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中國智庫何懼跨國交流？

在中國，智庫仍然是新生事物，對外交流和合作的歷史也不長，但相比官方辭令和學術交流，智庫被認為是中外思想磨合最好的潤滑劑，在國際舞台上具有巨大的正效應。

以民間智庫上海春秋發展戰略研究院為例，就曾多次組織和參與跨國交流活動。3月27日，在中法建交50週年及習近平主席訪歐之際，春秋發展戰略研究院和法國分析、預測與戰略中心等機構在法國外交部大樓共同舉辦“面向未來的中法全球夥伴關係”論壇，中國外長王毅、法國外長法比尤斯等中法嘉賓到場發表重要演講，觀察者網作為媒體合作伙伴共襄盛舉。

在更早的2012年4月倫敦書展上，春秋發展戰略研究院、觀察者網曾主辦“中國道路”國際論壇，引發廣泛關注。春秋發展戰略研究院致力於研究中國發展道路，研究員張維為、李世默、陳平、宋魯鄭等也常受邀到國外講學，在國外媒體發文，讓世界更好地瞭解中國模式。

本文作者王文為原《環球時報》社評起草人、現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執行副院長，長期參與中外智庫交流活動。文章為作者特別提供觀察者網，以資讀者參考。

3月27日，春秋發展戰略研究院和法國分析、預測與戰略中心等機構在法國外交部大樓共同舉辦“面向未來的中法全球夥伴關係”論壇，照片為觀察者網專欄作者、中歐論壇創始人高大偉獨家提供

在中國，智庫仍然是新生事物，智庫的對外交流與合作歷史不算長，頻率也不算高。橫向比較，智庫的跨國交流不會像官方外交那樣機制化、高層化，不會像媒體報道那樣日常化、大眾化，也不會像大學合作那樣學術化、理論化。然而，單純從思想溝通的角度看，尤其是在一些有針對性的現實問題上，智庫卻是中外思想磨合最好的潤滑劑。相比官方辭令與外交溝通，跨國智庫交流更方便，更能去敏感化。在智庫交流中，參與者可以完全放下不必要的政治顧慮，非常放鬆、豐富、充足地闡述各方立場與觀點。

2014年2月21日，由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RDCY）、英國貨幣金融機構官方論壇（OMFIF）和中國人民大學國際貨幣研究所（IMI）等三家智庫聯合撰寫的《中國資本賬户自由化：來自外國經驗的比較分析》研究報告在京發佈。這是國內首次由中外智庫共同撰寫的關於資本賬户自由化的研究成果。國內數十家媒體報道了這份報告，不少金融決策者也關注到該報告。

資本賬户自由化的研究相當敏感，涉及民眾與投資機構的切身利益。作為主要組織方，筆者在半年多的準備時間裏，體會到了中外智庫合作的諸多難處，尤其是在思想磨合上，需要克服的問題相當多。幸好，從效果上看，這份報告應該算是成功的。因此，筆者希望能趁熱打鐵，把一些心得寫下來與讀者分享。

為什麼跨國智庫交流很有必要

在中國，智庫仍然是新生事物，智庫的對外交流與合作歷史不算長，頻率也不算高。橫向比較，智庫的跨國交流不會像官方外交那樣機制化、高層化，不會像媒體報道那樣日常化、大眾化，也不會像大學合作那樣學術化、理論化。然而，單純從思想溝通的角度看，尤其是在一些有針對性的現實問題上，智庫卻是中外思想磨合最好的潤滑劑。

相比官方辭令與外交溝通，跨國智庫交流更方便，更能去敏感化。在智庫交流中，參與者可以完全放下不必要的政治顧慮，非常放鬆、豐富、充足地闡述各方立場與觀點。這種智庫交流有一些觀點可能會有偏差，但是會成為對方思考中國、提供切實客觀對華政策智庫方案的重要參考，為防範戰略誤判提供了必要的條件。

相比媒體報道與輿論論戰，跨國智庫交流更嚴謹，更能聚焦問題。在智庫交流中，參與者可以不必考慮博人眼球、民眾接受度等因素，非常專業、厚重、富有耐心地交換各自的看法。這種智庫交流對於深入瞭解中國具體議題，尤其是專業性、行業性很強的問題更具有積極作用。

相比大學交流與學術切磋，跨國智庫交流更務實，更能關注現實。在智庫交流中，參與者可以拋開理論束縛與學術窠臼，細緻、全面、綜合地闡述本方就某個特定議題的思考或顧慮。這種智庫交流對思想的跨國傳播，尤其是在對方國決策層、精英層的傳播極有幫助。

可惜的是，目前跨國智庫交流與合作仍有待加強。以某國內排名相當靠前的大智庫為例，據公開資料顯示，2013年上半年立項的國際合作研究項目僅8個，主辦或參與主辦的涉外會議12個，向國外知名智庫派出研修人員僅４名，這個數量對於該擁有數十個下屬研究機構、上千僱員的智庫而言，數量實在是太小，質量也不太高。

更令人擔憂的是，長期以來，不多的中國智庫與國際智庫研究合作進程中，中方很容易處在被動、受牽引的地位，很難在研究方法、結果與進程上佔有主導權，這使得中國思想的對外傳播大大受到限制，有時還遏制、削弱了本應該不斷提升的中國軟實力。從這些方面看，如何提升跨國智庫合作與交流的數量和質量，是中國智庫未來發展的重要議題。

2012年4月16日，春秋發展戰略研究院、世紀出版集團、觀察者網聯合舉辦倫敦書展特別論壇——“中國浪潮”國際高層論壇

為何中國智庫怕跨國交流

據筆者觀察，在中國，國際研究領域（包括外交、世界經濟、國際金融等）的學者對中外智庫交流最為熱衷。這首先是出於研究本身的需要，也因為這批學者大多英語水平高，不少還是“海歸”，與海外智庫學者的交流自然很多。然而，其他領域的學者，如偏重於國內社會、政治、經濟、區域問題等智庫交流就少很多，人文科學方面的交流量就更缺少了，在中西部地區的研究機構，類似國際交流更是稀缺。

除了研究領域差異造成的國際交流偏好下降，語言能力不足以支撐國際交流之外，筆者認為，還存在其他一些值得扭轉的智庫研究傾向。

第一，國內議題研究不應閉門造車，而應開門做研究。

一些善於研究國內議題的智庫學者以為，老外不可能瞭解中國，尤其是目前中國發展日益複雜，問老外是沒有用的。筆者親歷一位農村研究的智庫學者曾在主題是“中國農村發展”的國際研討會上，對一位歐洲學者的觀點嗤之以鼻，認為對方講的根本就是皮毛。

事實上，且不説對方講得對不對，即使是錯誤或不完整，那不更顯得跨國智庫交流的重要性嗎？目前世界關注中國的熱情與日俱增，國內議題研究的智庫學者，更應抓住機會，敢於走出去，也善於請進來，把中國國內政治的客觀進程、國內經濟的事實情況、國內社會的複雜博弈等向海外解釋與傳授，這樣將大大提升國外智庫對中國事實情況的掌握，擺脱舊有的西方理論套路來看中國。換句話説，過去中國學者當慣了發達國家的好學生，現在也要學着當好老師。對此，智庫學者責無旁貸。

第二，國內議題研究不應自説自話，而需要國際話語。

跨國智庫合作想要在一些敏感問題上達成共識，至少實現理解雙方難處，瞭解雙方觀點的程度，通常會受到智庫天生具有的意識形態、價值偏好以及國別立場等因素的阻礙。

以2月份筆者所在單位與英國智庫合作的中國資本賬户開放研究為例，國外的視角通常是處於批判與消極評價的態度，認為中國偏於保守，開放進程太慢，但事實是，中國資本賬户開放一直都處於循序漸進中，既要不斷提升金融效率，又要確保金融穩定，推動中國擁有抵禦金融危機的應對能力。這高度考驗中國金融決策者的把控力，也是國際上許多大國在開放進程中所不具有的。要把這層意思説清楚，且能讓對方聽懂，最好還能接受，進而使報告達到一個雙方都滿意的結論，就需要充分溝通、交流和解釋，且要用國際話語的邏輯。這正是跨國智庫合作的重大意義所在。

第三，國內議題研究不應只靠國人，而應有包容之心態。

筆者常去上海浦東陸家嘴、北京金融街，常會感慨：為何旨在打造國際金融中心的中國兩大金融重心，外國人的比率卻那麼少？且不比紐約華爾街、倫敦金融城，就是比起香港、新加坡，國際化程度也還是差很遠。智庫領域也是如此。

美國智庫強大的一個重要原因，在於它能吸納各國人才來研究各國。比如，在美國，研究中國政治，不少美籍華人學者做出了巨大貢獻；但在中國，幾乎沒有純美國學者為中國外交智庫工作，提供對美研究的地道諮詢。從這點看，缺少足夠多的外籍僱員，是中國智庫跨國交流的重大障礙。

如何提升中國智庫的跨國交流水平

2013年4月，習近平總書記首次提出建設“中國特色新型智庫”的目標，將智庫發展視為國家軟實力的重要組成部分，並提升到國家戰略高度。這是迄今為止中央最高領導專門就智庫建設做出的最為明確、內涵最為豐富的一次重要批示，也是繼十八大報告裏明確提出“發揮思想庫作用”後中央對智庫建設更深層次的闡釋和表態。

建設“中國特色新型智庫”，至少有兩個重要含義：一是對內，為中央的科學決策提供高質量的智力與思想支持；二是對外，為紮實推進國家的公共外交和對外傳播起到實質性的輔助與補充作用。

中國智庫的國際化水平不足，是有目共睹的事實。知恥後勇。隨着中國實力與國際影響力的提升，智庫的國際化水平也水漲船高。比如，中國智庫學者的整體外語水平逐年提升，中國人對外心態越來越開放，越來越多的國外學者願意到中國“淘金”，此時，提升中國智庫的跨國交流水平，就不再是“道”的問題，而是在“術”的層面。

筆者建議中國智庫至少可以在兩方面做出“立竿見影”的努力：第一，勇於邀請外國“退休老幹部”為中國獻計獻策。過去一年，人大重陽邀聘瞭如倫敦市前商業與政策署長（相當於副市長）羅思義、羅馬俱樂部前秘書長馬丁·李斯等數位前政要擔任外籍高級研究員，收到了非常好的效果。他們的智慧與建議是能夠為中國發展提供很好借鑑的。

第二，敢於邀請外國智庫一起研究敏感議題，通過項目合作，糾正、補充和完善他們對中國的傳統認識。過去一年，人大重陽展開了數輪與國外智庫的合作，相互磨合，逐漸前進，取得了不少進展。無論這些合作能夠有多少最終轉化為決策影響力，僅合作本身，就具有極強的現實與國際意義。

（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新浪微博：@人大重陽，微信公眾號：rdcy2013）