邁克爾·麥克福爾：直面普京的俄羅斯
3月18日，俄羅斯普京與克里米亞和塞瓦斯托波爾代表簽署入俄協議，兩地正式成為俄羅斯行政區。《紐約時報》網站3月24日刊發剛剛卸任的美國駐俄大使麥克福爾文章。文章認為，普京吞併克里米亞的行為終結了歐洲的後冷戰時代。麥克福爾強調，歐洲的這場新對抗並非由美國挑起。美國在冷戰中並未完全獲勝。
作者邁克爾·麥克福爾不僅是剛卸任的美國駐俄大使，還是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前首席俄羅斯政策顧問，被認為是最資深的俄羅斯問題專家之一；本文反映了美國政府精英對克里米亞和俄羅斯的普遍看法。觀察者網全文翻譯，以資讀者參考。以下為全文：
《紐約時報》文章認為，普京吞併克里米亞終結了歐洲的後冷戰時代。
俄羅斯總統弗拉基米爾·普京吞併克里米亞的決定終結了歐洲的後冷戰時代。自戈爾巴喬夫—里根時期以來，後冷戰時代的定義受俄羅斯和西方的合作與衝突所左右，但總隱含着一種意味：俄羅斯正漸漸融入國際秩序。僅此而已。
我們這個新時代是被意識形態衝突、民族主義復興和領土侵佔所定義的——在一定程度上，這個時代與20世紀歐洲那段悲劇的衝突階段相似，不過也有重要的區別，而明白這些區別，對於美國製定未來幾十年成功的外交政策至關重要。
我們沒有尋求這些對抗。這個新時代自己纏上了我們，因為我們沒有完全贏得冷戰。共產主義衰弱了，蘇聯消失了，俄羅斯力量變小了。但是，蘇聯體制的崩潰並沒有將俄羅斯平穩地引向民主和市場，或是讓俄羅斯與歐洲融為一體。
部分俄羅斯人提出了這一宏大的革命性變遷議程。產生的後果就是：蘇聯帝國（目前為止）相對平靜的崩潰、一個比從前富有的俄羅斯社會、對個人權利更好的保護，以及時而起作用的民主體制。
但是，引入民主的同時，經濟的蕭條和帝國的喪失也生髮了反革命之潮——對舊秩序的留戀，對冷戰結束這一説法的憎惡。
支持者並非多數。而其中一個支持者——普京——的上台並非勢所必然。甚至連普京自己的想法都會時不時地發生變化，糾結於懷念過去的體制和現實地接受俄羅斯要前進的需要。
德米特里·梅德韋傑夫，一個自由主義者、西方學習者，當普京2008年選擇他作為其接班人時，俄羅斯的內部轉型加快了腳步。雖然2008年俄羅斯入侵格魯吉亞使俄在一段時間內受到孤立，但它融入了已有國際秩序，最終重奪聲勢。
我在政府工作的最初幾年，見證了梅德韋傑夫總統和奧巴馬總統在相互利益問題上的合作——削減戰略武器新條約，對伊朗的新制裁，協助開闢通往阿富汗的新補給通道，還有俄羅斯正式加入世界貿易組織。這些“重置”的結果促進了美國的多項重要國家利益。民主黨共和黨政府都實行的美國後冷戰政策看來又開始起作用了。
2012年普京再任總統時，勢頭有所減弱，之後就停滯了。成千上萬的俄羅斯人在反對偽選舉，還有更多的人在反對不負責任的政府，普京就是在這個節骨眼上重新上台的。如果説大部分俄羅斯人在普京的前兩個任期中（2000-2008年）對他加以褒揚，認為他讓這個國家得以復甦，國家經濟得到發展，那麼有一部分人（不是所有人）希望在普京的第三個任期中得到更多，但他卻沒有給出明確答覆。
對於莫斯科的年輕人、受教育者和那些並不因為普京（自認為）讓他們變得有錢而感激他的富有的抗議者，普京特別生氣。因此，他轉而後退，限制那些懷念蘇聯時期的個人行為。他攻擊獨立媒體，抓捕示威者，要求有錢人把財富帶回家。
除了更進一步的獨裁，普京還需要一個敵人——美國——來加強他的正當性。他的政治宣傳家們播放的段子裏，有關於美帝國主義、推翻普京政府的邪惡行為和蓄意計劃。作為駐莫斯科大使，我經常是這些虛構作品中的主角。
俄羅斯領導人的反美叫囂以及與國家電視台的呼應，在普京吞併克里米亞的時候達到了白熱化的程度。他讓別人明白他在接受西方的對抗，不再受國際法和國際規則的束縛，不怕揮舞俄羅斯強權來改變國際秩序。
普京做出了一個戰略性轉變。美國也必須吸取過去與莫斯科的衝突中得出的教訓，通過選擇性牽制和承諾的政策。
上世紀紮根於意識形態的矛盾引人關注。一個修正主義的獨裁者煽動了這場新對抗。不是我們。不是“俄羅斯”開啓了這個新時代。是普京。在入侵克里米亞前的兩年，他極大地削弱了俄羅斯的民主體制，隨後又禁止獨立媒體發佈他在克里米亞奪取領土時的消息，這不是什麼巧合。
與上個世紀相似，獨裁與民主的意識形態之爭也重返歐洲。由於民主體制從未在俄羅斯完整紮根過，這場戰鬥也從未完全消失。但如今，民主社會要認識到普京的獨裁統治，並且要接受反抗這一體制的知識性和規範性的抗爭，要用我們先前在歐洲與反民主政府之間的抗爭那樣的精力。
和從前一樣，克里姆林宮既有意向又有能力利用軍事、金錢、媒體、秘密警察和能源，去破壞政府和國家。
這些相似性告訴我們之後的一些政策走向。最重要的是，烏克蘭必須以一個民主的、市場經濟的國家的身份成功。在它的改革列表高位，必須是能源效率和多樣化，還有軍事和腐敗改革。該地區其他國家，像摩爾多瓦和格魯吉亞，也需要緊急支持。
二十世紀，那些堅定地站在我們這邊的國家必須得到保障和保護。北約行動很快，但這些努力要維持住，必須在前線國家佈置更多的軍事力量，對部隊更多的訓練和整合，以及減少北約國家對俄羅斯能源的依賴的新努力。
另外，就像從前那樣，現行政權必須要隔離。試圖通過承諾、聯合和言辭來改變克里姆林宮行為的戰略現在已經沒用了。俄羅斯不再是八國集團的成員，無法加入經合組織，或是導彈防禦談判失敗。我們必須取而代之進行制裁，包括對宣傳家、國有企業、與克里姆林宮有聯繫的銀行家——這些人都是普京強權下的工具。相反，個人以及與政府沒有瓜葛的公司應該得到支持，包括那些將財產挪出俄羅斯或是移民出國的。
最後，就像在二戰和冷戰期間那樣，如果重大利益有重合，我們和我們的盟友現在可以與普京合作。但這種承諾必須被理解成是嚴厲制裁，而不是把俄羅斯重新拉回來接受國際規則和價值。這就是他應該看待這一承諾的方式。我們也是。
同時，很多重要的差別區分了冷戰或內戰以來歐洲的這次新對抗。大部分差別對我們有利。有些則不是。
首先，不像共產主義或是法西斯主義，普京主義在俄羅斯以外很少受到歡迎。即使是在俄羅斯國內，勇敢的民間團體領導人仍然反抗獨裁、戰爭和狂熱國家主義，並且成功動員成千上萬人反對普京的介入，然而更多的靜默的人會抱怨這個新時代的到來。
在上一份工作中，我每天都會碰到這種沉默的懷疑者——在政府，商界，社會。危機中，市民圍繞旗幟而聚，進行着政治宣傳。但普京的國家主義主要是受不成熟的前蘇聯反美主義所鼓動。繼續用美國包圍和內部干涉來嚇唬俄羅斯人，將難以為繼。他們太聰明瞭。
其次，普京的俄羅斯沒有真正的盟友。我們必須讓它保持這種狀態。拉大中國與修正主義俄羅斯之間的距離尤其重要，這就是在促成中亞和高加索部分國家的獨立。
另一個區別就是，俄羅斯軍事力量只是蘇聯力量的影子。新的全球衝突是不可能的。但是俄羅斯的軍事仍在威脅其周邊國家，因此歐洲必須加強防衞，西方政府和企業必須停止幫助俄羅斯的軍事現代化。
一個明顯的區別就是，在上一次僵局中，還沒有互聯網的存在。克里姆林宮最近隔斷獨立信息的做法令人擔憂，但傳播的革新保證了今天的俄羅斯人不會像他們的祖輩那樣被隔離。
與世界更多的接觸讓俄羅斯人能對自己的處境做出比較分析。這是一個強大的工具，並且需要在學習交流、同齡人對話，還有俄羅斯私營部門及其國際合作者之間的聯繫中加以支持。
不過，有兩個重要的區別在弱化我們。首先，美國沒有了上個世紀那樣的道德權威。作為大使，我發現，當俄羅斯人問我關於伊拉克問題時，我難以捍衞對主權和國際法的承諾。美國民主的一些實踐也無法激勵他國觀察家。想要在這場新衝突中勝利，我們必須恢復美國的榜樣形象。
其次，我們正在忍受不參與一些國際事務。在兩場戰爭後，這無法避免，但我們不能晃得太遠。我們退一步，俄羅斯就進一步。國會和白宮領導人都在一起努力向世人發出信號：在這場新的鬥爭中，我們已經準備好了領導自由世界。
美國——還有那些想要在富裕、民主的俄羅斯生活的俄羅斯人——將在歐洲的這場新衝突中獲勝。過去一個世紀，民主以令人矚目的速度加強着，而獨裁在持續衰落。尤其是在有着良好教育、富有的城鎮社會，如俄羅斯，民主最終紮下了根。一個民主的俄羅斯不會總是和我們一樣定義其利益，但是會和其他民主國家成為更為穩定的夥伴。
我們無法判斷俄羅斯現在的獨裁政府能持續多久。但是面對新威脅，審慎、現實的戰略將有助於縮短我們剛剛踏入的這個悲劇的時代。
（英文原載《紐約時報》網站2014年3月24日，原標題：Confronting Putin’s Russia；作者邁克爾·麥克福爾曾任美駐俄大使、奧巴馬政府國家安全委員會前首席俄羅斯政策顧問。觀察者網張苗鳳/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