中國日漸興起的媒體控制政治議程現象也有所警示。如果連法院也要傾聽媒體，那麼法律的獨立和神聖在哪裏呢？畢竟，中國模式也需要不斷地維護與改進。
不過關於媒體政治，這又是另一個話題了。《經濟學人》何時也出個封面報道，説説西方媒體的這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